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出版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0 月 7 日
第10章
奴才：独裁如何让心灵枯萎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鲁迅，一九二五年
有些人失控了。
内陆离重庆不远处的一位民工，千万普通人当中的一人。跟儿子不亲，与母亲更疏远。他拿了一把枪，偷走一台摩托车，抢一间银行，有人挡路就开枪。
在中国地理心脏湖北省的一位女子，情人已婚，被元配殴打。在一家三温暖工作，
被客人用整捆的钞票羞辱，她抽出一把刀子。
在南方东莞的打工仔。没钱，没朋友（他背叛了他们），没家人（母亲因为他穷看不起他），没爱情（心爱的女人当着他的面为嫖客服务）。他爬到宿舍的高层往下跳。
山西煤矿区的一位工人。干部曾承诺与工人分享开矿利润，现在把钱全放进自己口袋。
这名工人想讨回公道，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揍，还被干部吐口水，被跟他一样被骗的同事取笑。他去弄一把武器。
溅血。
这些是黑暗的故事。 「可是，这些故事如火柴般照亮我们，」旁白说，当故事有人说出来、不再被遗忘的那一刻。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做的就是这件事。这是一部剧情片，但片中的暴力事件在中国都实际发生过。有年轻男子真的跳下去，女子刺了人，血真的流过。
在二○一三年通讯管道被党重新封闭之前，贾樟柯在没有审查的网路上捞到这些
故事，将他们编织成宏伟的全景画，就像古代中国画家最喜欢的题材「江山万里」。
「这是我一直想拍的，」贾樟柯说：「一部能总结当下中国的电影。」这是中国近年最好、也是最灰暗的电影之一。 《天注定》展示的是富裕背后的空虚。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一个不存在道德的社会，人选择使用暴力，因为相信这样才能保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这部片的美学和叙事手法借用了武侠片。古典武侠小说的强盗和绿林好汉、电影中不知畏惧是何物的英雄人物，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寓言的主角，他们被逼到社会边缘、无路可退时，就会拔出武器。但贾樟柯的英雄是绝望的，得不到慰藉和救赎。
贾樟柯的故乡是煤烟缭绕的山西矿区，父亲是老师，母亲是售货员，邻居是平民
百姓。他原本学美术，一九九三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电影理论并沉迷于电影史。 「学院风气自由，没有禁忌，」他说：「我一到就先借日本色情片来看，那是幸福的时光，把我解放出来。」与其他同代的导演一样，贾樟柯有意识地与陈凯歌和张艺谋等前辈保持距离，用全新的写实主义来与他们的华丽画面和历史譬喻区隔。贾樟柯认为：「现在的导演应该说现在的故事。」全中国终于拜倒在他们脚下。据传习近平说过，比起张艺谋的浮夸，他更喜欢贾樟柯贴近现实的电影。不过，那是在《天注定》诞生前。
贾樟柯坐在北京城北的工作室，他身后墙上挂的是毛泽东。那是他二○○○年作
品《站台》的法国版海报，毛泽东的头原本向下，他把海报倒着挂，毛泽东现在又变正的。贾樟柯谈起，中国人都是在暴力文化下成长的，换成在另一个中国、一个真正进步的国家，他的电影就不需要这么多暴力了，「我或许会拍一部律政剧」。贾樟柯在片中呈现出，在一个失去同理心和人性的社会中，有多少的受害者。拥有权力的人贪污和自肥。受尽耻辱的人对未来不抱希望，他们诉诸暴力不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些是他们仅存的能自己作主的行动。 「只有这样做才能说出他们的绝望，以受到大众关注，」贾樟柯说：「他们承受极大的压力，所有发泄的管道和闸门都封起来了，这样子很危险。」
不能说杀人的瘟疫已经在中国扩散开来，这个国家其实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
一，不过，难以想像的暴力事件却不时发生：一名坐在轮椅上的男子，在北京机场引爆炸弹；在厦门，一名生活贫困的小贩在公车纵火，造成四十七人死亡；十二名乡下来的上访民众，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吞毒药，因为集体自杀是他们仅剩的抗议手段。在党声称的稳定表面底下，不满情绪正在发酵。 「微博出现前，许多人听到这样的故事，以为是个别事件，」二○一三年夏天我访问贾樟柯时他说：「可是自从有了微博后，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在全国各地经常发生，成了我们现实的一部分，再也无法否认。」他的电影是一扇窗口，一如微博曾短暂扮演的角色。我拜访贾樟柯不久，当局就通知他，片子虽然通过审查，还是不能在电影院放映。当时已吹起新的风，习近平的手下整顿微博，中国又重新开始粉饰太平。
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小人物迷失自己，也失去彼此；这些遭遇让贾樟柯难以成
眠。有评论家认为他关心的是「底层」，这导演的回应非比寻常：「很有趣，不论农民、工人或知识分子，这国家所有人都用鄙夷的口吻谈『底层』，好像没人觉得自己是其中一人。其实，在中国，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专制政权底下，每个人都一样。有些人握有权力，其他所有的人都一样弱势，」贾樟柯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底层。」
