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共和VS专政——读书报告之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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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VS专政 

——读书报告之二十四

作者:周舵

目录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精心构建的宏大体系 

马克思的国家起源和国家消亡学说

当代共和主义国家治理学说——主权宪政法治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表明其政治制度是共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是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且不说,人所共知,共和专政是不能相容、互相排斥的,中共是怎么把两者拼凑到一起,直到今天还自相矛盾坚持不改的?自相矛盾的论断一定是错的,那么,究竟是国名错了,还是宪法错了?什么是共和,什么是专政,共和与专政是什么关系?说到底,国家应当如何治理才成其为良治善政?所有这些,都是关乎中国国体政体、关乎中国国民长远根本利益的、堪称生死攸关的要害问题,按理说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具备起码知识,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建国七十余年了,从庙堂到民间、从精英到民众依然一片混沌,竟至于最高决策层今天还在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邓小平不是早就说得斩钉截铁,不改革死路一条”“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谁不改革谁下台吗?他还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已经得到的成果还可能得而复失不是已经明确了吗?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对比当年中日两国的改革维新,中国为什么失败,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两国维新的程序恰好相反:日本是按照福泽谕吉维新要从思想观念的脱亚入欧入手的洞见,首先达成各界精英的共识,观念决定行动,思想通路路通;而我们正相反,主事者对现代文明一窍不通,满脑子塞满乱草,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维新怎么可能不失败。有鉴于此,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就是想要在区区三万余字的篇幅之内,对于共和专政国体政体,归根结底,国家应当如何治理才能符合全体中国人民长远根本利益,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以一己的绵薄之力,向海内外华人、尤其是中共党员和各级干部作一次尽可能简明扼要的知识普及,以免大家被半通不通的政治野心家欺骗蒙蔽。挂一漏万,疏漏之处还请读者不吝赐教。

我先讲专政,再讲共和。由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变体,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源于马克思,它不但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的一大独创性贡献,我只好扯远一点,先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而一谈起马克思主义,又会扯出一堆非常麻烦的分歧,所以又不得不先作一些有关的梳理和澄清。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精心构建的宏大体系

著名哲学家罗素独树一帜,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专辟一章谈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是西方哲学史上构建宏大体系的最后一人。这个评价恰如其分。确实,马克思的博学深邃是他的所有门徒万不及一的,各色左派、极左派、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以下统称左派)为什么全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根理论拐杖?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离开这根拐杖,左派们寸步难行。然而十分讽刺的是,这决不意味着左派们认真严肃地研究过马克思——“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从未读过凯恩斯或马克思著作的任何一行字”,熊彼德这句话略嫌过分,但也离真相并不太远与此恰恰相反,本文作者可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著述下过数十年苦功夫的,我从中得到的鲜明印象之一是,所有上述左派当中对马克思最尊崇、对马克思著作最精通的第一人是列宁,无人能出其右;比较之下,第二国际著名领袖伯恩斯坦、考茨基以及其他左派则相反,他们随心所欲地把马克思与五花八门的、一定会被马克思本人痛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拼凑在一起,这些人对待马克思之草率随便、任意曲解,与列宁对待马克思的忠实严谨态度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当然,世间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列宁和马克思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他们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构建理论,列宁则是忠实地把马克思的理论付诸实践并且根据实践需要增添细节、适当变通。打个比喻,马克思是擘画蓝图的设计师,列宁是遵照蓝图施工的工程师,施工中的细节蓝图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只能由工程师和他的施工团队去填补。事实真相很清楚,如果说列宁的实践错了,那么马克思的理论就是错的,甚至,马克思比列宁错得更根本。第二国际及其后人则不同,他们对马克思的设计图大拆大改,随心所欲地各取其中一部分甚至是极小的一部分,同时却扔掉了马克思蓝图中的关键与核心——“革命精髓(见下文),态度极不严肃。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归纳概括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来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一起组合成一个精心构建的宏大体系,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我禁不住猜想,列宁之外的左派里有几个人认真读过、并且读懂了这些内容——特别是以晦涩著称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的方法论,统摄一切、涵盖全局,马克思的宏大体系、尤其是唯物史观和《资本论》就是用辩证法构建起来的,不懂黑格尔,怎么可能理解马克思,怎么可能参透马克思革命精髓的奥秘? 而且,认真读过还不够,入乎其内之后还要能出乎其外,还要依照精致证伪主义方法(sophisticated falsificationism,见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真研究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构成竞争关系的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然后才有可能做出多元标准的综合比较和评价,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不是杂凑的混合物,而是为了实现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精心构建的、紧密联系的宏大体系;这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达此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这整个一套目标手段的组合,马克思坚信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原理基础上的,其它社会主义流派则统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空想,这科学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个原理目标手段紧密联系的宏大体系,马克思自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简称革命精髓。用主流政治学的概念说,它们是马克思的政治社会学说。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则是对这个革命精髓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论证。列宁断言,这革命精髓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我认为他说得非常正确。只有紧紧把握住这个精髓和本质,我们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自从列宁另立山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分庭抗礼以来,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登堂入室,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内部最引人注目的家族内斗,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为此争得乌烟瘴气不亦乐乎,每一派都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诋毁其它流派是修正主义或者歪曲马克思的原意。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争论呢?

1,简言之,除了马克思自己,没有任何人可能了解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我甚至认为,马克思本人都无法确定马克思的原意,因为他的思想理论前后不一并且自相矛盾。所以,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争论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这是典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争端,与科学无关。科学理论一经发表在权威性专业刊物上,它就成为一种客观知识,脱离了其发现者,成为一种无主的公共财。热衷于争论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是宗教。

2,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是一回事,很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肤浅混乱头脑却混淆了两者。

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是值得一谈的、很有意义的问题。据我看,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

1马克思思想理论当中独创性的部分,亦即区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它传统思想的部分;

2根据逻辑学属加种差定义法而确定的概念事物的本质;它和上面的(1)是一回事;

3马克思思想理论当中发生最大实际影响的部分;之所以这么说,正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观:历来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他的哲学要改造世界。请问不为人所知,没有发生过实际影响的思想理论如何改造世界

这样分析下来,我认为不难确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亦即其革命精髓。抛开这个革命精髓,马克思还成其为马克思吗?马克思明确说过,工人阶级如果不革命就什么都不是,意思是,工人阶级如果不革命就一钱不值;同理,马克思如果不革命就什么都不是,或一钱不值。

马克思这个革命精髓博大精深,如上述,它包括哲学原理实操方案两部分:哲学原理是历史唯物论历史辩证法(以下简称唯物史观);实操方案又包含目标手段两部分,目标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手段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3,最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列宁斯大林和伯恩斯坦考茨基,谁是修正主义,谁忠实继承了马克思?我们可以用”“两种标准来做区分。按照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严格标准衡量,他们全都是修正主义,差别只不过是修正的方向不同:第二国际往右修正,第三国际往左修正。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恰恰与马克思的自我期许相反,它不是科学,是严重背离实际的乌托邦空想,不论何人要想把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无一例外,全都必须大幅修正其原教旨,否则必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一事无成。放宽标准的话,可以用坚持或背离马克思革命精髓之程度来衡量;那么非常清楚,第三国际共产党人远比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更忠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它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都可以据此评价。

本文不能涉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谈与国家治理有关的内容。作为宏大体系的构建者,我们免不了先要理解哲学家马克思。

(二)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唯物史观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才是马克思的整体世界观和方法论。详述不可能,我只能对其简评如下:

1,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头足颠倒后高度赞美它是科学方法的顶峰,然而非常可悲,这是不折不扣的黑白颠倒。黑格尔哲学是从经验理性主义集大成者的康德往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倒退,加上黑格尔本人混乱头脑的胡思乱想而虚构出的一整套反科学反逻辑的神秘主义体系,就连马克思恩格斯都称之为热昏的胡话。热昏归热昏,这二位依然终生痴迷于黑格尔辩证法并且极为自得。马克思尊崇科学,但实际上对科学所知甚少——他甚至不知道科学和哲学根本是两回事。哲学是科学之上的元理论,科学是哲学之下的对象理论,它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

但什么是科学或科学理论?简单说,科学理论是这样构建的:

第一步,搜集事实,即可以通过观察和统计调查得到的经验资料和数据,此即描述。第二步,运用归纳法不断积累规律性的知识,也就是五光十色、无穷无尽的研究对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第三步,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把无关的、不重要的因果关系(因素、变量、参数)排除掉,将极其复杂的多元互动交织的现实因果关系网简化、纯化,简化到可以构造出便于应用的理论模型的程度。第四步,提出假设假说猜想),即理论所要得出的主要结论。第五步,运用演绎逻辑和数学方法对假设进行推导,一步一步建立起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即理论模型,韦伯称之为理想类型。第六步,从以上理论体系推导出某些可以用实际观察来检验的事态,然后根据这些事态的出现或不出现,来反推理论本身是否成立,通过了检验就暂时证明理论是正确的,通不过就证明理论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善的——理论被证伪了。

以上这个构建理论模型的科学方法叫作假说演绎方法

马克思的方法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第一步,马克思坚信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顶峰;第二步,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头足颠倒成唯物辩证法;第三步,把唯物辩证法套用于人类历史,得出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第四步,直接从中推导出他的理论精髓——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2,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生观是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观。二元对立有其西方文明源远流长的宗教的、哲学的和逻辑的根源(摩尼教善神恶神殊死搏斗、柏拉图二元哲学、演绎逻辑非对即错二肢判断,等等),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由矛盾二元对立斗争推动的一系列二元组合。零和博弈(一人之所得必是另一人之所失且得失相加等于零)反映的是前现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随人口增值而递减的社会现实,它本质上是一种简单片面的原始初级思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特别适合肤浅幼稚的头脑,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群众煽动家都特别善于用这种原始初级思维类型的学说和口号去动员底层民众。

