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病逝:中俄独裁者从”反面教材”学到了什么?

0
6
文/沈旭晖
评论 | 沈旭晖:戈尔巴乔夫病逝:中俄独裁者从"反面教材"学到了什么?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美联社图片

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病逝,无论用哪个角度,他都肯定是20世纪其中一位影响全球的风云人物。但如何理解他的影响,在俄罗斯国内、乃至当刻“新冷战”的两大阵营,肯定评价两极。

毛泽东时代,经常警惕“身边的赫鲁晓夫”,并以此为由打倒刘少奇,就是担心自己的个人崇拜被继任人全盘推翻。到了今天的中共领袖,则非常抗拒“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邓小平以此撤换胡耀邦、赵紫阳,六四镇压天安门学生,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日后江泽民、胡锦涛乃至习近平,只要稍有改革开放温和迹象,就会有极左派跳出来“警惕戈尔巴乔夫化”亡党亡国。这样的恐惧,一直是中共领袖至今的阴影。

有关解构苏联亡国原因,在中国社科院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出生就有苏联、从未经历过其他时代的“新生代领袖”,视野和手腕没有老一辈般务实无情,一生优柔寡断、妇人之仁,被中国官方学者认为亡国是元凶中的元凶,责无旁贷。

根据中共的唯物论史观,苏联的硬实力没有崩溃的理由:军事上,苏联是超级大国,核武库、先进军备都和美国平起平坐,卫星技术甚至一度犹有过之,虽然有设备老旧等问题,但依然有由上而下的举国体制,只要有决心,基本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战胜苏联,顶多同归于尽。从现在俄罗斯的“烂仔交”、到朝鲜的核勒索,都可见这类国家只要足够无赖,军事上已经立于不败。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成功诱骗苏联浪费资源进行军备竞赛,并在冰岛峰会成功“抛浪头”,结果反而坚定了戈尔巴乔夫裁军、搞改革开放的决心。这样的解释自然过分片面,但戈尔巴乔夫确实没有普京、金正恩等“聪明”,其实把军费集中在不对称威胁性武器,就足以稳住苏联、乃至整个铁幕阵营。他却决定全方位妥协,无异于不战而降,结果西方食髓知味,自然不会手下留情。

至于经济上,苏联的人均GDP固然只是美国的1/3左右,但这数字却是有水分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从来就很难用同一公式计算。单论经济实力,苏联绝对可以自给自足,天然资源极其丰富,平均用来养活每一个人比美国更容易;反而是开始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局部市场经济,反而经常出现物资短缺局面。虽然苏联时代未有全球化,苏联难以如今日中国般以市场影响西方各国,但也不代表苏联没有国际贸易。当时美国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让苏联产品维持一条走廊输出到自由世界,而不少俄罗斯老人至今怀念苏联式经济生活,也不会毫无原因。

所以上述中共官方分析的结论是,只要戈尔巴乔夫坚持苏联立国路线,行独裁、不搞改革开放、不引进党内民主,苏联绝对可以永续。那戈尔巴乔夫出了什么问题?

中共的主流断症,就是认为他中计,被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欺骗,加上自身信仰不坚定,于是才自毁长城。戈尔巴乔夫自然不是希望亡党亡国,而是真心相信苏联体制老旧,需要适当改革才能与时并进、维持生命力。例如,裁减被巨额浪费的行政资源,去令各种机器运作得更具效率;又例如,对人民好些、人性些,去加强苏联的认受性。想不到牵一发动全身,整副机器只要稍一松绑,就不能回头。加上切尔诺贝利核灾,令他更坚信苏联体制存在根本问题,非改革不可。他可算是那种相信民主选举选出共产党员、而又能通过正常政府功能平均分配全国资源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明白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掌权,依靠恐惧、举国体制才是主因,民主自由和一党专政有先天冲突,哪怕只是鸟笼式民主自由都有可能失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正是没有煞停的能力,市场经济一出现,人性逐利心态就会破坏原体系,而又没有得到惩罚,自然崩溃。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概念也深受西方影响,认为苏联体制是毒瘤,而要改革开放,过渡期必须阵痛也需要大笔经费,于是唯有和西方和解并争取其各种援助,到了解体前夕出席G7峰会,几乎已经是跪求金援,那时候的西方领袖却已经无动于衷。这时候,苏联就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重点是怎样计算一个经济体的数字,全盘采用了西方标准。苏联的国有资产、能源产业,都不能成为自己的王牌,反而被对方牵着走。普京今天懂得以能源为武器,也是从戈尔巴乔夫的失败得到启发。

