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旭东:我与萧军

0
179
t016c5dea31880c0619
作家萧军

01

我母亲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与父亲萧军的相识,来自一次不期而遇。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了,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的错误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了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家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02

对于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母亲后来说,“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气质的人。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萧军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双方多次交谈;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张大学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又在尊敬中对萧军产生了深切同情。

就这样,萧军以自己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而恢复了活力的姑娘则以自己的善良热情和青春的生命力,关心和感染着正处于人生低谷、被灰暗色彩笼罩的萧军,给予他尽可能的帮助,鼓舞他燃起创作的热情。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著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抄写。她还曾帮助萧军,通过周总理送交给毛主席一些信件和书稿。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03

1952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的事情。

外公是军人出身,民国年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担任公职职,少将军衔。

他强迫女儿说出真相后,急气交加,让女儿立即去医院打胎,并且执意要把萧军告上法庭。女儿为了爱情,不肯打胎,不肯告状。张公度爱女心切,无奈之下,只好决定自己出面去告萧军,张大学则是誓死不依。盛怒之下的外公气昏了头,决定与女儿断绝关系,将她拒之门外。这一拒,断了女儿的后路,最终使女儿远走他乡。这一拒就是七年,直到我六岁时,外公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孙女。

那时的张大学住在学校,默默承受着周围异样的目光与压力。但是预产期日益临近,总不能在宿舍里抚养孩子啊!最后是张大学原来的奶妈——付妈,帮她找到了可以替他们照看孩子的人,解了燃眉之急。

那时付妈五十多岁,正在东城的蒋家胡同一家人家做保姆。同院里住着一位单身蒙族妇女,姓包,人称包妈妈,年龄四十多岁,干净利落,为人诚实、厚道,丈夫去世早,家有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平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付妈就对包妈妈简单地、有所保留地说了张大学的处境,请她帮忙接收无家可归的张大学在她家里坐月子,以后还要帮助照看将要出生的孩子,包妈妈答应了。

很快,萧军陪着张大学见到了包妈妈。由于张萧二人年龄悬殊较大,付妈为了不让别人生疑,就谎称张是萧的弟妹,因其弟不在北京,所以由萧陪同前来。

付妈一定不会想到,她这一临时编排的说法,竟然后来真的被我的父母采纳、竟然真的造就出一种另类关系——我出生后一直称呼萧军为“大爷”,称呼他的妻子王德芬为“大娘”。直到萧军去世,直到今天,这个称谓也从未改变。

付妈更不会想到,她介绍给我父母的这位蒙族妇女,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无私的母爱,不仅照顾了我的童年,还将我如自己亲生女儿般带大,直到1996年87岁高龄时在我家中辞世,整整陪伴了我43年,最终,成为了我内心深处真正的母亲,最亲的人。

04

1953年3月17日清晨,在北京同仁医院,一名女婴呱呱落地,那就是我。

当时,父亲为我取名萧鹰,是与他家里几个孩子顺序排下来的,而母亲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坚持在前面加上了她自己的姓,于是一个叫做“张萧鹰”的名字便出现在了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

“张萧鹰”这个名字我用了13年。文革期间,为了不因自己的存在再给生父生母增加“罪行”,也为了宽慰抚养我长大的包妈妈,我自己作主,沿用了包妈妈丈夫的姓,给自己改名“鲍旭东”,这个名字从那时起一直陪我走到今天。

随着我的出生,张萧之间的关系也被改变着:萧军答应给母亲合法婚姻的承诺,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因为他的妻子王德芬不肯离婚,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儿女。

张大学本来就是个心地善良、性格软弱的人,他既不愿为难萧军、拆散他的家庭,又不能不顾现实中刚刚出生孩子今后的境遇,还要尽可能把安宁还给自己的双亲。于是她毅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开萧军、离开北京,当然也就意味着离开自己的孩子。她作为未婚母亲,不可能带着初生的婴儿奔赴工作岗位。她请包妈妈照看我,等她工作落实、生活条件允许时再将我接走。

在接下来的毕业分配时,她自愿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这个决定,将我留在了蒋家胡同,留在了包妈妈家里。

05

这之后,张大学去过浙江,到过山东,做过教师,搞过科研,一直做到了研究员,但是她从没有打算调回北京。1957年,她在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和孩子、远离萧军的他乡,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尽管一生都在为与萧军的关系承受痛苦,但她从未抱怨和责备过萧军,反而一直在关注他、关心他。