英文有一个很棒的概念称做「无知便是福」，这是专制统治者心中理想的奴才状
态。政府把成年人当小孩，但我们却言听计从，没有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依旧在街上吐痰、乱插队、大声喧哗、放肆无礼，随时等着被统治者斥责和教训。多年来，审查制度成功让多数中国人保持在这种状态，直到微博上有人趁机发表自由和疯狂的辩论。这维持了四年的自由是一个意外的礼物，让宣传部门精心涂抹的画上出现裂痕。勇敢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看穿表面的光鲜繁华，于是绕过西方时尚杂志乐于报导的热闹派对和惊人利润，勾勒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社会。 「我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作家阎连科说：「腐败、荒谬，混乱、无序…‥人类数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尺度正在解体。」
二○一二年我回到中国，头两年接触的每一个人─朋友、采访对象、都市中产阶级、中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都有同一个心愿，那就是离开中国。在百度上，「移民」一词的搜索倍增。 「在微博一小时，足够让人忧郁一整个礼拜。」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微博海量的资讯让人目眩神迷，但很快巨大的绝望感和无助感就来袭，压垮每个人的梦想。难道这就是国家许诺的未来？
当时习近平刚上台，宣布他要复兴中华民族和实现「中国梦」，但那时也是各地的中国人第一次透过社群媒体找到彼此，互相诉说自己的梦想。 「以前我们也跟国家做一样的梦，」一位知名学者告诉我：「现在大家都说：这些梦跟我无关」。他谈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学习英文：「我的梦想是她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对中共来说，既然它打算不受节制地永远统治这个民族，那几年的网路盛况就显得非常危险，社会上许多人正从昏睡中苏醒，离开宣传机器维系了数十年的催眠状态。我最常听到他们说的三句话是：
没有安全感。
没有信任。
没有道德。
是的，中国也有勇敢、热情、富有同理心的人，他们乐于助人，实践患难与共的
精神。但他们遇到的阻力比在其他社会大得多，除了受同胞质疑，还会被国家机器盯上。例如在二○一七年寒冬，当局粗暴将外地人赶出北京，还将这些农民工的家拆除，让许多北京市民非常震惊和愤怒。一些人主动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结果自己也感受到公安机关的威力：通州的杨先生提供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房间，让他们存放物品，结果警察找上门，杨先生连自己的公寓都不能住。画家华涌拍摄民工被强制驱离的过程，结果他也被迫离开北京，后来在天津被捕。社会运动家胡佳第一次被抓时，是因为他为河南爱滋村的患者奔走，他质问：「为什么这个国家总是好人遭殃？」正是理想主义让他们变成可疑人士。
任何独裁政权都想摧毁人民的团结和同理心。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任，不管
走到那都可听到有人抱怨道德沦丧。原因有几项，文革梦魇是其中之一，直到今天，它造成的历史伤口仍未愈合。毛泽东死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一起被埋葬了，中国出现价值和信仰的真空，只剩下党的要求：「富起来！」贪得无厌成了新中国的口号。 「我们这代人实际是没价值观的，也没原则，」生于一九六四年的张朝阳说，身为网路企业搜狐的老板，他可说是新中国的明星人物：「所以有丛林法则，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有机会成功。你开始利用而不是遵守原则，而且利用的尺度很大。」民调机构易普索（Ipsos）二○一七年在世界各国调查后发现，多数国家人民担心的是失业、官员贪污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最担心「道德沦丧」。独裁体制不仅让社会堕落，也毒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汉娜‧鄂兰如此描述独裁国家：「统治者的触角一到，就会开始摧毁人的本性。」即便外来者第一眼看不出来，但中国社会其实已经病了。
这就是丛林法则，也是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人民经年累月只想着要活下来，所
以淬炼出冷酷的实用主义。川普在竞选和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一个特殊现象是，他在中国有粉丝团，比起他仇恨中国的言论，这些人更在乎的是，他如何肆无忌惮地攻击政治正确的主张。他们在川普抨击福利国家和其他国家的难民政策时鼓掌叫好，在他们眼中，这些都是误入歧途和卑鄙的「白左」行径。 「白左」即「白人左派」，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网民流行的贬义词，主要针对希拉蕊和梅克尔等西方的自由派（后者还有尖酸刻薄的别名「圣母」），但其实也用来称呼任何为战争难民、社会弱势或同志出力的人，骂他们伪善又软弱。按照这个逻辑，如果遭逢不幸全是自己的错，反正每个人得为自己人生负完全的责任。挪威学者在二○一八年的研究中惊奇地发现，比起美国人，受访的中国人大多持右翼的自由主义观点，也就是相信人生而不平等、反对对富人课征重税。五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国家不应重新分配财富，科学新闻网站「北欧科学」（ScienceNordic）因此称「中国人比美国人右倾」。