马克思的世界观人生观来自他成长与受教育时代普鲁士德国的野蛮落后状况。由于现代文明是从英国发源,一圈一圈渐次向外传播的,当时还没有传播到德国(德国后来居上是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德国统一后的事),德国的容克贵族与各界精英对英国的商人气充满鄙视,贬称英国为小店主的国家,他们对英国式现代工商文明以及与之配套的自由宪政既陌生又排斥;而所谓欧陆先进国家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偏偏又是与英国历史文化传统截然相反的法国大革命,这就导致马克思误以为德国头脑和法国心即黑格尔哲学加政治激进主义这个劣组合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这个只能称之为愚昧无知的可悲误解实在是致命,而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深陷于这套反现代主流文明的偏见中不能自拔。

事实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零和博弈、正和博弈(通过分工合作使得博弈各方都受益)、负和博弈(博弈各方的受害大于受益)兼有,不是如马克思所见统统是零和博弈——但这是指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稍微细分的话,马克思是阶级内部的紧密团结即正和博弈与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即零和负和博弈黑白二分。这无疑就是原始野蛮部落时代历史图景的现代复活版。而法治宪政之所以是良治善政,是因为它对每个人自由权利的切实保障不但使得人们能够集体地完成他们难以个别地完成的事情,而且产生了能够被全体共享的净收益(S.戈登),这当然就是正和博弈。反之,无论是专制独裁统治者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或者是无政府半无政府状态,它们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都是破坏性的,这就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比如文化大革命,我之所以称它是一种人人害我我害人人, 人人受害、无人受益的互害模式,根本原因即在于,它在政治权力的最顶端是专制独裁统治者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在其下则是社会的半无政府状态,因此,它必然成为一场典型的、愚不可及的负和博弈。此前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也是如此。专制独裁负和博弈的一个当前事例,就是普京发动的这场俄乌战争。据报道,普京侵略乌克兰是他一人的决策,总共只有四个人知情,这当然就是专制独裁。仅此三例,专制独裁的举国体制会给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惨重灾难,我相信已经毋庸多言了。

3,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边缘人(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或游民(即无业游民,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他一生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一项正当的社会职业(大学毕业后编过几个月的报纸,算是他唯一的职业生涯),因此马克思严重脱离社会、脱离实际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又极其自负,认定自己能力超群,足以自外于学术主流别起炉灶、另立山头与主流文明分庭抗礼。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德国又处于欧洲文明愚昧落后的边缘地带;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边缘国家的边缘人在书斋里虚构出的一整套乌托邦白日梦空想。从20世纪—21世纪的实际情况看,被马克思耻笑的空想社会主义虽然也不是什么科学,但至少反倒是脚踏实地并且成就斐然。反主流的边缘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本质特征,给马克思的整个宏大体系造成了类似外行民科的致命恶果,遗憾的是主流思想界学术界至今少有人提及,左派更是反而把它标榜为所谓批判理论,他们不知道,批判既可能是建设性的,也可能是破坏性的。

4,马克思深受19世纪中期以前西方尚处于早期幼稚状态的社会科学的错误影响,把自然科学照搬照套到社会现象和历史发展上去,误以为人类历史是和自然界一样按照当时主流牛顿范式的决定论科学规律运动发展的,由此得出全部人类历史都是或迟或早必定依照历史必然规律进步的历史普遍必然规律论。不学无术的斯大林进一步把它公式化、教条化,搞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五种社会经济基本形态并写进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成为共产党人和左派笃信不疑的宇宙真理。不仅共产党人和左派深信不疑,马克思的这套伪科学理论还深刻影响了全球学术界,无分左中右,几乎没有一门社会科学不受其影响——坏的,极坏的影响。

马克思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历史,就有了唯物史观

(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面阐述如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便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所有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于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1866.7.7给恩格斯的信)

以上表述中包含至少5个核心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篇幅所限,恕我不一一解释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是社会存在,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再依照辩证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生产关系就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因此,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马克思举例说,西方文明顺次经历了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贵族制和资本主义等社会经济形态,未来全世界必定演进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请问,它正确吗?我认为不正确。理由是:

1,辩证法不是科学方法,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不是由什么矛盾推动的。运动变化是我们这个宇宙自大爆炸创生以来的本质特征,不需要任何动力推动。没有动力推动,物体原来静止的就保持静止,原来运动的就做匀速运动;有动力推动,则物体做加速运动。认为事物有动力推动才会动,不推就不动,这是古希腊人因为不了解摩擦力而产生的极大误解,相关原理早就被伽利略解释清楚了,两百多年后的黑格尔这个科盲竟然对它一无所知却仍旧追随者甚众,足以想见当时德国学术界思想界的愚昧落后(参阅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2,除反科学反逻辑的辩证法之外,马克思只会运用单因果单向决定论演绎逻辑推理,而社会现象绝大多数都是多因果相互作用,用演绎逻辑方法解释是无效的,必须运用数学方法、尤其是高等数学,而马克思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运用。

3,自从19世纪后半期物理学领域的量子力学和方法论领域的概率统计方法两大划界性变革以来,牛顿决定论范式很快就被学术界抛弃了,马克思却终生死守决定论。

4,把亚细亚与西方统归于同一条历史演进规律太离谱。罗素嘲讽黑格尔“除了知道有一个中国之外,黑格尔对中国一无所知”,马克思也差不太多。首先,亚细亚中国根本就没有过类似西方古代的(通译为古典的,指希腊罗马)奴隶制;其次,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时代,中国是皇权专制,与西方正好相反,中国最近似封建的时代是西周,春秋时代西周封建就开始礼坏乐崩,到战国时代就已经是王权专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它恰恰是封建的反面;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则完全是西方入侵的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自发演化出资本主义。一句话:驴唇不对马嘴。

中国的历史路径与西方的历史路径是两条平行线,各走各的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西方的那些历史事件也必定、或者应该发生在中国。所谓历史普遍必然规律是一出马克思凭空编造的神话故事。可悲的是,哪怕是最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今依然深陷其中,还在因为中国没有产生民主,或科学,或法治,或宪政……等等好东西而贬低、谩骂自己的祖先。本文作者早就提出,迄今为止的主流历史哲学和现代化理论需要做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从历史必然规律论、西方中心论,转换为历史偶然论、西方文明例外论和英国中心论(详见拙作《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

关于阶级斗争,恩格斯的说明如下: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因为生产力总是由某个阶级代表着,代表新兴社会经济形态先进生产力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他们依靠私有制生产关系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因此全部人类历史都是阶级压迫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它总是向前不可阻挡地发展进步的,而生产关系具有保守性,当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就要起来革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暴力是新社会的接生婆……上述程序再次重复——在更高级阶段上重复。如此这般,历史便螺旋形上升阶梯式进步了。

以上要点组合成一套逻辑体系,就是马克思的两项最伟大发明之一,所谓客观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普遍规律即唯物史观。把它用来分析工业革命之后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就得出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哲学原理实操方案,马克思自我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其它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统统是空想的即不科学的。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又把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为实践证据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他的另一项关键创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马克思的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就此大功告成。

试问它能成立吗?我认为不能。为什么不能?理由何在?

传统的批评方法,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当中找出理论本身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者理论与事实的矛盾之处,然后根据逻辑学的矛盾律(不矛盾律)断言它是错误的。然而这样批评马克思虽然必要,却是很不够的。由于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别出一格的整全系统,一个宏大体系,而且是一个被辩证法诡辩术护卫起来的超级教条主义体系(见卡尔·波普尔),它干脆断言矛盾是好事不是坏事、是优点不是错误。当你揭露了马克思思想理论中的矛盾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认错,反而大肆嘲笑你们这些资产阶级辩护士哪里能懂辩证法。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是宗教——共产党人极端重视信仰的坚定性,而科学家恰恰相反,特别强调自我质疑和批评——而宗教是根本不讲理的,因此,仅仅挑马克思的局部毛病是无效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会有数之不尽的自我辩护词,他们几乎是不可被说服的——左派永远正确。理智健全、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洗过脑的人全都明白,自由比奴役好,人权有保障比人权随时被侵害好,法治宪政比专制独裁好,但是在共产党国家,所有这些起码常识都被彻底颠覆了——因为马克思的教诲斩钉截铁: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无论其政体”“形式如何,国体”“实质一概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所谓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等全都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全都是欺骗劳动人民的鬼话。打个比喻,马克思主义如同一大套自成体系的外星人话语,它和地球人的话语完全无法沟通,双方甚至不能互译。有效有益批评的前提是意见和利益对立的双方互相能够理解沟通,但是,这个前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存在的,他们能理解的只有外星人的语言。比较严谨地说,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某个边缘国家的边缘人构建的一套与主流文明处处相反、无法沟通交流的一种特色话语系统,尽管用词发音都和主流话语一样,但其语义却类似亚马逊热带雨林里某个封闭原始部落的语言,只有少数人类学家可以将两者互相翻译。又因为左派专门代表穷人说话、得到多数人的拥护,而且,他们还满怀豪情,自称在为社会进步不懈奋斗,所以左派永远正义。更别说,马克思的博学多才是惊人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无所不涉猎,要想驳倒马克思,就不得不随着他的足迹趟遍几乎全部人类知识门类的浑水——凡此种种,世上有几个人有兴趣、能力或闲暇干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倒霉事呢?我相信,每一个试图批评马克思的人都曾为此烦恼不已。

