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 第二十五讲 那个年代的众生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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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鬼蛇神录》 网络图片

一、临刑之际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的粟异邦

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了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文革当中的人生经历。当时,杨小凯的名字还叫杨曦光,曾参与湖南的激进造反派团体“省无联”,并写下了他在少年时代的著名作品《中国向何处去?》。在这篇文章里,杨曦光从激进共产主义的逻辑出发,提倡推翻由90%的高干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号召人们推翻吸收了大量干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革委会,建立起“中华人民公社”,并提出了首先在一省或数省推翻革委会的主张。这篇立场激烈的文章,使杨曦光被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成了破坏毛的“战略部署”的危险人物。杨曦光因此身陷囹圄,在牢房和劳改当中度过了十年岁月,直到1978年才重新获得自由。

这样一段牢狱经历,也使得杨曦光遇见了形形色色同样身陷囹圄的人们。记录下了这一切的杨曦光,写成了一本名叫《牛鬼蛇神录》的书,在其中展现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在上一讲中,我们讲了其中一个叫做毛火兵的人的故事。毛火兵这个体制内的边缘既得利益者,在文革中加入了长沙极端保派组织“红色怒火”,在武斗中做出了屠杀俘虏的暴行。入狱之后的毛火兵,依然对中共干部保持着崇拜的心理,曾经询问杨曦光“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使出自干部家庭的杨曦光深刻地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多么地令人羡慕。

除了毛火兵这样的极端保派外,杨曦光还遇到过其它政治态度迥异的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牛鬼蛇神录》这本书的记载,看一看其中另外一些人的故事吧。

《牛鬼蛇神录》中,记录了一个名叫粟异邦的思想家。粟异邦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对于粟异邦的人生经历,书中这样说道:

“他初中毕业的五十年代虽然入学不大看阶级成分,但是属于四类人的子女是不能进大学的。这四类人是被共产党杀掉的,被共产党关押的,被共产党管制的,及逃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士,简称‘杀、关、管、逃’。所以粟异邦念完初中 就进工厂当了学徒工。他人很聪明,一年多就掌握了他应该在三年内掌握的车工技术。但按当时的制度,所有学徒工三年以后才出师。一九五七年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提了一条意见,认为学徒期限应该灵活规定,只要达到了出师的条件,应该允许不到三年就出师。 反右派运动中,他这条意见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罪名,他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教养。他到农场后不久就来了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整个中国饥民遍野。粟异邦和他在劳教农场的几位朋友经常在一起秘密集会,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叫‘民主党’。这个组织在文化革命前夕被共产党破获,粟异邦和他的三个朋友进了左家塘。”

书中所说的“左家塘”,就是杨曦光在被囚禁期间曾经呆过的左家塘看守所。在中共制造的三年大饥荒中,社会上实际上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反抗事件,其中既有农民群起抵抗惨遭中共军队屠戮的案例,也有知识分子组建反对派政治组织的事情。粟异邦和几位朋友成立“民主党”的事,只是这众多被尘封在历史角落中的反抗故事中的一个。在被捕之后,粟异邦被当局判了死刑,并在被杀害之前戴了一年多沉重的死镣。尽管在牢狱之中,粟异邦已经被折磨到“瘦得和一个十几岁小孩一样重了”,但他仍然保持着战斗的姿态。在监牢中,所有人都嫌饭少,但粟异邦却总是把自己的饭分一半给其他人,他虽然吃得少,却精神头十足,“每天要演说几个小时,不停地骂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是要死的人了,瘦得谁都能轻易把他举起来,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任他攻击。”

粟异邦真正的“高光时刻”,是他被杀的那一天。杨曦光从另一位被关押的的人口中得知了粟异邦被杀时的景象。那位犯人这样对杨曦光说:“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 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这段话中所说的“粮子”,是当地的湘语中“军人”的意思。在刑场之上,粟异邦也并没有屈服,而是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最后被军刺活活刺死。当局以这样残酷的手段杀害粟异邦,可以说是残忍得令人发指。而粟异邦所表现出的勇气与牺牲精神,也足以配得上“壮烈”二字。杨小凯在书中说道,虽然他一直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以及他所组建的政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粟异邦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杨小凯留下了印象。杨小凯感叹道:“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见杨小凯:《牛鬼蛇神录·粟异邦》)

《牛鬼蛇神录》(网络图片)

《牛鬼蛇神录》(网络图片)

