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收回香港的秘密决策经过——专访中共资深统战干部黄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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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香港can 电视访问:左起:黄文放、节目主持人、金钟、陈毓祥(因登陆钓鱼岛遇溺身亡)。

收回香港的秘密决策经过 金钟访问/整理
——专访中共资深统战干部黄文放

【时间:1996年2月24日,地点:香港铜锣湾】

【金钟按:黄文放先生(1931-2000)是1949年加入香港新华社的资深干部,1992年退休时,任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部长。 1974年,曾和周恩来通宵长谈。参与收回香港的策划。退休后成为香港知名时事评论员。专栏与访谈,开放敢言,颇具影响力。这篇独家专访,揭露中共高层对「收回香港」最初的秘密决策。发表于《开放杂志》1997年1月号。备受各方关注。

黄文放声明不会迎合新闻报导的揭秘口味,但他仍然谈到非常严肃的内幕,例如,国务院港澳办干部如何不了解香港,从未公开过的中英第一轮会谈,而章文晋、胡耀邦以至邓小平对港政策的思维,都令人吃惊的「左」,邓甚至主张1997年之前出兵收回香港,再行「一国两制」……这篇访谈,公开六百万香港人被蒙在鼓里的九七密谋,涉及重要史实。在香港主权移交25年而阴云密布的今天,可资参考。 】

问:中共决定收回香港,最早的决策,是在什么时候?

黄文放: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决策是1981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的。那是一个专题会议,专门研究香港1997问题怎么办?由胡耀邦主持,书记处成员出席(编按:1980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有: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彭冲、习仲勋。胡耀邦为总书记),列席人员有赵紫阳、廖承志、外交部长黄华。会议决定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主权,同时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的政策。

「澳门方案」与秘密的收回香港主权研究小组

问:您什么时候参与中共收回香港的工作?

黄文放:决策之前,中央指定廖承志研究香港问题,他在构思过程中是反覆和邓小平一道研究的,可以说,策划是廖承志,拍板定案是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会议开完,1982年1月,我奉命到北京,参加廖承志领导的「收回香港主权的政策方案研究小组」。这个专案小组有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人组成,共五人,鲁平是组长。我从此就参与了收回香港决策的全过程。这个小组负责起草收回香港的方案,包括三方面:①政策的具体化;②政策的可行性研究;③中英谈判的方案。

问:您本人什么时候开始留意或研究香港前途问题?

黄文放:我们对九七问题的研究比英国人早。正式开始是1979年,但1974年,我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那一年,葡萄牙发生政变(编按:1974年4月,葡国一批中下级军官推翻萨拉查独裁政权,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仍由葡国管理),宣布为不要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准备把澳门交给中国。当时我是新华社(香港)研究室的负责人,我便专门去澳门研究这个问题,在澳门工作了三个月。葡萄牙既然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要交还中国,中国就不能不接受,哪有别人占领的地方归还给你,你还不要之理!但中国一旦接受澳门,立刻就会对香港产生极大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的任务。我经过三个月的考察研究后,提出了如下澳门方案:中葡建交时(中葡1979年2月才正式建交)达成如下协议:中葡双方一致认为,第一,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所有;第二,澳门是历史遗留问题;第三,在适当时机,由中葡两国政府谈判解决;第四,时机未到来之前,维持现状。这四条经中央批准后,就成了港澳的基本政策。来自澳门问题,也适用于香港问题。

问:很多人都知道,中共原先并无「九七问题」,九七问题是港英方面弄出来的,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黄文放:中国政府的政策中确实原来从无九七问题。我们对香港的政策就是「长期打算、充份利用」。保留一个英国人统治的资本主义香港,对中国非常有利,中国需要这样一个香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九七收回的问题。 「长期打算」的长期,是完全没有时间性的。但从1979年开始,英国反覆制造舆论,要求与中国政府谈判,重新签一个协定,让香港九七年继续留给英国人统治十年。我们当时通过多种渠道告诉英国人:不要提这个事,九七问题可用别的办法解决。但英国不听。他们的理由是:英国人是根据三个(不平等)条约统治香港的,如果九七后没有一个新的条约,他们就没有继续统治的依据。尤其对新界。所以千方百计逼我们签新约。

英国坚持新界一九九七「续约方案」

问:这可以理解,英国人讲法治。新界就像租出的一层楼一样,租约到了,不签新约不可继续住下去。
黄文放:但他们低估了,中英的根本矛盾不在于此而在于中国根本不承认三个条约(编按:即1842年割让香港岛的南京条约,1860年割让九龙半岛的北京条约,1898年租借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因此,就没有九七问题存在。我们只承认香港是历史遗留问题,九七问题只是三个不平等条约中的一条,我们不会单独处理新界问题。

问:1979年港督麦理浩去北京,对香港前途是否一个重要的步骤?