由于戈尔巴乔夫不相信国家恐怖主义那一套,不愿意强加于人,依然拥有良心、拥有人性,看到秘密警察抓人也会受良心责备,而不知道“良心”和“人性”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忌,却又天真地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愿者上钓,结果苏联就失去了话语权,缺乏了一切国家信仰。他大规模为前朝的政治犯、人权斗士平反,而没有施加任何新恐惧。没有了非信不可的恐惧,共产主义就变成单纯的理想,苏联人日常生活迅速只向钱看,意识形态上则被民族主义、宗教主义所取代。

苏联本来开宗明义就是一个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邦联”,甚至连国家也说不上。俄罗斯人并非中国汉族那样占绝对主导地位,既然失去了国家意识形态,加盟共和国被压制了几十年的民族主义就一下子被释放。各国发现,公然搞独立也不会带来镇压,也就是没有代价,自然纷纷改弦易帜。

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也一手摧毁了整个铁幕共产阵营和华约。昔日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也搞平反,但把一切都推向斯大林个人,而当东欧国家匈牙利、波兰开始“造反”就宣示苏联还是那个苏联,就毫不犹豫镇压,戈尔巴乔夫就没有这样的勇气。戈尔巴乔夫在赫鲁晓夫时代崭露头角,多少可以看到他受赫鲁晓夫的改革影响。不过他后来改变苏联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却是务实的省钱、而没有赫鲁晓夫的教条包袱,认为苏联没有责任无限度支持那些贪腐的卫星国领袖,于是依然宣布所谓“仙纳杜拉主义”(Sinatra Doctrine),容许所有共产国家走“my way”。这和昔日斯大林、乃至布涅日列夫依然强调的“有限主权论”、愿意随时派苏军镇压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的恐吓,自然背道而驰。这些中、东欧国家的文化发展本来就超过俄罗斯,从不是真心诚意加入铁幕阵营,这就是冷战学者John Gaddis所言的“Empire by Imposition” Vs.“Empire by Invitation”的分别,于是华约几年内土崩瓦解,苏联亦随同分崩离析。

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受访时曾分析指,苏联改革开放失败、中国改革开放则成功保住政权,还令经济变得强大,关键差异在于“俄罗斯没有邓小平”。不过,几乎所有为他作传的人、研究这问题的学者都提到一个真正的重点:苏联没有台湾和香港。这其实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没有香港当白手套“走出去”、“走入去”,中国改革开放要拿钱又要稳定就不可能有安全阀。讽刺的是,中国有见及此,却采取逆向思维,以为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就要全面控制香港,避免香港成为中国步苏联后尘的支点,可见“反戈尔巴乔夫情结”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无论是中共、还是普京信奉的杜金“欧亚主义”,一切都是以戈尔巴乔夫为反面教材,当中“重中之重”除了是坚定相信“举国体制优越感”,以及不要放弃恐惧治国的共产党“光荣传统”,还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大内宣、大外宣,以免自己和国民信仰动摇。无论真心相信也好、不得不信也好,总之要有一套完整的论述,证明自己的制度比西方的好,要有“制度自信”。而为了增强这种自信,自然需要说服国民现在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形势一片灰暗。其实,列宁、斯大林时代也深谙此道,只是戈尔巴乔夫容许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迅速就出现了“思想混乱”,在今日中国官方眼中,就是要严加批判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步之差就是“投降主义”了。

中共理论家有鉴于此,重新以“以结果为目标”的效率合理化举国体制,并以所谓“党内竞争”合理化一党专政,宣传这种制度有西方民主自由的优点、而没有对方的缺点,因此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再利用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反渗透之。到了今天,居然渐成气候,更显得戈尔巴乔夫的无能。

普京作为昔日KGB成员说过,谁不怀念苏联就是无心、谁要重组苏联就是无脑一类金句。但心底里,他却无时无刻不希望重塑苏联荣光。当然,他是“独裁者2.0”,比起苏联时代有不少改进。例如乌克兰战争之前,在国内批评普京毫无问题,和西方市场经济也融合得很好,俄罗斯也有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度,只是以种种法外方式操控。这些都是普京从戈尔巴乔夫身上学习到的“鸟笼改革开放”之道。

西方以为苏联崩溃了,就是“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的“历史终结”,给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就是历史的交代。殊不知,戈尔巴乔夫的长远历史遗产却是以自身为“反面教材”,造就了新一批更难缠的邪恶帝国,而且正对自由世界作出比昔日苏联更严峻的挑战。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