母亲曾经亲口告诉我这样两件事:大概是1956年,母亲突然收到萧军的一封短信,内容极为简单,可以归纳为三条:一、我要出门,不要给我来信,我会与你联系。二、烧掉所有我给你的信件。三、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来拉拢腐蚀我的。

张大学的心再一次被深深伤害。她痛苦极了,不愿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会想出这样的主意。但是,除了第三条以外,她还是照做了。对此,母亲的解释是“他一定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生活物质极为缺乏,身为一家之主的萧军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营养极差、身体不好。母亲回京生她的第二个孩子,住在外公家里,对这种情况她看在眼里。

有一天,趁外公出门之际,母亲立刻招呼萧军过来,把通过特供买来、给自己补身体的大虾端给他吃,还不断地催促,“你快点吃,别让老爷子回来碰见!”

这就是我的母亲,真可谓“历尽苦难痴心不改”了!

由于没能够给母亲一个婚姻,萧军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她,但是当年他确实没有骗母亲。

在萧军去世后,我去看望萧军的妻子、大娘王德芬,曾经亲口对我谈及此事。

大娘说:“当年你妈妈怀了你以后,你大爷(指萧军)就提出要和我离婚,但是,他不说是因为他爱上了你妈妈,却说是怕因为他的政治问题影响我和孩子们,那我当然不肯离了,我当时就告诉他说,‘我不怕牵连、我不离婚!’”

06

萧军一贯留给世人“文坛斗士”、“关东硬汉”的印象,但其实内心,萧军也有着温柔、深情、细致甚至忍让的一面。对于他那深藏心底的舐犊之情,我是别有体会的。

我与父亲长得有些像,特别是眉眼之间,加上小的时候圆圆胖胖的,像个男孩儿。父亲给我拍过许多稚气十足的照片,还在其中一幅照片背后题了一首打油诗来“丑化”我:“眼呈三角形,嘴像抛物线,哪像女孩儿?分明小浑蛋……”怜爱之情充溢其间。他还曾经不无得意的对张大学说:“要是把小鹰放到鸦儿胡同,那就是一个队伍的!”——意思说我与他其他儿女长得很像。

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自己的大头像,照片上的我,大概五岁左右,圆圆的小脸,弯弯的笑眼,嘴巴咧着,笑得甜甜的,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仔细看,会发现我的头发上居然别着一枚曲别针,这也是父亲萧军的“杰作”。

那天,他到包妈妈家接我出去玩,想在中国照相馆给我照张照片留念。他自己很喜欢照相,也喜欢给孩子照相。那时,他每年都会给我照几张相。后来我长大些了,从五年级开始,他曾经要我每年都要照一张照片送给他。

等到要拍照了,摄影师发现我前额有一缕碎发总垂下来,挡住我的眼睛,就让萧军找个发卡帮我卡住头发。

上哪儿去找发卡啊?萧军转了一圈,见摄影师还等着,他一眼瞥见纸篓里的纸上有个曲别针,急中生智,立刻就拣出来把它别在了我的头发上、留在了照片上。

从我出生住到包妈妈家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萧军每月都要去看望我。初起时,每周要去两三次。

1966年,我上六年级了。一天晚上,萧军又来看我,临走时让我送送他。路上,他告诉我,“你知道么?我是你的父亲”。

那个晚上,在路灯昏暗的小路上,萧军简单讲了自己的身世、家庭和遭遇,并承诺等到我18岁时,会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会把他与我生母交往的信件和所有的照片交给我。

然而,这一切没能完全实现。

07

十年浩劫中萧军家里几次被抄,许多东西不知去向。我只从他手中接过几张照片,其中有他为儿时的我拍的照片,还有他与我生母在北海、颐和园的合影。在这些照片后面,萧军或题了诗或写了字。

从1966年开始,我的父母就都没了音信。外公外婆在浩劫刚开始抄家之时,就被公安部门带走保护起来,好长时间不知下落,后海边的小楼人去楼空。

我的生活,就全由包妈妈一家承担起来了,我也彻底成为了包妈妈家的一员。

1969年9月,我去了黑龙江兵团。

1970年冬天,我从黑龙江兵团先后给北京和山东有关部门写信,他们帮忙寻找萧军和张大学的下落。

1971年初,我收到了父亲萧军寄来的亲笔信,信上简单述说了他几年来的情况,还寄来一张他新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很瘦,头发已经花白了,但精神还好。