黄文放:英国人以为中国在文革后处境困难,百废待举,可以趁机逼中国签约。 1979年麦理浩去北京,提出香港发展要靠新界,现离租约满尚有十八年,但英国人批地只在1997前三年,希望中国允许英国批地超过九七以利发展。邓小平明确答覆说「不行」。中国对1997尚未有决策,现距九七还有十八年,不必马上解决。九七如何?无非两个可能:一个是我们收回,一个是维持现状。但中国政府不希望现在谈这个问题——邓给了英国人很明确的信息。但英国人仍在香港造许多舆论,要求继续统治三十年、五十年。这样,就把中国逼上了马。

章文晋在「神仙会」上的决定性发言

问:我记得八十年代初香港舆论确实提了很多九七方案,「续约」是其中之一。中国如何应对呢?

黄文放:1981年中期,廖承志受中央委托召开了一些顾问会议,我们叫「神仙会」,讨论对策。当时,中国的基本方案是「澳门方式」,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四条。即由英国宣布香港是中国领土主权属中国、香港是历史问题、适当时机两国谈判解决、谈判前维持现状——但英国不接受「澳门方式」,而要坚持三个条约有效。即香港、九龙是割让地,要谈判的只是新界租满的续约问题。这样否定香港九龙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须知,国民党也没有承认过三个条约,共产党怎么可以承认呢?

问:神仙会讨论的结果如何?

黄文放:据我所知,是章文晋(副外长)在会上提出:「在英国人逼我们上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1997还不收回香港主权,上无以对列宗列祖,下无以对子孙后代,内无以对十亿人民,外无以对第三世界。」他这番话便成了无人反对的共识,决定九七收回香港主权。我们原来的底牌是澳门方式,但其中中英会谈的「适当时机」,我们思维上是空白的。只要保持一个对中国有利的香港,这个「时机」就是不确定的。总之,在此之前,没有九七收回之论。是英国人逼出来的。

问:神仙会有了共识之后,邓小平的反应怎样?

黄文放:我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香港方面(新华社)提出的方案只有一个:「维持现状」;港澳办有两个方案:澳门方式和收回方案。神仙会决定收回后,廖承志就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召集少数几个人商谈(包括胡耀邦),拍板决定收回香港主权。有此决策后才召开书记处会议。所以,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宣布邓小平、胡耀邦、廖承志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定,简单的讨论后,由廖承志说明收回主权后对香港的政策——这就是收回香港的决策过程。可见,英国人自称搞外交一流,瞧不起北京,但至少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完全没有技巧。如果不是英国人把我们逼上马,香港九七就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安排。

「一国两制」决策的依据何在?

问:请谈谈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一政策,当时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黄文放:收回香港主权后的政策只有三条:一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二是香港人自己管理,不能由大陆派人来,三是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大陆不干预。核心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其他两条是附带的。为什么要「港人治港」呢?共产党人是奉行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所以,香港搞资本主义当然不能由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员来执行,只能由香港人自己搞,并要有大陆足够的支持,故要高度自治,如果大陆干预,香港资本主义也就完蛋了。这是我们政策的思路。

问:但这样的政策,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有不少人怀疑共产党的诚意。

黄文放:政策的真假,有无诚意,我认为取决于有无需要。凡是有需要的政策就是真的,否则是假的。而保留一个资本主义的香港,中国根本有此需要。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因素有三:

①中国需要一个与西方经济有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香港。 1949年以来香港对中国经济起了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作用。韩战时期中国靠香港这个渠道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以后几十年香港又是中国产品主要的出口渠道,1980年以前的外汇收入,六、七成由香港所得,最高达八成。我们过去在香港,执行「充份利用」的方针,廖承志解释过什么是「充份利用」?他说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也是钱。香港被称为四大情报中心之一,中国可以在此取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各方面的情报。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香港的地位仍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取代。上海虽然也可以成为一个货运中心、金融中心,但也代替不了香港,因为它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像香港和西方各国有非常自然的联系。

②香港人不接受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不能不作让步。香港人对中国收回香港一直有很矛盾的心态,作为民族感情是赞成中国收回主权的,但香港人很担心喜爱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和改变。因此,我们为了避免收回香港之后成为中国的包袱,只有不改变香港现行制度。

③实行一国两制有严格限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实行,仅仅限于香港、澳门和台湾三个地方。因为这三个地方实行资本主义对中国并无威胁。因此,中国有需要、香港人有顾虑、中国又不害怕——这三条就是一国两制的决策依据。

「港人治港」最早由《新报》编辑提出

问:这是很实用主义的决策,那么,收回香港有无政治上的考虑呢?