以此之故,我们必须转而使用精致证伪主义方法,以竞争性的非马克思主义主流国家学说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相对照,看看总体而言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下面就先简述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再以主流国家学说与之对比。孰优孰劣,我请读者诸君自行决断。

马克思的国家起源和国家消亡学说

(一)马克思的国家起源学说

简言之,马克思的国家起源学说由以下发展和因果链条构成:生产力发展私有制产生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瓦解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统治阶级需要国家作为暴力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国家创生。

此番国家学说散见于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完整的表述是由恩格斯作出的: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驾驭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脱离社会的力量,就是国家。”等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以上整个推理链条的基本原理深受卢梭的反文明异端邪说(人类文明始于万恶的私有制,所以,文明坏、野蛮好)影响,再加入阶级斗争学说加以细化。它正确吗?实在对不起左派朋友了,它要么是根本错误的,要么是片面和极度简单化的。

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于史无据。据当代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婚配制度自人类起源的远古时代就是一夫一妻制(参见郑也夫《神似祖先》),因此财产制度也就相应的是家庭私有制,部落成员间的食物交换和共享只是家庭私有制的补充,原因是渔猎采集经济的猎物和瓜果收获量不稳定并且无法保存,必须尽快吃掉和互相调剂,这是私有制家庭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换互助关系,并不存在家庭之外大群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因此没有证据表明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之间是因果关系。

2阶级分化主要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伴随产物,这是文明进步、效率提升的自然演进结果,分工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效率提升——分工是一个放大器,只需要提高分工度,不需要增加资源投入就可以大幅增产,马克思不但对此一无所知,而且终生对服从奴隶式分工极为厌恶。他梦想在消灭了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上午钓鱼,下午打猎,晚饭后从事批判,果真照此办理的话,必定是效率极其低下、物质极大匮乏、在贫困面前人人平等。什么都干必定什么都干不好。不要专家、外行当道的恶果我们在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大浩劫中早就领教过了,而毛泽东这些凭幻想胡来(林彪黑话)的灵感正是来自马克思,并不是、至少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相关证据可见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阶级合作更是有意忽视,不顾事实真相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和互损。马克思又深陷于欧陆理性主义,鄙视英国经验主义的历史演化理性,他的阶级斗争学说实质上是一种阴谋论,认为统治阶级可以通过理性算计和集体协商齐心一致地对被统治阶级实行剥削压迫,但这又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统治阶级内部恶斗,互斗的各派竞相笼络收买被统治阶级,僭主以民粹手法与底层民众结盟,等等,从来都是历史舞台上的重头戏;而最接近阶级斗争模式的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包括共产主义革命,其领导者反而是统治阶级出身的居多。同理,马克思所谓被统治阶级阶级意识也是凭空虚构。所有的社会群体事实上都是乌合之众(参见勒庞《乌合之众》),除了偶尔群聚起来集体行动之外,内部五花八门四分五裂,利益和意见根本没有任何一致性可言。

3阶级分化不等于阶级斗争。常态社会中的阶级关系是竞合,既竞争又合作,大规模的群体阶级反抗是罕见的,常见的只是个体的违法犯罪。仅当国家治理失效、社会失序的动荡衰败时期,阶级关系才会以阶级斗争为主导方面。

4阶级分工合作促进生产力发展,阶级对立斗争导致社会动乱、文明倒退,相关例证数不胜数,而阶级斗争促成制度变革(历史进步)的事例少之又少。

5虽然国家是唯一的暴力垄断者,但以暴力威慑为后盾不等于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专政。监狱、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的强制不是针对绝大多数所谓被统治阶级,而是针对违法犯罪者——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的成员。

6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事实上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很少见,统治专政不能等同。一般通则是,国家起源与王权专制相伴随,王权专制下,多数君主或多或少是受到传统、法律或道德约束的,极少数暴君的统治尽管很接近专政,但也并非如马克思所描画的二元对立和阶级斗争;而人类文明还有过并非王权专制的其它国家治理模式,如希腊城邦民主和罗马共和以及威尼斯共和、荷兰共和,它们的阶级构成根本套不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与专政模式。英国自古相传的自由宪政更是与马克思的阶级专政模式南辕北辙,而恰恰是英国这个自由宪政传统形塑了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马克思被他的阶级斗争史观一叶障目,在国家治理的关键点上发生了致命的灾难性系统性错误(见后文)。

7归根结底,把国家创立后的整个社会黑白对立二分,概括为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的斗争和对抗关系,这种贯穿马克思全部思想理论的二元对立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但极端片面、粗陋、简单化,严重违背了历史真相,更严重的是它的虚无主义反文明、反人道、反道德恶果:马克思把自有国家以来的人类历史一切为二,共产主义之前一律是统治/被统治、剥削/被剥削的,非正义、不道德的史前史,共产主义之后真正的历史才开始,而由于共产主义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因此真实存在的人类文明就全部被马克思判定为非正义不道德——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成为肇始于19世纪、20世纪大行其道并延续至21世纪的一股最强劲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取消主义思潮,从深层思想观念上侵蚀、瓦解着人类文明的根基,本世纪西方左派的各种批判理论全都与其脱不开关系,左派当中盛行着层出不穷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取消主义的破坏性主张,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马克思的国家消亡学说

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就消亡了,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国家消亡学说的关键部分:

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

前两段论述写于1847年,马克思时年29岁;写下第三段话时马克思34岁。

还有他给《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条款,写于1850年,巴黎公社前21年,马克思当时32岁: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全集》第七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老年马克思的思想,符合事实吗?他们难道没有读过马克思?如果读过,多少岁是青年多少岁是老年,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没做过吗?匪夷所思。

不仅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别的专政也是马克思所钟爱的。马克思论述专政最早的公开资料可见于《新莱茵报》时期,1848年,早在1871年巴黎公社暴动发生之前23年,马克思时年30岁: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危机和反革命》,《全集》第5卷)

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不过是从一般的主张专政,集中注意力到了专政的特殊品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对其大加发挥而已。

青壮年马克思是如此,晚年马克思依然丝毫没有放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5.)

请注意他的用词只能是。相当于必然是,不可能是别的。

可见,马克思对专政的推崇一以贯之,专政是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词、关键词之一,只不过,为了争取被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西方工人阶级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让步,尤其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演说当中,他们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残忍暴力真面目,尽可能使用西方上流社会文明人所能容忍的语言表达方式,而野蛮民族俄罗斯的革命领袖列宁则不然了,他的用语经常是赤裸裸毫不掩饰的杀气腾腾、野蛮粗暴——布尔什维克们把这种文风称之为战斗的唯物主义。譬如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著名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但是请注意:尽管文风略有差异,列宁可是丝毫没有背离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全盘照搬马克思的,没有马克思,半欧洲半亚洲人的列宁怎么可能发明如此……怎么说才好呢?如此剧烈地改造了全世界的独创性思想理论。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马克思极为重视,从中作出了极为重要的经验总结:

……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

马克思特意在摧毁一词下面加上了着重号。这就是马克思打碎(摧毁)旧国家机器重要思想的来源。

打碎之后怎么办,用什么来代替旧国家机器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它行政部门的机关也是一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等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既有原理又有实操方案,还有对于实操方案当中的无产阶级专政部分的细致指导,马克思的思虑不可谓不周密。然而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细致指导丝毫也没有改变其完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性,一旦付诸实践必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极大丰富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创造了人人大公无私的极高道德条件、人人不是天使胜似天使资本主义极度简化了现代管理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工人都能毫不费力地从事国家管理阶级消亡、三大差别消亡、国家消亡、法律消亡、政治消亡,自动自治、好说好商量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油然而生——整个这一大套漂荡在五彩云端的书呆子白日梦居然会有人、而且是为数众多的神智正常的人相信,而且是往死里相信,对于20-21世纪人类的整体科学理性认知水平应该如何评估,除了说很不乐观之外,我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好了。

总而言之,巴黎公社本身的伟大实验就已经因为这些外行设想彻底失败了,但马克思不这样想,他认为是相反,是因为巴黎公社对阶级敌人太仁慈,没有把暴力镇压搞彻底。列宁谨遵马克思的教诲,十月革命后继续尝试,继续惨败,打碎国家机器被斯大林极权主义无与伦比的强大官僚机器取代。毛泽东还不甘心,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尝试了一次打碎国家机器”“反官僚主义”“反资产阶级法权,不出所料,砸烂公检法之后取而代之的群众专政很快演变成全面内战,毛泽东只好实行军管,重建更严酷的国家机器。尽管永远失败从未成功,类似的宏伟实验照旧不断上演。人类文明演进到了21世纪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美国的BLMANTIFA等极左运动不甘心,又在某城实践了一次,当然,继续惨败,大多数居民和市政府很快就忍无可忍,让警方驱散了他们。今后还会不会有人继续实践呢?没错,我料想一定会。这人世间只要还有人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的无脑闹剧就会不断上演。

