苏晓康:那厢升起过一朵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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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美军战略司令部指挥官查尔斯·理查德上将称:五角大楼正在严肃应对俄罗斯核武威胁。普京主管国安的副手梅德韦杰夫已经对乌克兰战场威胁使用核武器。

人类有过两次热战,
热战之前是冷兵器时代,
热战几乎引爆核战,
于是冷静下来就成了冷战,
中美冲突引发了一场冷战2.0,
然而,来的却是温战(瘟战)——细菌战,
不料,俄乌战争还将诱发核战。

中国文革一代,还有一个代际符号:挖防空洞的一代,因为他们摊上了一个有核幻想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声称「原子弹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你们怕我不怕,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看谁敢跟我打」,他也下令把中国城市下面统统挖空,所以那一代中国人是真实受过「核恐吓」的,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领袖。也因此,九〇年代江泽民对台湾搞「导弹危机」之际,我真的担心核战爆发,所以写了此文。它有一个副标题《核性格与核文化》。 】

中共导弹在东海的登场,发生了剧烈影响台湾政局、股票和人心的恐吓作用,这种手法,乃是近半个世纪冷战中使用频率最高的霸权政治伎俩,由于支撑这种恐吓的是1945年广岛长崎出现的“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颤的连续巨响”,和全城的尸横遍地,美苏、东西欧和中国大陆的人民,着着实实地被恐吓了五十年。这段恐吓的历史也真的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导弹在这片海域登场的时效,正好同极靠近这片海域的广岛灾难五十周年吻合,而美国正借此反省“广岛灾难”。再没有比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重迭,更引人深思的了。

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起初让人们意识到的,只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因为大国间使用原子武器发生了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未被重复过一次的广岛长崎,逐渐变成一个伦理的惨例,高悬在人类良知的上空,形成一个对文明的凄厉诘问。人类答复这个诘问的态度和智慧,至今还是非常低下的。八月间美国播出一部美日合制的纪实性电视片『广岛』,只是试图忠实地再现1945年的那个荒谬决策所产生的种种背景和细节,以政治的和军事的合理性,虚掩了深层的伦理焦灼。

二战后期的太平洋战争,美国遭遇了被他们解释为“一个不知道投降的民族”的焦土抵抗,美军对日军的越岛作战伤亡惨重,甚至1945年3月9日蜂拥而至的美军B-29对东京的“火攻”,造成18.5万人的伤亡,摧毁了26.7万座建筑物,依然无效,若攻入日本本土将更为惨烈。这是罗斯福放手让斯大林的机械化部队横越大兴安岭扫荡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的主因,由此造下了韩战和冷战的后患。该片生动地刻画了杜鲁门和他的幕僚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尚未问世的“那个炸弹”的无知,连研制者的估计也是顶多杀伤二十万人。这个数字在已经死了上千万人的二战正酣时,似乎毫不足以勾起杜鲁门们的恻隐之心。一条早就由克劳塞维兹所揭示的军事定则: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适应,已经够美国决策者拍版了。杜鲁门向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动机是多重的﹕吓阻日本的焦土抵抗,减少盟军的伤亡,制止斯大林对东亚的染指,甚至证明实施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工程的正确。当然影片也花了一半篇幅,去再现日本从天皇到陆军本部不肯投降的文化心理,为广岛长崎的灾难找出了一个不该由美国承担的责任。

只有当蘑菇云升起以后,这一切才变成一种不可理喻也无法辩解的荒谬。然而,不要说政客们,就是多数从事原子弹和远距离投射系统的科学家们,从广岛以后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研究对人类摧毁能力的极端非正义非人道性,可是人类却再也不能返回到这种恐怖武器发明以前的世界里去,剩下的问题似乎只是如何聪明地使用这个恶魔,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人类的核崇拜和核竞赛,核垄断和核扩散的历史。

斯大林在广岛爆炸后的第二天,就派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并且没用几年,在1949年原子装置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从此两强之间的核竞争,都以追求抹掉对方的能力为目标,由此出现被称之为“互相确保摧毁”的状态,从导弹潜艇、中程弹道导弹、氢弹、洲际导弹直至星球大战,一切只是为了缩短所谓的“导弹差距”,尽管耗费了任何其他工程和项目无法比拟的智力和财力,而所能达到的也只能是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但核武器仍因其威慑力而被视为保持大国地位的廉价手段。