黄文放:政治上对中国也是需要的,现在对此当然不必要加以强调。过去中国为西方封锁,因此,和西方的某些外交、情报接触要通过香港的渠道。现在局面打开之后,不一定再要经过香港,但对台湾的关系,仍然是很重要的渠道,因此,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对台湾的影响,也是当时北京考虑的核心之一。因此,我参与制定九七方案之后,廖承志马上就把我调到新华社对台工作部工作。

问:「港人治港」这四个字是谁提出来的?

黄文放:「港人治港」不是法律语言,我们当时起草的文字是:收回香港主权后「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但这也不是很准确的法律语言,最准确的法律语言是中英联合声明中写的「成立特别行政区,由当地人组织政府」。港人治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提出香港人自己管理后,香港报纸觉得文句太长不醒目,最早是《新报》的编辑第一个用「港人治港」做标题。我们在起草时,发现这四个字很简练准确,也就接受了这四个字。我们当时天天盯着香港报纸,看到这几个字后,就请示廖承志,他说很好。这样,「港人治港」就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政策语言。但《新报》的编辑可能也忘了是他们发明的。

专案小组工作五个月,秘密搬迁四个地址

问:那「五十年不变」又是如何提出来的?以前人民日报发过文章说邓小平原先许诺十五年不变,后说太短,不如五十年吧。

黄文放:那是误传。我可以说说这段来历。当时小组讨论后,我负责起草第一个草案,我习惯夜晚写作,我写完十二条之后,感到香港人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七月一日实行,年底又取消。所以,在最后,我加了一句:「上述政策保证在九七之后××年不变」。第二天讨论时,大家诧异怎么会加了这一条?我解释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主要是为了安定民心,因为香港人不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后来就讨论究竟××年是多少年好呢?有人说三十年,但又觉距离当时四十六年将会怎样?拿不定主意。所以报告送上去,还是××年。廖承志看到,又提出问题,我再作解释。廖承志说,既然安定人心,三十年、五十年一样嘛,就五十年吧。廖又请示邓小平,邓同意,「五十年不变」就是这样来的。总之,我们这个小组研究的就是政策的具体化和可行性,包括收回香港时可能发生的动乱和危机的估计,然后研究文字如何表述。

问:你们政策研究小组工作了多久?

黄文放:1982年一月开始,五月提交报告,六月中共中央批准,七月开统一思想大会(北京和香港有关部门联席会议)。整个过程是邓小平统率、廖承志策划、邓拍板。中央参与人很少。我原去北京是进高级党校学习,临时抽我参加这个小组。廖承志交待两条:一、问我有无意见?我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会,党校随时可去,我愿意参加。二、要绝对保密。他说当时知道策划收回香港的,香港只有三个人。要我在北京对部长、副总理都不要说。对老婆只说「在北京工作」就行了。小组工作地点也很保密,开始在谷牧家的四合院,后被人发现,就搬去国防科委,后又搬到通讯兵部,最后是在总政(解放军总政治部)。五个月搬了四个地方。

胡耀邦、邓力群对香港的极左思维

问:你们在起草收回香港方案过程中,有没有内部的分歧和争论?

黄文放:有的,从开始起就有争论。主要是我们和胡耀邦之间,而胡耀邦背后是邓力群那些人。我们的主要根据是中国需要一个和西方世界有密切联系的资本主义香港,而香港不能接受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以此来拟定收回香港的具体政策。但邓力群他们的思维,根本不懂得保持资本主义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对香港实行「让步政策」,说我们对收回香港主权不是「理直气壮」,说我们对九七后保持香港的安定繁荣没有信心,对困难挫折估计太多。胡耀邦有一次在青年会议上谈到收回香港主权时,便强调理直气壮,要有足够信心,他说:「1949年我们解放上海时,西方世界都认为我们管不好上海,但我们不是把上海管得好好的吗?」这些话的背后是在批评我们小组的工作。我们看到他的讲话后很紧张。
问:胡耀邦有没有直接干预你们的工作?