列宁在十月革命侥幸成功之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忠实遵行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式教导而终遭斯大林彻底颠覆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苏维埃政权要想生存,就必须面对现实对马克思的空想作大幅修正。极其讽刺的是,列宁致死不悟,临终还在和斯大林的所谓官僚主义拼死搏斗,他对马克斯·韦伯的洞见全然无知——官僚制或者说近代文官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这近代仅指西方国家,中国早在战国时代赵国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令官、吏分流就已开始创设这一制度)——反倒是斯大林才是在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把布尔什维克引上了一条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70年,够长了)。亨廷顿等政治学家认为,斯大林模式也是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而共产党国家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和各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见不及此,反而书呆子气十足地一面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空想,一面严词批判斯大林。他们的荒唐理由是,斯大林背离了列宁的正确道路,甚至,列宁也背离了马克思指引的正确方向,唯有他们这些书呆子才是真正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真相是,马克思大错特错,列宁纠正了马克思的部分错误,而斯大林才是真正让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以生根开花结果的首位功臣。这就好比病毒的传播,为了适应环境,病毒必须不断变异,但万变不离其宗,新冠病毒还是新冠病毒,并没有变成酵母菌。除非共产党人自寻死路,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必定是、只能是如斯大林模式这副模样。如果说斯大林是错的,马克思是对的,那就意味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错的,而书呆子的空想才是对的——这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恐怕也只有左派的冬烘头脑才会这样思考问题。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为了镇压残存剥削阶级的反抗而不得不实行的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那么,过渡时期结束后又将怎样?马克思豪情满怀,断定那就是、只能是人能想象到的一切美妙事物一应俱全的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国家消亡,政治消亡,民主消亡,阶级差别和其它一切差别消亡,人人都成为善良天使,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正如列宁坚信的那样:

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列宁《国家与革命》)

然而无情的现实却与马克思的科学预见截然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会依照其内在逻辑一步步演变为共产党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人的专政,再演变为一个独裁领袖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人的专政,并且,无止无休,决非短暂也绝不过渡,红色江山要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的前一篇读书报告《俄罗斯未竟的革命》提及,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虽然在持续衰败,但很可能如同北朝鲜金氏王朝那样至今尚存,苏共一小撮特权阶级应有尽有,享尽荣华富贵,绝大多数国民食不果腹甚至大批饿死,他们享有的自由权利近乎于零,而这些伟大成就不折不扣,恰恰是忠实践行马克思的伟大教导必不可免的必然结果,既不是列宁斯大林背离了马克思,也不是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的个人邪恶品质使然,他们所犯下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罪行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必然要导致的结果,是因为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社会学说当中没有一丝一毫自由宪政和法治分权制衡、约束一切权力(包括多数人的民主权力!)以切实保障人权的概念,致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必然要导致的结果。

西方左派从19世纪末期的第二国际开始,就开始放弃马克思的革命精髓——务必注意,仅仅是放弃其中的手段部分——放弃了阶级斗争,代之以阶级合作;放弃了暴力革命,代之以和平、合法地长入社会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温水煮青蛙式地用民粹民主、用高税收高社会福利的大政府收买人心、用多数穷人的绝对权力,隐蔽渐进地侵蚀瓦解不民主”“反民主的宪政法治。应该说,他们干得很成功,而且我预估还会更成功。列宁指控他们是阉割了马克思革命精髓的修正主义者,就手段部分而言,列宁说得十分正确,丝毫不是歪曲污蔑——只是对西方左派钟情的变性人不甚恭敬。然而另一方面,列宁出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偏见,一笔抹煞了西方左派的长远目标和理想与共产党人的一致性,两派人马都是要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或类似共产主义的其它集体主义社会。太可悲了,西方国家的右翼政治家、学者和选民却很少有人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上了西方左派的当,至今依然无视马克思主义的危害,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清算;西方国家的近半数选民更是被左翼精英蒙在鼓里,还在企图践行隐蔽的、改头换面的马克思的灾难性思想理论。照此下去,西方国家会不会终于走上、或者部分走上共产党国家的老路,成为全球左祸的牺牲品?这恐怕并不是杞人忧天。由此可见,我们这些饱受苦难的共产主义受害者肩上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不能不竭尽努力,向西方人告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事实真相,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反人性、反道德、反文明、反人类本质。

(三)马克思论民主与专政

现在,我们终于要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了:民主专政是不能兼容、互相排斥的,那人民民主专政是怎么回事呢?共产党人是怎么把民主与专政拼凑在一起,还堂而皇之写进宪法里的呢?

简单说,是用神妙无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

依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国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统治阶级压迫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一切国家制度无一例外,全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未来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统治,等等,一概是专政;哪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其国体就是这个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切统治的实质。而民主仅仅是某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比如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是奴隶主内部的民主即奴隶主民主,当今的自由民主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民主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同理,无产阶级民主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对一切剥削阶级的专政。于是,马克思的民主定义就十分清楚了:民主=专政,民主和专政辩证地对立统一。如果有谁认为这不但不清楚而且违反逻辑所以根本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会鄙夷不屑地说,你们小资产阶级庸人资产阶级的走狗怎么可能理解无产阶级最先进的科学方法——辩证法?想想看,举世穷人及其代表者(既有自封的也有民主选举的)自古以来何曾手握过如此居高临下、信心爆棚的精神原子弹?他们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是理所当然的,西方国家的右翼反动分子居然至今还在负隅顽抗,没有彻底举手投降,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

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王权专制,还是贵族封建制,或希腊城邦民主、罗马共和,或英国议会制自由宪政,或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马克思认为,这些全都只是统治的形式亦即政体,丝毫不影响其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专政的实质

举例说,请看马克思是怎样看待议会制的:

巴黎公社不应该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作为宪政主义者的本文作者认为,这段话把马克思对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极度无知暴露无遗。马克思不但坚决反对宪政法治、分权制衡、人权保障(见下文)等所有一切资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兼管立法和行政的议会职能是无微不至地使工人阶级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这要不是纯粹政治外行的胡思乱想,请问还能是什么?

然而真是太遗憾了,当今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残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好像都没有几个人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著作了。结果不言而喻,各式各样把马克思主义变形、伪装、掩饰得似乎无害甚至有益的左派思潮大行其道,甚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若干极左派学者好了伤疤忘了疼,把自己和亲友父兄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摧残迫害忘记得一干二净,又在大肆鼓吹回归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宣称这是在纠正改革开放导致的贫富分化、维护穷人的利益——凡此种种,都令无数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充满公平正义诉求的高尚主张。

人民民主专政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是斯大林在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入侵威胁后,为了尽可能团结对抗法西斯侵略的盟友,不得已部分放弃了马克思对立二分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把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也包容进了他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当中来,也不再把社会民主党人看作比资产阶级更危险的敌人。为了欺骗西方左派和美国民主党总统罗斯福这样的天真汉,斯大林甚至解散了共产国际,以表白苏共已经不再推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与美国为敌了。这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就是毛泽东宣称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由来。绝大多数西方人却根本不知道,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一例外,实际上对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与西方民主国家为敌,他们仅仅是应一时之需,暂时把赤裸裸的暴力颠覆该换成静悄悄的和平演变而已;对内则从来没有放弃过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把它扩大为多阶级联合、但必须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已。多么高明的马基雅维利策略啊,把西方自由主义者骗得像傻子一样团团转,更别说西方的各色左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了。难怪列宁私下里轻蔑地称他们为可以利用的白痴

好了,前面说过,我们需要转换思路,以精致证伪主义方法,用竞争性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多元指标的综合比较。这个竞争性理论,就是当代共和主义国家治理学说。

  当代共和主义国家治理学说

归根结底,我们如何直面现实生活,实事求是地解决国家如何治理问题?我们全都活在当下,不能像马克思那样在五彩云端翱翔,胸怀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不能赞同马克思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把人类历史一切两半,前半即共产主义之前的一切国家治理都不过是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专政的罪恶行径,任何对国家治理的关切、对良政善政的向往,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幻想;而后半即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国家,因此也不必操心国家治理问题的。在国家问题上,马克思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幻想家,他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巴枯宁等要立即消灭国家而马克思要等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极大发展之后。像马克思这样一位虚无主义、取消主义者,把国家治理问题全都推给历史必然规律了事,简直是拿全人类生死攸关的前途命运开玩笑。

斯科特·戈登教授(Scott Gordon)的大作《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主权学说制衡学说对置,把全部国家治理学说概括为这两大模式,极具说服力。全部政治学理论无非是要回答两大问题:谁统治(治理)?如何统治(治理)(统治治理并不是一回事,本书姑不置论)?主权学说关注的是谁统治,答案是主权者统治制衡学说关注的是如何统治,答案是国家权力必须既分立又合作、分权制衡,不允许任何主权者存在,国家如此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切实保障人权,这就是宪政。套用哲学语言,分权制衡是宪政的形式,保障人权是宪政的实质。至于谁统治,分权制衡学说的回答是:没有谁在统治,任何人都不配统治,只有正义良法应该统治。

主权学说是传统型的前科学的人治思维方式,制衡学说是现代型的科学的法治思维方式。常识理性认为,国家治理就是人管人,有人统治有人被统治,这是每个人天天都能看到的普遍现实,再正常不过,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谁统治、谁被统治而已。人世间居然还有另一种国家治理方式,谁都不统治,只有法律在统治,这是超出绝大多数人的眼界甚至智力范围的、异乎寻常的难以理解之事。然而我们人类撞上了大运,从英格兰那块自由国土上竟然自发演化出了自由宪政和法治,然后一圈一圈传播到全世界,形塑出我们今天这个现代文明的人类社会。

马克思对制衡权力,保障人权这个堪称全部政治问题的枢纽、核心、关键、要害的认知可以说是干净彻底的空白;不仅空白,而且满怀敌意、一笔抹杀。对于回答国家如何治理这个全部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马克思交了一张零分的白卷,正如同他对于经济活动如何组织才最有效率这个经济学的根本问题也是交了一份零分白卷一样。

