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7 月, 2024 12:1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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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Radio Free Asia

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倒行逆施、人心丧尽,关于中共高层联手采取非常手段拿下习近平的传闻几年以来一直不绝于耳。特别是今年8月,举世瞩目的“北戴河会议”被加长,而且会后习近平“败北”上锦州筹划回马枪,李克强南巡下深圳高唱改开调,传说习家军被挫败的各种版本更是沸沸扬扬。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确实都希望,德不配位、才不胜任的习近平,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两个任期之后将在中共20大上按照中共自己定的规矩到站下车,给中国提供拨乱反正、走出迷津的机会。但是,祸国殃民、作恶多端而早已成为众矢之的习近平,仍然在破例连任的道路上挺进。深刻理解中国政治吊诡的现状,准确判断中国扑朔迷离、若暗若明的未来,需要正确的分析框架。

一、极权和后极权分析框架中的中国

极权主义理论框架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成型,被用来分析法西斯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政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都很有造诣的西班牙裔美国学者林兹 (Juan j. Linz)在20世纪70年代补充提出后极权概念,进一步完善了极权主义分析框架。多年以来,笔者一直用极权和后极权理论框架分析当代中国。

颇为令人沮丧的是,能够准确分析当下中国的极权和后极权理论框架,没有被学界和大众广泛接受和采用。这种理论框架很少被用来分析1949年建政的中共政权。在中国国内,当然没有可能使用这种理论框架。而在西方世界,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大多倾向左翼思想,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关系暧昧,不愿承担责任,拒绝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归为一类、等量齐观的极权主义分析框架。他们将中共党国定义为威权政权,将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混为一谈,实在不得要领。

林兹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将当代世界的国家政权划分为极权、后极权、威权、苏丹和民主等五种政权类型,并对它们做了系统论述和深入比较。多元因素素之有无多寡,是林兹等人划分政权的首要标准,很有见地。从权力的维度看,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多元因素之有无多寡,关乎公民权利是否受到承认和保护,关乎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首脑权力是否有正当来源,政府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受到多大程度的制约。

我根据林兹等人的论述所制作的如下简表,可以使极权、后极权、威权和民主等四种政权类型的区别一目了然。表格中的民主,是宪政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简称。专制则按照其严重程度,分为极权专制、后极权专制和维权专制四个子类。极权政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全面一元化的专制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程度最高的专制,是专制党国对社会和人类个体的全面控制、甚至于整体上吞噬了社会。后极权专制是极权的变种和亚种,是极权在松弛、衰败和衰变中的延续,政治上仍然是一元化、仍然是一党专政而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但党国已无法对社会和个人实行全面控制,经济和文化上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威权专制是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存在相对自由的多元空间,私有经济和宗教信仰不被取缔;政治上则是半多元,有相对发达的公民社会,并且有政治反对派、甚至于反对党生存发展的空间。在宪政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度,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护,政府权力来自定期选举这一民主程序的公民授权,所有个体和社会实体在法律上平等,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允许并鼓励多元竞争。

政权类型/社会形态 极权 后极权 威权 宪政民主
政治 政治一元 政治一元 政治半多元 政治多元
经济 经济一元 经济半多元 经济多元 经济多元
文化 文化一元 文化半多元 文化多元 文化多元

 