拿广岛人作牺牲所验证的这种威慑力,被普遍地使用于冷战的世界,构成一种大大超出任何传统政治、外交手段的方式﹕核阻吓。这在1945年只是美国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以后便成为核大国说一不二的的杀手裥,专门用来对付非核国。这就发生了核扩散。核阻吓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的超级模式,其效力常常不是作用于公众而是首脑,它产生了对峙国首脑之间极为微妙的心理对话和较量,1945年那两颗原子弹实际上是炸到天皇心里去的﹔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是发生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两人内心的一场核大战,这场较量启动了核妥协。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学者,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注意过核时代的政治文化,对二战后中国大陆政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被核阻吓“扩散”出来的最不可测的核大国,这是一个由毁灭性恐怖滋养出来的政权,它在被恐吓之中学会了一切恐吓的密诀。

毛泽东是一个奇怪的核武狂,而他毕生对“那个炸弹”的知识没有超过广岛前的杜鲁门。 1957年11月他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时,独自跳出来反对赫鲁晓夫在核竞赛上试图对美国的缓和政策,赫鲁晓夫很纳闷,派米高扬去向毛解释核大战没有赢家的道理,毛听罢说道,原子弹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你们怕我不怕,中国有六亿人,死一半还有三亿,看谁敢跟我打﹖ ﹗米高扬吓出了一头冷汗。会议晚间,毛开口不离原子弹话题,向他的秘书们提出一串问题﹕你说三国时“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死了多少人﹖关云长的一把大刀是不是原子弹﹖核大战还能超过那个时候﹖

这不止是一种愚昧,而是被恐吓后的心理反常。 1950年韩战爆发,中国志愿军入朝后麦克阿瑟就曾对中共第一次使用了核阻吓。 1958年在中共炮击金门时,杜勒斯又对毛泽东使用了核阻吓﹙此事竟惹恼了戴高乐,决心以核武力构筑法国的独立大国地位,1960年法国核试爆成功的那天早晨,他高呼“法国万岁”)。巡弋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载有大量核子武器,使中共五十六十年代一直活在美国核阻吓的恶梦之下。 1958年毛有一次在南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夜里发生空袭警报,说有台湾的飞机朝南宁方向飞来,而南宁没有防空设施,连一个空军基地都没有,周恩来急调武汉的空军过来。这厢所有人都下了防空洞,但警卫却劝不动毛,此君硬是捧着一卷楚辞,秉烛通霄,第二天便当众大发雷廷,说:“蒋介石现在还敢把飞机飞到我的头上来,无非是杖着第七舰队嘛,无非是欺负我们没有钢造航空母舰嘛”。这个细节,甚至是可以用来解释毛利令智昏地发动全民(一亿人)大练钢铁运动,使大陆植被惨遭浩劫的最初动机的。

历史的复杂又在于,毛泽东的“核亢奋”主要是被另一个核大国苏联激出来的。 1956年苏共就以“苏联的核保护伞”为理由拒绝了中共对核技术的渴望,赫鲁晓夫还加了一句揶揄﹕“中国同志想搞原子弹,我怕是要连裤子都穿不上的”,中国元帅陈毅大怒﹕“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两弹﹝导弹、原子弹﹞”, 于是由另一个元帅聂荣臻挂帅,倾尽国中精萃和家当,以压倒一切国计民生的优先,和所有民用厂家的无条件协作,调上百万军工奔赴南疆,在荒野大漠里终于“孵”出“两弹”。 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蘑菇云窜上漠北青天时,中国人有某种一洗1840年以来“靖康耻”的狂喜,大国心态便在那一瞬间从雄汉胜唐回到毛泽东和北京任何一条胡同的百姓心中,毛的“大救星神话”多少也是借助了那朵蘑菇云的,没有它,两年后就爆发的“文革”狂热和毛的随心所欲都是不可思义的。所以研究中共是不能忽视这朵蘑菇云的, 其中微妙更在于,它同广岛那朵蘑菇云所产生的对公众的心理震撼,正好意味着南辕北辙的两种价值取向。