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宪政模式,那就是八个字:制衡权力,保障人权。当然,它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历史演化和积累改进过程。和民主教条主义者的凭空想象相反,宪政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是,创建有效能的专制政府以建立国内秩序(唯有英国及其殖民地是例外。真不幸,不管我们多么不情愿,事实就是如此)。看看最近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例子就不难明白,阿富汗这样的部落制社会需要走的第一步不是民主,是创建有治理效能的中央政府,而这极大概率只能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接下来是更艰巨的历史任务——建立自由宪政或简称宪政。等到自由宪政足够稳固,第三步才是推行民主。建基于已经稳固的自由宪政之上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即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与共和可以约略等同(见下文)。自由与民主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永恒冲突;两者当中,自由为皮,民主为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由优先,民主居次;自由更具根本性,自由远比民主重要。所以,将自由民主简称为民主是有误导性的,很容易与非自由、无自由的坏民主民粹民主,以及自由民主当中的民主成分纯民主相混淆(详见拙作自由与民主的复杂关系)。

介绍宪政学说之前,我们先看看它的对立面——主权学说。

(一)主权学说

“主权”有国家之间以及一国之内的两种含义。国家之间的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在其自身的地理范围之内都拥有自主管辖权”,也就是所谓“国家主权独立,国家之间互不干涉内政”。这是在西方各民族的国家创建过程中迭经战乱,又经历了三十年宗教战争之后,于1648年订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确定下来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基本原则,一直勉强维持到现在。16—17世纪之前的封建欧洲还没有国家,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家主权。一国之内的主权是指“每个个别国家之内存在着构成最高政治和法律权威的实体”。两种主权概念都是有问题的,本文只讨论一国之内的主权。

一国之内的主权又可以细分为三种:君主主权、人民主权和议会主权;我增添了第四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权。

(1)君主主权

远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时代就有“君权神圣”说,近代西方的君主主权学说则始于让·博丹和托马斯·霍布斯。博丹断言,“所有稳定的政体都具有主权的一个确定位置”,而所谓“主权”是指它的权威是绝对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主权的绝对权力必须集中在一个唯一的实体上面,它是不能分享的。霍布斯《利维坦》一书的基本论证和博丹类似,他们的君主主权说都是为了辩护当时欧洲正在崛起的君主专制制度。当今世界,君主专制已经极为罕见,但作为主权学说的鼻祖,其影响依然在当代极权主义制度中持久回荡——极权主义国家的独裁领袖就无非是专制君主的借尸还魂。     

(2)议会主权

议会主权说是英国独有的特色产品,发源于16世纪晚期,被白哲特(Walter Bagehot 1826-1877)、约翰·奥斯汀(Jahn Austin)和戴雪(A.V.Dicey)等学者发扬光大。戈登教授断言,议会主权说完全不符合英国议会制的事实,英国的议会制和美国的总统制一样,都是分权制衡即自由宪政的样板(细节从略)。

(3)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说在西方文明中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公元8世纪的阿尔昆首先提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之说,到18世纪被卢梭继承发扬,随后在法国大革命中结出了血腥暴政的硕果。

人民主权说的荒谬性显而易见。

首先,什么是“人民”?从常识上说应该是指全体国民,但人民主权又总是与民主等同,而与“民主”即“人民的统治”紧密勾连的“人民”实际上从来不是指全体国民:雅典城邦民主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即自由男性成年人大约只占全体国民的1/10;“在英格兰,一直到18世纪末,文献中使用的人民都是指代人口中的一小部分”,1832年英国启动民主化进程时,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民”仅占总人口的大约3-4%;即使在美国,黑人奴隶直到1968年之前也是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而且,美国的制宪国父们认为,“治国大业最好限于“人民”之中的优秀人物”

其次,“人民”无论何所指,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存在什么“有机整体”的人民实体,永远不会有如卢梭所说的什么“公意”即“人民的意志”或“人民的利益”(同理,也永远不会有什么“无产阶级的意志”“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永远是意志、利益、观点、立场、价值观……四分五裂甚至互相对立冲突的;即,只有卢梭所谓“众意”,永远不会有什么“公意”。客观存在的实体只有个人,作为主权实体的“人民”根本是一个无意义、无定形、虚无缥缈的赘物。很明显,“人民的统治”“人民主权”是不可能存在的,“统治一定是少数人的事”(G.萨托利)

戈登教授说,把民主定义为“人民主权”,这个现代民主观主要来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尽管美国宪法是堂皇地以“我们美国人民”(We the people of US)开篇的,“但当着手构想政府的运作机制这一更为平淡无味的任务时,它设计了一种人民和其它实体都没有主权地位的制度”,即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而法国革命与美国宪政适成对照:“法国革命的故事则是截然不同的,它迅速堕落成一种血腥的暴政。”“革命堕落成了恐怖,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变成大规模官方谋杀的遮羞布,而且得以保留下来为拿破仑服务,拿破仑成为法国的独裁者并把这个国家的革命干劲转化为对欧洲国家的军事征服”

当代学者的研究更进一步指出,通过投票(选举)或其它任何民主办法“整合”“综合”“发现”或者“实现”人民的利益根本是幻想。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用严谨的数学推导得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雄辩地指出,想要用全体投票得出“人民利益”是不可能的,集体决策不可能有合意解(合乎决策各方意愿的解)。布坎南和图洛克两位学者在《同意的计算》一书中指出,所谓“人民利益”,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通过全体一致同意的决策得出的结果,而全体一致同意是很难达成的,因此集体决策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至今没有哪怕是接近完美的解决办法。

尽管理论研究和历史记录都如此不堪,“人民主权”还是被当作民主的神圣教义在全世界普遍流传,被各色人等不假思索地引用和主张着:“尽管(法国革命的)暴行是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干的,……人民主权学说还是保留了并且继续保留着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显著而光荣的地位”(戈登)。多么讽刺啊!

在各种以“人民”为标榜的国家当中,大概没有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按照马克思的设计图创建的共产党国家更加名不符实的了。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领袖,人民民主,人民邮电,人民铁路,人民公交,人民银行,人民公社,人民大学,人民日报,人民画报,人民音乐,人民艺术家,人民艺术剧院乃至人民币……无处不“人民”,人民看似无所不在,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人民处于毫无权力-权利的地位。

戈登教授还引述西季威克、拉斯基和马里坦三位学者对主权学说的批判,认为“主权学说这个概念可以一股脑儿地扔掉”。20世纪中叶法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之一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的《人和国家》一书尤其值得注意,“在这本书中,他把主权学说作为哲学上错误的、道德上有害的并且是对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种威胁进行了攻击。”马里坦指责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国家已经与民族和作为整体的人民相等同,成为旧时代归于君主那样的神性存在:“没有任何概念像主权概念那样产生过如此多的争论,并使19世纪的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陷入如此绝望的困境”,而人民主权学说特别有害。总而言之,“主权和绝对主义(专制主义的绝对君权)这两个概念是在同一块铁砧上锻造出来的,它们必须同时被废弃。”

二十多年前初读马里坦的《人和国家》时,本文作者对民主的认知无可避免的是十足的民粹民主,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被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甚至私下怀疑这位马里坦是不是一位反民主的专制拥趸。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是如此,因此这部杰作——以及本文引用的其它参考书——务必不要错过。

(4)阶级主权

马克思的国家治理主张据我看也是主权学说的一种,即“阶级主权”说。他认为自古至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国家存在,一律都是某个阶级的专政即主权, 而“无产阶级专政”当然也就是“无产阶级主权”。马克思的头脑里是没有一丝一毫权力制衡概念的,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依照“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这条政治铁律蜕变为一个万能领袖的专政或主权,事态的这种发展是马克思做梦都想不到的;列宁谨遵马克思的教导,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豪情万丈地预言“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百万倍。”(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1月)——可惜列宁死得太早了,如果他活到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和莫斯科大审判,真不知他会怎么说。

主权模式就讲这么多,下面讲制衡模式。制衡模式也就是宪政。

(二)宪政

主权学说的对立面是分权制衡学说,也就是宪政学说、立宪政府学说、立宪主义学说。这几个词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国家治理就是两大基本模式:主权模式/制衡模式;亦即专制模式/宪政模式,或专制模式/自由模式:

“宪政(立宪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可能是西方世界取得的最大的政治成就。……这一政治成就可能成为全人类永久的遗产。”(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前言)。

但什么是“宪政”,或“立宪政府”?简而言之,宪政就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分配从而控制国家强制力(权力)的政治制度”,即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从而使得宪法所载明的人权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和实施的政治制度:

我用“立宪主义”来指代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受到了约束这种观念。(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导论)

宪法和宪政真正的本质……核心的目标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

“在主权模式中,发布命令的权威是以等级化的秩序构成的,制度中的每个部分都必须服从其上级,其顶端是一个最高的实体。制衡模式则刻画了相互作用的独立部门的网状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没有最高权威。驱动主权模式的操作性概念是主权,它在制衡模式中的对应概念是制衡(或对抗、抗衡)。”(斯科特·戈登)

专制式的等级化组织非常普遍,这很容易理解:它对于迅速决策、保证行政效率是必要的,军队、官僚体系、企业(偶有例外)、航船、飞机、外科手术室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组织都是等级制的,把等级制延伸到国家治理也顺理成章。完全有理由说,专制是普遍的、合规律的,宪政是特殊而幸运的例外,因此我们不必为中华传统的皇权专制而愤怒羞愧,似乎自己的老祖宗走了邪路犯了大罪。应该多加思考的是,我们怎样才能在专制主义的传统文化土壤里培育出自由宪政这株灿烂美丽的政治文明之花,并且代价小、成效高。