用极权和后极权分析框架来观察当代中国,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共政权是典型的极权专制。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极权社会,并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极权主义推向顶峰。其具体表现包括:(1)党权至上,一个不经公民投票授权而垄断政治权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而渗透整个社会的专政党,高踞于国家、政府、社会和法律之上;(2)终身制领袖独裁,专政党党魁获得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授权,对同僚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且制造现代迷信和个人崇拜,将党魁置于神坛顶礼膜拜;(3)“党管干部”,专政党依据忠诚第一的政治标准任命和管理所有干部,控制一切组织资源;(4)“党卫军”制度,军队、警察及一切武装力量归属于专政党而不是国家,主要功能是充当专政党的专政工具而不是捍卫国防及公共安全;(5)国家恐怖,专政党按其政治标准将国民分成“人民”和“敌人”,对全民实行公开和秘密的双重监控,持续进行政治迫害运动,不断清洗体制内外的异己和异端,并永赤裸裸的暴力故意制造无所不在、深入骨髓的恐惧;(6)意识形态狂热与基于信仰的社会动员,专政党将它的教义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而被洗脑的公众则盲目地将这种意识形态信以为真,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投身于害己害人的政治迫害运动;(7)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专政党消灭或压制民间媒体和教育机构,将媒体、教育和宗教机构纳入党国政权体系以系统地制造和灌输谎言,构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大一统,而且授权警察和其他部门使用直接暴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手段管制国民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打压一切思想异端;(8)生计控制,专政党或者消灭私有制,或者随意剥夺私人财产,垄断经济资源,推行经济统制和指令经济,全面控制国民生计。

中国在毛泽东离世之后经过去极权化而转变为后极权社会,正像苏联东欧在斯大林离世之后转变为后极权社会一样。中国在毛泽东离世之后的去极权化,是朝野上下合力推进的事业。中国在1976年春毛泽东尚留人世但已气息奄奄的时候,就爆发了针对极权专制的“四五运动”,民间的去极权化在当时就已初见端倪。在毛泽东离世之后,中国民间的思想觉醒突飞猛进,并且以墙报和民间刊物等方式突破官方封锁,汇聚成为反对专制暴政,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洪流。庙堂中人的相当部分,也在文革噩梦中醒来之后,回顾不堪回首的岁月、舔抚痛彻心扉的伤口,痛定思痛而投身于“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讨论等方式,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内突破个人崇拜、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宁左勿右、计划经济等思想禁锢,在思想和政治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给五类分子摘帽、为个体经济正名,并将政治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去极权化,中共政权转变为后极权政权,中国社会也从结构上转变为后极权社会。这种重大转变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具体形式包括:从领袖专权到集体领导、从终身制到任期和退休制度、从政治挂帅到经济挂帅、从人民公社到农户自主、从政企合一到政企分开、从以党代政到党政分开、从闭关锁国到加入国际大循环并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铁板一块的极权社会结构发生裂变,在经济领域形成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和外资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形成了马列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西方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甚至于在社会政治领域也形成党国体制与个体自主、公民法权、公民社会之间的对峙和较量。

二、习近平的极权复辟是南柯一梦

在2012年中共最高权力通过有序交接传承到习近平手上的时候,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成雏形、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宪政思潮惊涛拍岸、维权与维稳势均力敌。如果习近平是一位明辨是非、洞悉世态、顺势而为的开明领导人,他轻轻的临门一脚,便可促成中国宪政转型的变局。但是,国运不佳。中华民族是如此不幸,在中共权贵阴差阳错的权力平衡中无功受禄而入承大宝的习近平,是一位见识短浅、冥顽不灵、权欲薰心、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小丑。他在得到最高权力之后野心爆棚,自不量力地系党国安危于一身,狂妄无知地装扮天降大任以守护红色江山的英雄。他为了阻断中国的宪政转型而大开历史倒车,妄图将后极权中国重新带回到极权时代。

习近平统治中国十年以来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中国极权主义势力的支持和协助下,全力以赴复辟极权主义。正像笔者在《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一文所系统论述的那样,习近平所努力的主要方向,正是极权主义体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三个关键方面。习近平复辟极权主义的倒行逆施,给中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极大危害,罪恶滔天。但是,习近平的复辟企图成功不了,他没有能力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倒转到极权社会。