七十年代初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时,苏联曾试图对罗布泊的中国核设施搞一次“肿瘤摘除”,据说幸亏季辛吉密访北京时向周恩来出示了美国截获的情报,才协助中共躲过此劫,从此中共的所有核武器都对准苏联,长达十九年之久,最近对东海的发射,可视为中共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不过,二十多年前苏联的未遂之举,却产生了核游戏中不同于核阻吓的另一新招﹕“外科手术”。这是借助电子引导的精确,避开对民众的大规模杀伤而径直对有限但高价值目标的致命打击。试想当年若杜鲁门拥有此术,难保他不会去“摘除”东京的天皇御宫。五十年后里根总统便有了这样的想象力,以“外科手术”之法收拾利比亚的卡扎非,导弹精确地从千里之外逸入这位恐怖主义枭雄的秘蜜行宫,虽因情报不准错过了他,却炸死其爱子,好歹也让他低眉顺眼了一阵子。从外去猜度里根的心思,他好象对老式的核阻吓已无兴趣,以为这种不能谋面的“元首外交”不如干脆一点,避开大众两人对决,如金庸的江湖里似的,发一飞镖将你废了。在后来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又多次以“外科手术”法摘除哈珊的核反应堆,却也有失手的时候,炸了巴格达的民居,在美国引起公众的谴责。

在核大战的边缘玩这种游戏,虽要求元首有极高的智慧,但仍不免要公众分担恐惧,这使得越现代化的国家,其实是越玩不起。文明有时斗不过野蛮,也是核时代一条不幸的规则,久已黯然的好来坞大导演科波拉拍的『现代启示录』就是想从越战引出这个“启示”来。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经济优势,并不经常和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美国比北越的优势不言而喻,照一些鹰派分子的说法,它可以把越共“炸回到石器时代去”,但美国却输了。

这是因为,第一,美国不能对从未对它造成重大危胁的敌人使用原子弹,这是一种伦理在起作用﹔第二,一个由“开放性社会”进行的战争,是一场被公众在媒体前面“欣赏”着和监督着的没有军事秘密的公开化的战争,这种公开化的另一面,是公众的心理和情绪注定要被销烟杀戮激出恐惧、厌恶和良知来的。越战的这种效果对美国人来说,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的打击,这使得美国在越战中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形象,甚至成为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的一场危机。 (鉴于这种教训,美国对在1990年进行的海湾战争就实行了新闻管制,以致公众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战争,宛如任天堂的电子游戏,仗打赢了,美国人自越战被挫伤的的自尊也跟着回来了。)第三,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克劳塞维兹所说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相适应,北越人是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狂热的民族情绪和专制维持的纪律所驱使的,胡志明宣布他的战士甘愿以10比1的比例同美国干到底,美国社会没有这种意志力,这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

工业文明给了人类阿拉丁神灯里另一个恐怖的基尼,远没有迪斯尼卡通『阿拉丁』里的基尼那么可爱,但他到谁手里听谁使唤的脾气未改,只是到发达国家 手里的那个,被限制的反而要多。文明社会从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到文化心理都会捆绑他,叫他绝对斗不过巫师贾法尔手里的那个凶恶的基尼。后冷战时代的一大特色,是核武器落入一批区域霸主和宗教狂之手,核引爆点从西欧和中苏边界挪到阿以对峙的中东和印巴对峙的南亚,不确定性大为增高。对还在“核俱乐部”门槛外的大部分国家来说,他们只有被恐吓的份儿。台湾海峡已经平静了二十年,难道会成为下一个新的核引爆点﹖

初到台湾我就说过一种“文弱”的印象,惹得很多人不快。我说那种印象的参照系是大陆的野蛮。我们是被核恐吓过的一代人,也是挖过防空洞的一代人。我们在一种“原子弹文化”中长大的,知道毛泽东的霸气来自哪里。八亿人都是他手里的筹码,所有城市的地下都被他一声令下挖空,西南的大山里凿了无数的巨型厂房。今天,谁有证据说,毛的核性格不会遗传给他的第三代传人呢﹖我只是觉得,冷战虽逝,冷战所孕育的核性格会活下来。温柔富贵乡里的人们,多少也要了解一点这种核性格核文化,才不致恐吓一来就乱了阵脚。同时,戒严体制不复在,政治家在一个开放社会里能玩的牌不多,能冒的风险很有限,民意也是变幻莫测,趋利避害的,这是民主的代价。我想最要紧的是,别忘了对岸不止是市场和山河,那里曾升起过一朵蘑菇云。

﹝1995.8.20﹞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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