从国家治理的目的(“实质”)——国家治理是为了什么?——角度说,主权—专制治理模式的核心目标是“秩序”,是“稳定”;制衡—宪政治理模式的核心目标是“自由”即保障人权。后者是政治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在解决了秩序和稳定问题之后,把秩序与自由相结合,创建更高级、更“先进”、更“进步”的自由秩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两种基本治理模式不是互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是前后相继的,是政治发展阶段和程度的不同、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差别,不能“以今断古”,用今人的价值标准来作公式化、非历史的善恶判断。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道德至上、正邪二分观察分析角度是一种前现代的情感式普通常识角度,从中很容易引致以革命造反解决问题的想法。因此,从道德审判角度转向政治发达程度—历史演进角度,或者结构—功能角度看专制秩序,对于欠发达国家因为政治不发达而不得不选择专制秩序或许更能多一些“基于同情的理解”,更有利于我们走出黑白敌我二分的意识形态冲突斗争的困境,更有利于欠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分权制衡经常被表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这也是不准确的。首先,政治权力不但要分立,还要互相制约并且互相配合;其次,英国议会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所谓“议行合一”,议会多数党的行政权与立法主导权合一),但这并不妨碍英国议会制的分权制衡本质。

分权制衡模式的柱石是议会,英国是议会制度的主要发源地,它是“英国宪政自封的监护人和英国人自由的保护者”。其它欧洲国家在封建时代也有议会,但都被近代兴起的专制王权或消灭或驯服,只有英国不但把议会制发扬光大并且传播到了全世界,说英国是议会之母当之无愧。

特别需要强调:议会制和民主制不是一回事。

我所谓的立宪主义是指一种对政治权力的行使施加限制的政治制度。正如我经常强调的,不能把这个概念和民主混为一谈,民主是指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向全体公民开放而不加明显限制的一种政体。根据这种定义,如果对多数人民在行使国家的强制性权力中所能做的事情不加以限制,哪怕是直接民主制也不是立宪秩序。如此说来,立宪贵族制倒是最好理解的,即所有政治权力都保留给一小部分公民,但政治权力在若干机构之间进行分配从而使它们能够相互制约。罗马共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与荷兰共和国都是立宪贵族制,17世纪末的英格兰也是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英格兰仍然是立宪贵族制,但也正是在这个世纪,它发展出了为演进到立宪民主制服务的政治程序。(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

戈登教授这段论述对于厘清宪政和民主的区别极为重要:首先,不能把宪政和民主混为一谈。其次,民主是指全体公民(不是全体国民)享有政治权利—权力而不加明显限制的政体,而如果“不加明显限制”,哪怕是直接民主制也不是立宪秩序;如果加以明显限制,就是立宪民主而非单纯民主。再次,只有一小部分公民享有政治权力的立宪贵族制是典型的、运行良好的自由宪政,18世纪以后的立宪民主制正是从它演进而来;换言之,贵族—精英立宪是常态。非常遗憾,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至今还是一片茫然,依旧遵循民粹民主的套路,认定宪政与民主不可分,民主立宪是创建宪政的唯一选择。

宪政解决的是自由民主当中“如何统治(治理)”的问题, “谁统治(治理)”问题是由法治解决的——任何人都不配统治,唯有正义良法的统治才是良治善政。

(三)法治

《论法治——历史、政治和理论》(Brian Tamanaha《On the Rule of Law》)一书作者塔马纳哈开篇即讲,在当今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在一点且仅在一点上出现了超越所有裂痕的普遍共识:法治有益于所有人。”然而此说禁不住深究,很讽刺的是,法治不但向来饱受左派的攻击,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指责法治是偏袒富人和政府、压迫限制穷人的,是“不民主”的;而且什么是“法治”也歧义纷繁,“它是一个极其让人捉摸不定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经常成为一件专制主义者拿来实行专制统治的利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把与制衡学说紧密相连的“法治”,与经常被专制主义者利用的“法制”清晰区分开来。

(1)  法治与法制

“法治”的英文rule of law是指“法律之治”,法律至高无上,法律有效约束每一个人、包括最高领导人和每一种组织机构,当然也包括政党;不但约束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行政当局(狭义的“政府”),而且约束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也因此“议会主权”和法治不相容):

“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在国家内的所有人和机构,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并享有法律的利益,而法律应当是公开制定的、在制定后生效(法律不可溯及既往)、在法院公开执行。”(汤姆·宾汉姆 Tom Bingham:The Rule of Law《法治》)(注:“法律的利益”主要就是人权保障)。

“法制”的英文是rule by law,是指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用法律作为工具管制人民而自己却不受法律约束。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法制国”(德文Rechtsstaat)是其典型。这是比随心所欲的人治式专制更强有力、更有效、更严密的专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完善形态。中国传统的法家也是这一派主张,所幸的是,还有儒家对皇权的“软”约束,传统与道德的约束。

(2)  专制与极权

为了准确理解现当代政治,专制还需要细分,区分为普通专制与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现代型的超级专制主义。而极权主义又要再细分。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用到政体四分

当代政治学的政体类型学说普遍使用专制/民主两分法。两分法通常来说却是一个太粗糙、太不好用的工具(太复杂的工具也不好用,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主张至少要四分:民主要区分成自由民主民粹民主专制要区分成普通型(传统型)专制(比如我们从秦代延续到清代的皇权专制)和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为 全能主义整体主义)不同于古代和近现代的一般型态的专制主义(despotism ,或威权主义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它是一种调动了全部二十世纪的现代因素,真正做到了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经济、政治、社会、精神文化到人的思想深处都实行强有力控制的超强型专制主义。

极权主义有两个变种:列宁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1一套蛊惑人心的迎合大众的意识形态;

2一个超级强人式的全知全能全善的独裁领袖;

3一个具有超强组织力的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政党;

4这个政党垄断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宣传媒介;

5这个政党不允许任何不在其控制下的社会力量、团体和民间社会的存在;

6这个政党依靠手中掌握的意识形态、组织资源和舆论工具对群众进行大规模动员,有效地发动多数暴政式的群众运动、群众恐怖,并以此作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尽管通常把斯大林主义界定为极左的极权主义,把纳粹主义界定为极右的极权主义,但二者在本质上极为近似,而且都是群众高度动员、政治狂热的,在阶级基础方面的差别只不过是,前者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隐蔽的个人独裁;后者主张阶级合作和公开的个人独裁。特别是左翼极权主义的极权民主(见塔尔蒙《极权民主的起源》)由于得到多数底层民众的热烈拥护,对左倾知识分子具有难以抗拒的魅惑力。纳粹在二战中战败,纽伦堡审判使极右的极权主义声名扫地,而极左的极权主义至今都没有受到彻底批判。

列宁斯大林主义是极左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是极右的极权主义,不少学者对此有异议,如哈耶克,主要理由是,两者都主张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当然是左派主张。然而列宁斯大林主义是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纳粹主义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其鼻祖是俾斯麦;列宁斯大林主义是反传统的、进步主义的,纳粹的民族、血缘和土地则明显是传统主义的;列宁斯大林主义是继承马克思的,纳粹主义是反马克思的;等等。两者的左、右区分仍然是明显的。

据布热津斯基统计,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仅对本国人民(不包括对外侵略),就欠下了史无前例的至少八千万条人命的血债(确切数字应该是永远无法统计了):“有四个人(希特勒、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各有一套信条,按其信条不仅对反对者个人,而且对以种族或阶级所界定的整个一类人进行肉体消灭,而这种做法被认定是对社会有益的,由此被蓄意杀害的令人心寒的总数高达八千万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内部发行)

极左的极权主义又可以再细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有差别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又是有差别的。极权主义的不同品种、亚型既同属一个家族、具有同样的家族血缘,又有各自的个体差异。列宁主义是还没有定型的极权主义,列宁还在黑暗中摸索,他对官僚主义的厌恶和批判不过是被马克思误导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列宁主义一旦定型就成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把列宁主义制度化稳定化,我称之为极左的官僚制极权主义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怎样从斯大林血腥罪行的阴影下走出来,同时保住他们的马列主义基本教义和信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找出路,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追随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羞羞答答的社会民主主义)走了一段路之后,与苏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野心急剧膨胀,为了别树一帜,终于找到一个东西叫做民粹主义亦即民粹民主。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才真正得逞其志,文革就是我所谓极左的民粹型极权主义的典范和顶峰。

民粹型极权和官僚制极权的主要区别是,毛泽东废除法律和规章制度、甩开党政官僚、不要各界精英,直接依靠工农兵(中共的以农民为主体)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它是毛泽东个人独裁与多数暴政群众专政的结合。这是一股反现代化、反动倒退的反智反文明潮流,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低级落后的国家治理模式——与其说是国家治理,不如说是无治理的,简单粗陋、混乱无序的半无政府状态,可以说是集一切恶政之大全,简直找不出丝毫可称道之处,比斯大林体制还要坏得多。而恰恰是这样一种令人作呕的文革极左民粹政治,却成为众多西方左派顶礼膜拜的偶像,鼎鼎大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就是其中之一。原因何在?我认为就在文革的民粹民主本质之中,它和左派的无政府国家观多数专制民主观放纵不法的自由观之间具有很大的亲和性,两者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西方民主之所以尚没有发生文革式的惨祸,只是因为有右翼保守自由主义者和保守选民极力守护的法治宪政人权保障暂时阻挡住了民粹民主的凌厉攻势罢了。

文革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成为我思考民粹坏民主的重要出发点。

(3)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必须满足若干基本的形式要件: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应该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除非客观差别证明区别对待的合理性,比如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不应当因犯罪行为受到刑事指控;

2法律必须是可获知的并且尽可能地易懂、可预测;

3各级官员行使被赋予的权力必须诚信公正并且只为赋权的目的,不可不当行使,不可超越权力的界限;

4法律必须为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民事争议提供解决机制,并且不存在昂贵到支付不起程度的费用和过度延迟(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

5法律提供的裁判程序必须是公平的;为此必须保持司法独立,法官必须独立于行政官员和政府、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任何机构当然包括任何政党);法官不应受制于自身的偏好偏见;司法应该是专业性、非政治性的。(参看宾汉姆《法治》)