黄文放:既然认为我们「右」了,那必然会有措施。胡耀邦当时作了一个决定。他在内部宣布收回香港的方案由邓力群为首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起草、廖承志任顾问。那时邓力群是中宣部长和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那就意味着取消我们小组的起草权利。但是邓力群对香港问题一窍不通,他的搞法是召集各部门分工进行,但那些各部门的干部也不懂香港,要从香港的ABC开始。我们小组的报告则已接近成熟。

因此,我们小组连续开了一星期通宵,完成报告,送到邓小平手上,这时邓力群的班子还未组成。邓小平对我们的报告批示「同意」,送中央讨论。这样,才把邓力群的班子撤销。现在回头看,如果当年把收回香港方案交给邓力群那班人去起草,那香港今天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可见,在收回香港的整个决策过程中,中央有相当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派许家屯来香港。许来香港就是胡耀邦他们不满我们处理香港问题太右,许来之后就批评我们「一左二窄」,排斥参与起草收回香港方案的干部。

周恩来系统干部主导香港工作

问:为什么胡耀邦说你们「右」,许家屯又说你们「左」?

黄文放:许家屯是个政客,因为反左得人心,可以此来排斥干部。许家屯来之后,夺了香港传统干部的权力。

问:这些「传统干部」属于中共什么系统?

黄文放: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周恩来系统」,周恩来系统是无所不在的。除白区干部外,军队内也很有力量。周从中共初期起就是军事方面领导人,毛都曾在他领导之下,周恩来除八年抗日在重庆外,其他时间大都在军队,国共战争的三大战役都是他策划的,毛拍板。十名元帅中有八个和周恩来有直接关系,好几个都是他介绍入党的……周恩来系统之一是香港工作系统。中共1921年8月派邓中夏来港领导海员大罢工,吸收海员主席苏兆征为第一个香港人的共产党员。整个抗日时期,香港党组织都是周恩来领导,他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系统的干部在香港有个特点,就是解放前后都没有调动,不回国工作。像我这样的干部,1949年加入新华社从未参加过国内土改、肃反、反右直到文革的所有运动。因此,这批干部长期在香港、认同香港,有归属感,对香港很有感情,没有他们参与,就不可能制订出一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九七政策。对香港这地方,五十年代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我们这系统包括周恩来、廖承志在内,把香港当作中国的宝,必需的宝,另一种人的看法把港澳看作中国南天门的两个毒疮,对中国起破坏作用、和平演变的作用。这主要是内地干部包括胡耀邦、邓力群在内,他们对香港采取排斥的态度,邓小平是比较倾向后一种人的。但中共中央很早就明确廖承志负责港澳工作。所以权力还是在廖承志一派人手上。

问:中共中央有无专门的对港机构?

黄文放:五十年代有中共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组长是周恩来,第一副组长是陈毅,廖承志是主管实际工作的副组长。所以,我们是周恩来领导几十年的干部,实力在我们一边,他们斗不过我们。廖承志1983年去世后,权力慢慢转移了。在执行香港回归政策上发生很多问题,都与这两套干部的分别很有关系。

邓小平曾准备九七前出兵收回香港

问:你们对中英谈判商定了什么策略?

黄文放:关于中英谈判的方案,我们坚持一个大前提:香港主权必须收回。然后在此大前提下可以做许多文章。目标是要求英国人1997年7月和平有秩序的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对英国人的政策是:在充份照顾英国人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换取英国人和平有秩序的交还香港。我们在讨论中,把这看作是一项大的「赎买政策」,向英国人赎买香港。但英国人拒绝交还香港或采取破坏怎么办呢?当时我们起草方案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期间曾安排邓小平见十二批香港人听取意见,原来是安排邓和胡耀邦、赵紫阳三人听取香港人意见,但是胡耀邦拒绝见香港人(我们高度评价胡耀邦,但他也是有错误的),所以,最后只是邓小平见,他见到最后一批香港人大政协代表时说,我什么话都讲完了,不想再见了。我们催促他说,不见他们不好交代,今后工作也不好做。邓答应见面,照个相,讲话由廖承志代替。但是那天出现一个意外的场面:邓小平照完相,却不离开,坐在廖承志位子上向大家讲话,一讲两小时。他说,我几晚上没睡好觉,想来想去,我们充份照顾英国人的利益,他不干,不把完整的香港交给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我们只有在九七之前提前出兵收回香港,收回之后还是按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办。他说,没有这一条对付不了英国人。所以,1982年9月,邓见戴卓尔夫人(英国首相,大陆译撒切尔夫人)时,就说了一番话:如果英国人不和我们合作,我们将会在「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上另作考虑」。戴卓尔夫人完全没有料到这一手,所以,走出大会堂就摔了一跤。

中英谈判中的讨价还价

问:中英谈判中,有没有香港人不知道的秘密会谈?