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李良

另一个充满细节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叫做李良的人。李良是激进造反派组织“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至于“长沙青年”,则是当地长桥农场的劳教就业人员在1967年春夏建立的组织,他们的政治目标之一是向多年来迫害他们的公安局干部复仇。1967年夏天,长沙的造反派击败了保派,保派向湘潭败逃,造反派则乘胜追击,双方在一个名叫易家湾的小镇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在这里,我之所以不用“武斗”,而是用“战斗”这个词来形容这场武装冲突,是因为它可以说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和迫击炮。至于李良,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担任先锋的“长沙青年”的指挥官。对于李良的人生经历,杨小凯这样写道:“他出身于旧时代的名门望族,六十年代初是位大学生。由于大跃进后对共产党政权的反感,他几次试图越境逃往香港,被抓获后劳教三年,三年期满被强迫就业。他是‘长沙青年’中文化最高的人,也是‘长沙青年’的大脑和灵魂。”

这一段描述乍一看来,可以说是相当地“反常识”。因为在人们的印象中,激进造反派往往被视为原教旨主义的毛左。然而,李良本人不但出自旧时代的名门望族,而且还是一个多次试图逃港、反感共产党的人。可以说,他作为激进造反派组织的灵魂人物,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样的人,实际上也就随着两年文革走向尾声,中共高层各派一致反动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大规模镇压的重点杀戮对象。李良本人的结局,也没有能够逃脱这样的镇压。“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李良被拉出去杀掉了,因为李良也是‘政治隐患’。”对于李良的被杀,有造反派成员这样评价道:“这些公检法的家伙真是一帮畜生,他们中很多人要不是李良制止“长沙青年”的人乱打乱杀,早就没有命了。他们今天得了势,不但不念李良的救命恩,反而认为他有文化,有头脑,政治上危险,不杀他不安心。”(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向土匪》)

三、底层人物的复仇:“向土匪”

说出这段评价的人,是一个绰号“向土匪”的湘西土家族人。这位“向土匪”也是一名长桥农场的造反派成员,大名叫做向远义,因为来自历史上绿林好汉充斥的湘西而得到了“向土匪”这样一个绰号。在1959年的大饥荒中,向土匪只有十多岁,他所在的村子里饿死了许多人,向土匪和他的母亲是靠着吃他饿死的父亲的肉才活了下来。经历了这样惨绝人寰的遭遇,家破人亡的向土匪被母亲送上了逃荒之路,来到长沙变成了一名扒手,最后被当局送到长桥农场劳教三年。在长桥农场的造反派“长沙青年”兴起时,向土匪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并亲眼见到了造反派的成员对残忍迫害过自己的干部的酷烈报复手段,也经历了易家湾的坦克、迫击炮大战。对于向土匪的故事,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这样评价道:

“向土匪的故事使我震惊和不安,因为我一直认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冲突是由政治观点的冲突引起;虽然我比别人更注意这种政治冲突背后的社会矛盾,但我不会想到,对于向土匪的小团体而言,这种根深蒂固的阶级仇恨和互相迫害却不需要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它是赤裸裸的互相迫害和报复。我有时用‘双城记’中的故事安慰自己,造反运动中民众的暴力都是由革命前社会上层阶级对下层民众的系统暴力迫害引起的,正像法国大革命的残暴的一面是由当年贵族的残暴引起的一样。”(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向土匪》)

四、社会冲突视角下的文革

在《牛鬼蛇神录》中,杨小凯还讲述了许多其他人的故事。由于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不过,在今天这一讲当中我所列举的例子,已经足够表明那个时代的社会,并非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样“整齐划一”。在各种歇斯底里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之下,那时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政治理念、诉求和行为千差万别的各种人物和群体。在这其中,既有毛火兵这样崇拜干部、崇拜体制的“小粉红”式激进保派人士,也有如李良这般以激进造反派团体领导者面目出现、“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物,还有如向土匪这样在中共的残酷政策下家破人亡、在文革开始后投身造反派报复干部的底层民众,更有如粟异邦这样在临行之时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的勇猛人物。可以说,文革既是一次疯狂的中共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将当时社会上各种势力都卷了进去的复杂社会冲突。对于文革这一段十分复杂的历史,我们不能将目光仅仅局限在中共高层之间种种宛如“宫斗剧”的权斗之上,更需要将眼光向下,在关注那些受难的民众的同时,分析那时的种种社会冲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革这段历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认知图景,达到真正的以史为鉴。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