当过体育记者、后来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李承鹏，有次在成都告诉我：「许多中国人不仇富，他们自己也想变得富有；他们恨的是道德，中国的确道德沦丧。」自由派的他是知名的社会评论家，在二○一三年那场针对独立部落客和作家的运动后被迫沉默了。历史学者程映虹认为，将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套用在人类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社会盛行已久。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政治是天然盟友，」程映虹指出：「它们忽略了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还维护这个现象底下的暴力、欺诈和压榨。」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杂文写道：「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这篇短文继承伟大作家鲁迅的传统，可说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鞭辟入里的分析，发表当天是微博上被转发最多的文章之一，当然很快就被删除。慕容雪村在文中描写专制在老百姓心灵造成的荒芜感。他列出几种精神状态，尤其是麻木、拒绝接受现实和奴性，迫使好几代人只想着要努力活下来。
举麻木为例，「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对他人的命运也一样麻木，「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麻木到了极致，奴才开始痛恨所有美好和公正的事物，理想主义者在他眼中是伪君子，致力于社会正义的人是无耻又自私的机会主义者。道德上的自卑感特别容易让人反射性地引发防御心态。西方有研究证明，在一群人当中唯一做好事的人，得到的不是敬佩而是憎恨，因为善行让其他人暴露出自己的瑕疵，提醒他们起身而行的可能性。这种心理机制在所有社会都可以观察到，但在一个总是以为他人存心不良的社会就特别有害了。
一百年前鲁迅已写过，活在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出于恐惧、投机和麻木，如何自愿成为奴隶。 「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慕容雪村今日写道：「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在这样的国家，刻意跟各种资讯保持距离，才是求生之道。目前流亡在德国的作家长平曾在《南方周末》的黄金年代担任新闻主管，他说，中国民众并非「白痴」，但许多人有意识地拒绝思考，「因为想明白了只会带来烦恼和危险」。
这种说法我经常听到。 「在这体制最倒霉的是看透它的人，」一位北京的老师告诉我：「最好你糊里糊涂过一辈子，这样就安全了。」艺术家艾未未有次在推特上说：「你如果希望了解你的祖国，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那些近乎自杀的路，只有极少数的人敢走。对多数人来说，看清自己活在谎言中，反而会更痛苦。
有次我跟来自成都的观光客去台湾，亲身体会到中国人封闭自我的决心：绝不让任何扰人的资讯接近自己。这团有一人是市政府的党委书记，她是一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性，不时和我热烈讨论台湾的夜市和食物。 「我们在成都也曾经有夜市，」她说：「可惜全拆了。」我们两人站在国父纪念馆附近等游览车，一位老先生走近，很快我们就认出他是法轮功的学员。
法轮功是一种结合佛道学说的健康气功，曾在一九九○年代吸引数百万中国人修炼，直到中共觉得受到它严密组织的威胁；当时的党主席江泽民下令取缔法轮功并残酷迫害学员。在台湾，法轮功信徒刻意到中国观光客出没的地方，告诉他们大陆学员受到迫害的情况；这些信徒手上拿着海报和传单，上面有刑求和器官摘取的残忍照片，据说来自中国的监狱和集中营。
作者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读汉学。一九九七年起担任《南德日报》（Süddeutsche Zeitung）驻中国记者，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后，二〇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〇一八年离开中国，目前是《南德日报》驻北欧记者，负责报导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三国的情势。
书名：《和谐社会：中国，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
作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
出版社：时报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