黄文放:中英谈判从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开始了。原来她访问北京的议程,一是谈中英关系,二是谈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第三才谈香港问题。但开始之后改为先谈香港问题,由邓小平和她谈。根本的分歧是中国不承认三个条约,英方则坚持三个条约。后来大家知道的是由副外长姚广与英国大使柯利达进行的「第二轮会谈」,香港传媒无人问「第一轮谈判」。其实,第一轮只谈了两项半,没有公开。戴卓尔夫人访华后随即开始,中方团长是章文晋,第一次会议是中方提出「中国收回主权不容讨论」。第二次会议,由英方提出如何避免香港经济因九七而疲弱。于是双方以主权和经济相对立而分歧,第三次在欢送章文晋去美国当大使的酒会上进行。英方提出主权与经济问题一起谈,章文晋答道:菜准备好了,但做中餐还是做西餐都未定,如何动手?第一轮谈判就到此停止。

问:英国对你们提出的九七后政策反应如何?

黄文放:几个月后,戴卓尔夫人致函赵紫阳(总理)同意按中方的议程,先谈主权转移问题,这样才开始第二轮谈判。我们起草工作虽已结束,但对谈判进展还是比较清楚。第二轮谈判分两部份:一是主权问题,英方只谈新界租约问题,中方要求收回港九新界全部主权。英国同意后就转入第二部份,收回香港后的政策。中方立场是,这部份属于中国内政,考虑到香港特殊情况必须取得英国的合作,所以把政策详细地向英国加以阐述,英方则表示要对香港人负责,和中国讨价还价,最后形成了联合声明的「十二条」和「附件一」。我要说明的是,我们原订的方案比声明的条款要宽松,英国人不知我们的底牌。比如说,原方案说九七后,港府中的主要司级官员与警务处长必须华人担任,但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全部司级官员与警务处长由华人担任,有了主要和全部之别,现比底牌收紧了一点,这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十二年历程出乎意外的平稳

问:作为香港回归中国政策的参与者,十四年之后,您怎样评价当年的工作?

黄文放:1984年9月中英签署联合声明,标志着收回香港主权的设计谈判告一段落,开始转入执行阶段:起草基本法,准备接管政权,现在进入了最后政权交接阶段。 1984到1997这十三年的政权过渡期,在世界上是很罕见的。从历史上看,我认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的决策与政策是成功的,表现为如下几点:

①香港无任何政党、政治力量、有声望的人,敢于公开反对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或主张香港独立。世界上许多殖民地改变过程中都要求独立,香港没有。

②十二年半中香港政局稳定,无任何动乱事件。原来我们设计方案时邓小平说小动乱不可避免,中动乱可能发生,力争不出大动乱,结果大中小动乱都没有。

③十二年半中香港基本上保持了经济繁荣,没有发生大量资金撤走与经济危机。我们小组在起草方案时,邓小平要求我们「详细列出」可能发生的重大危机,我们设想过可能的经济危机,中国外汇收入减少三分之二,都未发生。邓担心英国人把外汇储备拿走,中方要求九七时香港政府至少保留三百五十亿港币,但现在可以留下的储备金超过一千亿元。

④社会基本稳定,未出现大量移民潮,十二年移民总数六十万人,平均一年不到五万,这是香港这个移民社会的正常数字。

干部队伍已变,对未来审慎乐观

问:您所说这十二年的平稳,诚然是事实,但一国两制的实现尚在未来,这仍是很多人观望和担心之所在。

黄文放:不错。十二年的稳定论证了收回香港的政策是可行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十二年这么长的稳定会在九七后突然推翻、消失。实际上,香港人在心态和部署上都已过了九七,对九七完全没有信心的人早已离开了。但政策的正确还要靠人去执行,这十二年中执行政策的人中,传统香港干部已不是主流,主流是国内派出来的干部,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我们有很大差异,因此,也不能说九七后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这十二年中,尤其是「六四」之后,对香港政策很多方面已收紧。我们起草收回方案时对香港是相当宽松的,但六四之后,处理香港问题的思维,已「防止失控」,因此,对九七后的前景只能「审慎的乐观」。

(注:赎买政策 ──马列理论认为夺取政权后可以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有偿办法加以国有化。中共对民族资本家的企业实行和平赎买,变为社会主义企业,有分配利润和支付定息的做法。定息制是在一定年限内每年付给资本家总资产额百分之五的利息,资方人员留薪使用。但这项政策到文革中被冲毁,资本家受到专政制裁。文革后才部份地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