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九十年代》月刊。图：林保华提供

传来李怡兄的噩耗，还是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们有一个约会还没有实现，那是与前《中报》副总编辑李义仁的聚会。要等武汉疫情稍缓才相聚，哪知李怡兄却先被疫情吞没。这以前，在李怡动了心脏手术之后，我们有一次相聚。住在西区的我们要去东区看他，但是他坚持要从东区来西区，而且不是坐计程车而是搭捷运，目的是要练习走路，恢复体力。我相信以他的毅力，一定可以做到，没有想到结果却是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出来。这次的聚会，是我们20多年后的首次聚会，他已经苍老不少，当年在香港，他有”香港保罗纽曼（美国影星Paul Leonard Newman）”的美称。

我与李怡都是左派阵营的叛徒，自然有许多共同认识与理念。 1976年我到香港后，虽然初期挤不进媒体人的行列，但是密切观察香港的媒体。我最早给明报系统写稿，当时的明报月刊是文化学术性的，由自由派文化人胡菊人主持。然而文革结束以后的1970年代后期，由于爆出共产党内部许多惊世丑闻，使一贯听命于中央的香港左派文化人陷于分裂，一个是温辉从文汇报杀出，创办《争鸣》杂志，后来再增加姐妹刊物《动向》杂志，一个是李怡担任总编辑的《七十年代》月刊从体制内转型为自由派刊物，追寻真理。 《七十年代》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改名为《九十年代》。

1983年9月我进入信报担任评论版编辑，并且还以凌锋为笔名的每天一篇”人在香港”专栏，有人说凌锋是”凌厉刀锋”，所以不久争鸣与七十年代改名的九十年代都找我写专栏，从而也认识了李怡。而当时的信报虽然注明是”财经新闻”，却有香港最强的评论阵容，作者涵盖左中右，但自然以自由派为主流，每星期一评论版的头条就是李怡以”齐辛”为笔名的两千多字的政论文章，李怡在自家刊物上主要也是以齐辛的笔名撰文。

1998年《九十年代》结束，其后李怡转战香港苹果日报，我答应给他们撰稿自然也是确定他们是真正的反共刊物，而不是”小骂大帮忙”的挑战刊物，主要标志就是能否跳出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框框，因为”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庇护所”。我在九十年代的笔名是”林卫”，与”凌锋”相对应，作为”后卫”，文字比较平稳。在争鸣的主要笔名是”艾克思”，除了自认是来自马克思的近亲，更是用X光的笔法来透视中国。

香港的许多政论刊物都以评论中国事务为主题，九十年代对台湾的评论与报导也不少，而且请有其他杂志所没有的台湾人编辑，经常撰稿的有司马文武（江春男），丘垂亮教授也会写，台湾官方有时为了某种需要也会透过它释放一些讯息。

1980年代中期，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五常教授要组织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团队，我是由中国时报驻香港特派员江素惠向张教授推荐的，据说张教授也征求过李怡的意见。然而教授与李怡并没有多少私交，例如教授每年的生日趴，李怡就没有来过。所以1988年9月教授陪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傅利曼夫妇到北京见赵紫阳，回来后接受九十年代的访问，教授深赞赵紫阳；而邓小平因为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越来越大的阻力，社会上要求邓小平退休的呼声很高，一向主张改革的李怡撰文主张邓小平退休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他在10月31日的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然而被某些人误解为张五常与李怡联手”保赵倒邓”则是莫须有的事情，因为作为张五常的助理研究员，我自始至终参与教授的活动。更不幸的是这个阴谋论被中共拿来作为后来镇压六四与打倒赵紫阳的借口，均见于后来北京市长陈希同与屠城后所出版的出版物宣传品中。

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反对为23条国安立法的近百万人大游行后，台湾群策会在8月组办一场国际研讨会，我从美国应邀前来，香港的嘉宾则是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与涂谨申。但是第二天会议的最后一场，因为李怡刚好在台湾而应邀参与，但在会上的发言却是批评这个会议不希望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显然他对台湾民进党执政以后的本土化脚步还没有完全接受。幸好几年后香港本土化的兴起，他很快也接受了这个转变，积极支持年轻人的本土思潮，在雨伞运动前的2013年由他的读者为他编辑出版了《香港思潮—-本土意识的兴起与争议》的文集，他写了”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还写了有关新老香港人的评论，让我想到马英九这个”新台湾人”，当年欺骗了多少台湾人，包括李登辉总统；因为香港也正在用大量中国移民涌入的”新香港人”来蚕食香港的核心价值。因为有了观念上这样深刻的转变，所以香港推行国安法后，李怡移居台湾也很自然了。

李怡学历不高，香港左派的香岛中学毕业。左派学校在香港为人看不起，认为程度低，得不到社会承认，找不到好工作；然而李怡努力自学，不但写的一手好文章，也有相当的英文程度，颠覆了左派的传统。 1976年文革灾难结束后，李怡的自我思想革命使他摆脱左派的束缚，香港主权转移后中共的倒行逆施也让他爆发进一步的思想革命，投入年轻人的本土阵营。

我也是经历同样两次的思想革命，这是需要不断的反省，才能不断的进步，但是自学能力远不如李怡。没有人娘胎里出来就具备了他所认为的正确观念。所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是要不断反省自己，跟上时代。否则即使过去名气如何再大，最后终究要被时代所抛弃，看看目前台湾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就清楚了。

期望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李怡的《失败者回忆录》的出版，可惜他来不及写完就走了，但是仍然可以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给后人。我深信”人有旦夕祸福”，所以赶在离开人世以前写完了回忆录，现在则从不同角度不断补充，期望可以给后人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