他在照片的背后写了这样一段话:“英儿,这是我第一次还家照下的一张照片,送给你罢!萧军 时年六十三岁。”我现在仍旧珍藏着。小时候我总嫌“鹰”字太难写,就偷懒写成“英”,于是后来就鹰、英通用了。

母亲张大学的信来得稍晚些,她在文革期间被抄家,被扣上“资产阶级政客”的帽子,随着丈夫一起下放到了边远农村。

1973年初,萧军得到一个关于知青返城的消息,当晚就赶去告诉包妈妈,恰好正赶上我回京探亲。这是我从文革开始后,七年来第一次见到他,看着他满头白发和消瘦的脸庞,我有些心酸。

1979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有关萧军平反的消息后,就赶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他复出了,要重新以作家身份开始工作了。

1981年我准备结婚,他知道后叮嘱我说:“结婚之前你是两条腿走路,一旦结婚,你们两个人只有三条腿了,其中一条是被婚姻的带子绑在一起的,所以要注意协调行动、互相关注,不然是会摔跤的……”随后又让大娘取出200元钱给我,我不肯收,他说:“这是咱们家的规矩,女儿出嫁给200元钱,生了小孩子,每人100元,所以这个钱,你是一定要收的!”

果然,到了1984年元旦,我和丈夫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去看他,他高兴极了,还没忘记送给女儿那“规定的”100元钱。

当知道我为女儿取名“韵乔”后,做了外公的萧军说:“好文化的名字啊!”当我哄着女儿,让她亲亲外公时,小丫头却一脸不情愿,把头扭向一边。萧军见状哈哈笑着,解嘲般地说道:“不亲就不亲吧,反正一个老头子也没什么好亲的!”

大娘王德芬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一家三口与萧军拍了两张合影。照片上的小丫头坐在她外公的写字台上,神气活现,萧军则坐在她旁边笑得像个弥勒佛。那时的萧军已经“发福”,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个面面呼呼的胖老头了”。

后来,母亲来我家里看到了那两张照片。她注视着照片的目光充满温情,久久不肯离开,我知道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萧军,就把其中的一张送给了她。

08

1988年4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萧耘的电话,说是萧军想见我,让我到海军医院去一趟。萧军为治疗胃部肿瘤,住进医院已经好长时间了。由于他的繁忙,我有大约两年多没有见过他了。

1988年4月17日是个星期天,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当我与丈夫、女儿踏进病房的一刹那,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位瘦弱、苍白的老人就是我那曾经声如洪钟、行路带风的父亲萧军。

疾病已经把一个魁梧健壮的萧军折磨得变了样:整个人似乎缩小了一半,靠着手中拽住一条布带,才能够在病床上坐起来,头发几乎全白了,却仍旧直直地矗立着。

为了让自己能够坐起来,他双手用力抓着拴在床头的带子,而那抓住布带的手,瘦得能够清楚地看到蓝色的血管。虽然他已经非常用力了,但是说话的声音听起来仍那么轻、那么弱。

我们走到他身边,他仔细地把我们看了又看,轻声说:“看到你们很高兴。”他轻声询问我们一家人的情况,接着又费力地从枕头下面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北京日报,指着上面一段文字让我看。

报纸上面刊登着一条消息,是北京市服装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我的名字列在榜首,一等奖中的第一名;消息已经被用红笔圈出,旁边还有一行红铅笔写的小字“小英得奖”,字迹带着颤抖的痕迹,我看出那是父亲的笔迹。

看到他病得如此沉重,连饭都吃不下,说话都费劲,却还在关注我,甚至连报纸上这样一条获奖消息都没有漏掉,我想,他一定反复看了多遍,然后圈点、写字。这小小的几个红字,该是他费了多大劲才写上去的,那是他在为他的女儿取得的成绩骄傲啊!

我的心在痛、在颤抖,我默默地看着、听着,眼眶里热辣辣的,我拼命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

那天,在我们面前,他坚持不肯躺下。对于水米不进的他来说,这太困难了,但是他却依然硬撑着。

我明白,他在用他最后的力量把他斗士的形象留给女儿。

父亲病逝后,我没有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的身世当时对公众还是个秘密,我不想由于我的出现让事情在那个悲伤的时候变得复杂,我宁肯独自承受失去父亲的哀痛——因为我想维护他,想维护他与母亲之间那段苦难的恋情。

我相信父亲是懂得我的良苦用心的。

来源:青衣仙子的二维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