除了法治的形式要件,法治还必须有实质内容,那就是:法律必须是正义良法,法律必须有其正义之源,法律必须提供充分的基本人权保障。

(4)  法律的正义之源

法治是正义良法之治,不是随便什么法律之治;而且,不是说只要主权者本身也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约束就配称法治之名。例如,纳粹德国可以由国会立法歧视迫害犹太人,国会以及最高领袖希特勒本人也同样受这个法律的约束不得违反,它就是法治国吗?当然不是。

什么是正义良法,细说起来很复杂,简单说,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法律就是正义良法,否则就是非正义的恶法。人权主要由宪法明文规定,宪法载明的人权清单得到切实保障、实实在在得到落实才是法治。至于什么是 人权,三言两语难以尽述,简单提两点:人权也是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的,大体可区分为三代人权;三代人权不是完全和谐一致的,如同自由民主那样,相互间存在很难彻底消除的矛盾冲突(详见拙作《什么样的自由才是好东西》)。

鉴于纳粹德国以国会立法修改宪法授予希特勒合法独裁权力的惨痛历史教训,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索性规定宪法载明的核心人权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通过修改宪法予以废除:

“对法治实质因素的关注是《基本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虽然它纳入了几个广受承认的形式和程序方面,但它也超出了对法治的纯形式性理解,确定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行为的指导原则。个人尊严的保护被确认为《基本法》所创造的宪法秩序的最高价值……《基本法》确认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人权是每一个共同体的基础、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由此承认这些权利本质上是普遍的、不受法律支配的,先于国家正式承认而存在,无论国家是否承认都存在……最后,塑造国家的自由主义性质以及联邦结构的核心保障不能被未来的宪法修正案所废除。”(参见塔马纳哈《论法治》)

这就叫作人权至上。意思是,有些根本原则、原理、规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的,这些根本原则、原理、规则是抽象的、形式的、普遍适用的,而且,唯有抽象、形式的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这也称为程序优先。缺乏法治宪政传统和宗教信仰的民族缺乏原则神圣性的信念,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人群难以理解程序正义,习惯于以特别重要或者特殊需要尤其是紧急状态为理由,亦即各种实质正义的理由破坏原则、改变规则、牺牲人权保障,纳粹德国的历史经验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法治和宪政实际是一回事,只不过法治是从法律角度看问题,宪政是从政治角度看问题罢了。严谨地说,法治是从谁统治的视角主张正义良法的统治,反对人治;宪政是从如何统治的视角、在法治的具体落实层次上主张分权制衡,反对主权说。徒法无以自行,法律终究是要靠人来贯彻实施的;法治规定了国家治理的最高原则原理,但原则和原理不可能自己自动实施,它要落实到政治实践当中去必须由人去实施,这个按照法治原则去实际操作的层面就是分权制衡的宪政,或说自由宪政。

(5)  法律是发现的不是制定的

有些根本原则、原理、规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的,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断言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和法律实证主义主张国家立法机构所制定的任何法律都是法同出一源,它主张没有什么根本原则、原理、规则是统治阶级或国家立法机构不能违背的,因此与法治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这项法治的基本原则起初来自神法,宗教信仰日益松弛后自然法法理学代之而起,它主张正义良法是法律共同体——律师、法官、法学家等等——在一代又一代法律人的职业司法实践中,通过案件审理不断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生活背后的公平正义规律,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改进提炼而形成的专业智慧的结晶,它遵循的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化逻辑与专家内行独有的实践理性,而不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抽象演绎逻辑与无分内行外行人人平等的普遍理性。正如同历史的演化和物种的演化尽管都遵从进化论(严格说是演化论)的规律,但这些规律不同于抽象演绎逻辑,充满了偶然性和复杂性,因此,法律包含不能完全用合理性来解释的、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所谓默会知识(麦克·波兰尼),也因此法律是发现的,不是用人类的理性思考制定的,这是英国普通法法理学与欧陆罗马法法理学的重大区别。

换言之,正义良法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隐藏在社会生活当中的、本然存在的正义规律,它和自然规律一样不可能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制定,法律共同体发现法律与科学共同体发现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现代文明人对这个道理应该不难理解——有谁能制定牛顿三定律吗?这些定律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由牛顿发现并清晰表述出来而已。

正因为正义良法所依据的社会规律是普世普适性的,上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历史演化逻辑以及正义良法不是仅适用于英国,正如同自然规律不是仅适用于牛顿或爱因斯坦一样。一方面,正义良法同样适用于中华民族,正如同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中华民族;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没有自身的法治传统、没有相应的法律共同体的民族来说,依靠所谓自发秩序的自行演化演化出法治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唯一的可行之道,是把全人类文明、尤其是英国的榜样看作普遍适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看成一个所有民族都可以利用的巨型智库,从中汰劣留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选取对我们最有价值的营养,学过来、吃下去,转化为我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学习能力的高低决定一个人的成就,个人是如此,民族也一样,在国家治理的学习方面,日本民族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本文作者一向主张先法治宪政后民主,理由之一是,民主需要广大民众具备一定的素质,而法治宪政只需要少数精英具备相应的素质,因此实现法治比实现民主难度小得多。理由之二是,民主化引发社会动乱、秩序瓦解的失败案例远多于成功案例,而法治宪政则相反,它是一种自由秩序(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不但有助于调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巩固社会秩序,解决中国当前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市场经济无序化、地方政府黑恶化问题,而且能够切实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极大地促进经济繁荣。理由之三是,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基本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安全随之成为当前全体中国人从最高权力阶层到最底层老百姓最重大、最急迫的需求,而唯有法治宪政能够满足这个需求。理由之四是,中共15大就把实现法治提上了日程,中共184中全会决议更是史无前例地高调宣告执政党要全面推进法治建设,表明法治已经成为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共识。由此可知,大力推进法治建设不但至关紧要而且切实可行,风险小、成果确定,符合成功现代化转型渐进、有序、可控的改革原则。

反之,权力高度集中的举国体制与法治宪政背道而驰,不但无助于解决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社会失序、道德滑坡、官场腐败、市场经济无序化、地方政府黑恶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只能更加恶化这些问题。改革开放中发生的新问题要用深化改革解决,不能用极左倒退解决,而深化改革不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既定的经济全面市场化、政治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吗?为什么不但不施行,反而背道而驰呢?中共某高层领导在启动大规模反腐败之初曾明言要用治标的办法争取治本的时间,然而反腐将近十年了,不但反腐永远在路上没完没了,还要倒查20。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充其量只能暂时遏制贪腐势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必不可免地造成各级官员争相对上逢迎拍马、对下懒政怠政滥用权力、官场风气加速败坏的恶果。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铁律,莫非铁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奇国土上就失灵了不成?根据何在?

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的共和究竟何所指?

(四) 共和

共和与几乎所有的政治学概念一样歧义纷繁,要想有意义地言说和交流,第一件事是澄清和界定概念。

首先,共和不是君主制的对立面。君主制有专制君主制、立宪君主制和虚君共和制之分,君主的权力依次递减,只有权力绝对的专制君主制才是共和制的对立面,立宪君主制的实质与共和是相通的,而当今日本、英国和北欧国家的君主制是虚君共和,君主没有任何权力,只是充当历史传统和高尚礼仪的榜样与象征。

其次,什么是共和,简而言之,古典学说认为,共和是一种现实最优的混合制度;当代学说认为,共和就是一种如前所述的分权制衡宪政制度,与自由民主大体同义。尽管“混合政体的概念今天已经从政治学文献中消失了”(Scott Gordon),其实这两种学说是一致的,只是表述方式和着重点的不同。

最早将共和界说为“混合政体”的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公元前205—前123年);再经西塞罗的传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早将混合政体界定为“现实可能的最好政体”的是柏拉图;随后由亚里士多德根据亚氏本人对156种希腊政制所作的比较研究将这一见解完善化、系统化。近代以来源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宪政组织原理不过是西方文明这一源远流长的共和主义传统的发扬光大,并最终在英美自由民主的政治实践中结出了辉煌硕果。

柏拉图生于伯罗奔尼撒战败后的雅典民主衰败期,雅典民主盛期的公益至上和团结一致已经为只顾一部分人私利(少数富人的,以及多数穷人各自的私利)的阶级斗争和内乱所取代。正是不受正义法律约束的、偏袒穷人利益的多数穷人的统治,使得柏拉图最敬爱的老师,雅典城邦智慧、良知和自由精神最杰出的代言人苏格拉底被这种多数暴政式的极端民主以“不敬神、败坏青年”的虚妄罪名判处了死刑。眼见雅典城邦的现状一天天败坏,柏拉图苦心焦虑,思考“什么样的政体才是理想政体”,试图从中找出拯救城邦衰亡之道。民主雅典的失败,反民主斯巴达的成功竟让他错把后者当成了理想政体的范例,于是有了《理想国》这部堪称一切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源泉的坏书。但“理想国”是一回事,现实政治是另一回事,哲人柏拉图决没有愚蠢到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别。“理想政体”的研究只是他思想探索的前一半,后一半《法律篇》则是对“现实可能的最好政体”的研究,这就有了他那著名的实证性的政体“六分法”,和“混合政体(政制)为现实最优”的论断。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解说,全部希腊政制可以按照两个标准分为六种类型:首先,“如何统治”?以“统治的目标是为全体的利益还是仅仅部分人的利益”分为“正统政体”和“变态政体”;秉承希腊人“法律至上”的传统观念(“法律”不仅仅指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更是指神的法律和部落相沿成习的习惯法),“正统政体”也就是依法而治的政体,“变态政体”则是无正义法律的约束,随部分人的利益和意志立法废法的任意专断的统治。然后,“谁统治”?依照“统治权握于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之手”这一标准,加上上述“如何统治”的标准,划分出六种政体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温和民主制为三种正统政体,僭主制、寡头制、极端民主制为三种变态亦即败坏政体。三种正统政体虽然统治权分别握于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之手,但统治者却以城邦的整体长远利益为念,能够兼顾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而不失公平,其权力的行使是遵照法律的规限;三种败坏政体则相反,统治者是为追逐个人或阶级私利而统治,施政偏袒某一部分人并且总是行使不受限制的,任性、专横的绝对权力。

这六种政体类型的划分其实就是近世马克斯·韦伯所谓“理想化类型”Ideal types,它只是一种方便好用的分析工具,不是对现实政治的准确描述。因此在转而分析现实可行的最优政体时,亚里士多德基本赞同柏拉图“混合政体”的看法,确认如能把君主制、贵族制与温和民主制三种正统政体的优长集于一身,就是现实最优政体——这就是后世所谓共和政体,“共和”一词此时还不曾出现。到了罗马共和时期,君主已经没有了,君主的角色由执政官取代; 200-300名贵族组成元老院,执政官几乎清一色从元老院中产生;元老院贵族和大约2000名最富有的骑士一起“控制了罗马的政治、法律、军事和经济进程”;其他罗马公民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分为六个阶层,他们有能力在战时自备武器等军需物品参战;最底层的无地贫穷自由民也必须服役,承担后勤等杂务。以上九个自由公民阶层(包括最底层的无地贫穷自由民)都属于马克思所谓的“统治阶级”,他们共同剥削压迫着众多“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元老院贵族之外的八个阶层的所有罗马公民都有权出席公民大会,行使他们法定的民主权利——权力。执政官虽然不是君主,却完全有理由视为共和制当中的君主制成分,元老院是货真价实的贵族成分,骑士以下的所有罗马公民以公民大会为权力舞台,是民主制成分,这些阶级—阶层共同创建出相当复杂的分权制衡制度体系(细节从略),其中不存在任何一种“主权”,因此,罗马共和既是一种混合政体,也是一种分权制衡宪政政体。

除此之外,罗马还有妇女儿童和外邦移民虽然都是自由人,却没有政治权利。罗马之外、受罗马统治的外省意大利自由民也都没有罗马公民权,而这些意大利人的阶级构成也不比罗马简单,其“统治”“被统治”关系是从最高层的罗马总督到最底层的奴隶层层递减的多层次权力—义务复杂关系,权力和义务是对应的,权力越大义务越重,而且,所有的权力都是分散的、受到监督制衡的,既没有什么对立二分,更不是什么“专政”。罗马共和的这样一幅阶级构成历史图景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模式;而且,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共和转型为罗马帝国也根本不是什么由“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斗争”推动的,其主因是只适合狭小城邦的罗马共和无法解决幅员辽阔大帝国的国家治理问题。被马克思主义者套上神圣光环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没有产生任何制度创新,也谈不上推动历史进步,而斯巴达克斯战败被俘卖为奴隶之前本人就是奴隶主贵族;这场起义能不能算作“阶级斗争”都值得怀疑,假设他们获得了自由,很可能自己成为奴隶主去奴役其他奴隶。广而言之,“热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根本就是一句弥天大谎,事实上人的天性是,自己要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同时对他人施行专制。正是因为基督教的“原罪”说使得西方人(部分西方人,不是全部,尤其不包括左派)具备了这样一种直面人性恶的冷峻认知,从而深刻洞察到“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的人性恶铁律,才可能发育出“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亦即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或英国保守自由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源于英国传统的法治宪政、自由秩序。若是没有这个人性恶的基本认知,那就请不必奢谈什么国家治理,什么自由民主了。

再看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封建制取而代之的历史巨变,那也与阶级斗争无关,主要是匈奴和日耳曼蛮族入侵的结果,更不是什么“螺旋形上升”的“历史进步”,反倒是历史大倒退、文明大毁灭,上千年的中世纪黑暗。

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荷兰共和,以及,英国自古以来的、至少是自1688年“光荣革命”到1918年实现民主化之前的君主制,它们也都是分权制衡的宪政政体,都是“专政”的对立面。但是请务必注意,它们也都不是民主:

如果“民主”是指一般民众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的政体,荷兰共和国并不是民主制。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一样,荷兰共和国并不是在民主的发展,而是在构造了一种多元主义的政治组织体系方面预见了现代世界——尽管这种体系中的社会阶级是排他性的,但政治权力却是分散的和能够加以控制的。(Scott Gordon)。

除了把混合政体思想和罗马共和的现实相联系,以及把亚里士多德所说混合政体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平衡解说为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之外,波利比乌斯和西塞罗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共和”(Res publica)的词义核心“共同利益”“共同体”(英文commonwealth)等集体主义、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精神,也都是源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一贯强调的高度一致、团结一心、为公益奉献牺牲、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集体自由”(积极融入共同体、成为其中一员,对内免于一人或部分人的专制,对外免于外族人的奴役),大有别于近代自由主义所格外珍视的个人自由、个体性权利。因此,古典时代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不完全重合。这是当时社会现实合逻辑的结果:城邦林立、小国寡民且连年征战,一旦战败后果极为可怕,屠城或全体被掠为奴是寻常事,所以,每个人为城邦的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是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放到今天的现代社会,为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要适可而止,必须止步于人权保障,不得逾越,否则就难免要恶性发展成专制极权统治的工具。

显而易见,共和与民主是两回事,优质且正义的民主只是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正统政体之优长于一身的共和制的组成部分之一,并且是指少数人、贵族和富人的利益和意见得到充分照顾的温和民主,即虽然居人口多数的穷人即便事实上在政治格局中占优势,但仍然遵守共和的正义原则和法治约束的政体。也就是说,共和制又可以再细分。由于现实中君主、贵族和平民三种成分的平衡往往不能恰到好处,当贵族或富人势力占优时,就是贵族共和,而平民或穷人势力占优时为民主共和。20世纪以前的杰出思想家——包括美国的制宪国父们在内——通常都倾向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当今世界,君主和贵族都已经日益成为历史遗迹,分权制衡学说便取代混合政体学说成为共和制的主流解释。

共和越来越向民主倾斜,到今天甚至几乎已被民主完全排挤掉,共和精神被日益淡忘,主要受两件大事的影响: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近代民主在美国的成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主义,本意是要求多数穷人享受与少数富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以及“实质”性的经济平等而不是仅限于法律的、“形式”的平等自由权利(所谓“形式”的平等自由,即如美国宪法的人权法案所规定的诸权利项)。当这些完全正当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被富人和上层阶级所拒绝时,社会主义就难免要走向激进革命,干脆否认富人存在的正当合理性,这也正是在19世纪的欧洲发生的现实。美国则是一个少见的例外,这个移民国家没有封建等级制的历史包袱,没有死抱住等级特权不放的贵族阶级,而且资源丰富,制宪时期无主土地有的是,除去新移民之外大家或多或少都是有产阶级,所以,一开始就恰好具备了“亚里士多德要件”:没有极贫极富的两极对立分化和阶级斗争,却有广大、居优势的中产阶级。不仅如此,历史还给美国更多的幸运,十三州议会选出的五十位制宪代表,其中只有一人出身贫苦,而且一个个都是兼具广博学识和丰富实际政治经验的优异之士,深暗平衡、中庸之道。美国宪法处处体现出这种制衡、中庸、不偏执、不走极端的成熟理性和深思熟虑,处处为绝对的、至上的、不受约束限制的专制权力——无论是一人的、少数人的还是多数人的——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为各种出于冲动轻率、情感发作、心胸狭窄和见识浅薄的多数人立法设置过滤网和冷却剂,从而使得自由与民主、少数人和多数人的意见与权益成功地平衡、调和在一个自由宪政、法治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之中。

美国制宪国父们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是共和主义,是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不是民主主义,不是多数统治、多数至上——不但不是,他们深得古代希腊罗马先贤的教益,对那种多数暴政式的、民粹主义的“纯粹”民主、极端民主深怀戒惕之心。若非如此,我们这个世界上恐怕到今天也未必会有美国式的民主——唯一能够长治久安、富强繁荣,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广布全球的英美型自由主义民主。

共和就谈到这里吧,但愿本文读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基础知识,不至于轻易被极左倒退的逆流裹挟而去。

总而言之,无论何人,只要读过一点书、懂得一点历史并且不怀偏见,再读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那些书呆子胡思乱想按理说立刻就会崩塌成碎片,沦为学术笑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只要“资本主义”——也就是现代文明——有问题、不完美,凭借脱离实际的完美主义书斋空想发挥其“批判”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就有生存空间,而人世间又有什么事物是没有问题、彻底完美的呢?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也不会死亡。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没有读过书的文盲,他们惊人的蒙昧无知和顽固不化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呢?这实在是一件很需要认真探究的奇迹,恕本文不得不从略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读本文作者今后的相关著作。

本文开头提问:“是国名错了,还是宪法错了?答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错了,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不相容。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请问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吗?也许,改革开放之后已经不是了,但今后要改回去,要重新变成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如果中共主政者没有这个打算,没有想举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旗、走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路,那么,本文作者建议全国人大及早修宪予以更正,以绝极左倒退之后患,并为迟早必定要到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

本文作者还建议中共中央为全党规定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的必读书目,并定期考核;如能恢复发行1960年代与苏共进行意识形态论战时翻译出版的“内部读物”供全党参考就更好了。这样做,一定会有助于党员和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免被欺世盗名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误导和蒙蔽。

周舵  2022.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