有些论者激愤于中共党国的胡作非为,使用“新极权”的概念来指称当前中国政权和中国社会。这种说法显然夸大了习近平极权主义集团的制度创新能力,夸大了习近平统治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从制度选择的角度看,习近平没有任何创新,而是低劣地而是模仿20世纪极权主义三大魔头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以及中世纪中国的法家统治术。他模仿斯大林的阴毒,依靠党机器巩固和扩大权力、依靠特务机构大规模清洗政敌和异己。比如,他将中纪委变成高踞于法律之上、直接向他负责的机构,大规模清洗政敌,相当于苏联服务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类似中国明朝的东厂。他模仿希特勒,片面炒作“ 国耻”、“复兴”、“强起来”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话语,造就“ 愤老 ”、“ 愤青 ” 、“ 战狼 ”和“ 小粉红 ”来供他驱使;同时又成立国安委,统筹全国的 “国保 ”和“国安 ”这两种 政治警察,运用严刑峻法对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进行斩草除根式的摧残,相当于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习近平打造个人崇拜则是模仿毛泽东,东施效颦、装神弄鬼。封谥“领袖”和“统帅”之类连毛泽东本人都觉得讨嫌的称号,制作《东方又红》之类的低俗肉麻歌曲,当然是直接效法毛泽东时代的陋习。习近平极为羡慕《毛泽东语录》以及毛泽东的“雄文四卷”当年人手一册,因而也疯狂地将秘书们拼凑的各类报告结集成书、出版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上台10年以来已出版著作多达120多本,超过每月一本。中共19大后奉旨成立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3年内就出了 66本。这些低劣的模仿,难免画虎不成反类犬。

又有人举出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因素,论证当今中国的新极权。但是,这种结合也不是新创造。纳粹德国的极权统治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苏联极权统治也实行过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而且,经济因素从来就不是极权主义统治或极权主义社会最关键的因素。正像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充分论证的那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才是共产主义极权统治的内核,经济上的所有制形态以及调控机制,则只是外围体制。毕竟,共产政权并不是先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而是依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接着再依据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是共产极权政权的内核,苏联东欧共产政权从极权到后极权的转变是从“思想解冻”开始,中国从极权到后极权的转变,也是以“思想解放”为起点。

习近平政权甚至也没有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说辞和提法。习近平登台以来,形形色色的政治口号洋洋大观。但是,他所喋喋不休的种种口号和提法,除了不伦不类的“中国梦”,都不过是拾人牙慧、东拼西凑的陈词滥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上的开幕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1987年赵紫阳所做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的用语。诸如“两个一百年”、“三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等等,都起源于江泽民或胡锦涛主政时期。就连习近平得意洋洋为自己的统治年号命名的“新时代”这一称号,也是江泽民主政时的旧把戏。创作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的《走进新时代》这首歌曲,歌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技术层面的高科技监控,也不是习近平的新举措,而是在周永康主导的“维稳体制”就已启用。习近平的跟班打手将高科技监控推向极端,借助电子和数码技术实施对全民的监控、特别是对“涉稳人员”的定点监控和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全天候监控,无疑加大了民变、兵变和政变的难度。但是,由于单位制度、户口制度、票证制度等极权统治机制的解体,习近平统治集团再也不能恢复极权全民对党国的人身依附以及基于这种人身依附和权力崇拜的相互监控。

透过泡沫看实质,当下中共政权或中国社会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并没有超出后极权的范畴,没有资格构成一种新的政权类型。中国仍然是政治上一元、经济上半多元、思想文化上半多元的后极权社会。习近平把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就已出现的“国进民退”推向新的高度,并通过“混改”和普遍强化企业党组织等方式,将中国私营经济折腾得遍体鳞伤、逐出上游产业,但是,当下中共政权寄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肌体上,没有也不可能毁灭私营经济和外来资本;习近平鼓励“内循环”,严格限制资本外流和人员出国,但他不得不在明面上沿袭“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没有也不可能重新关上国门;习近平公开向普世价值宣战,强化思想言论钳制和洗脑,但他再也无法重建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全民信仰,再也无法恢复极权状态下广大国民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而主动充当党国鹰犬;习近平统治集团妄图铲除民间政治组织以至于整个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不服从体制的强大江湖,存在包括法轮功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内的、与党国体制分庭抗礼的体制外社会力量,存在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亿万义士与大众;习近平通过选择性反腐残酷清洗党内异己,但是,受到习近平打击的体制内实力派和心仪现代文明规则的党内开明人士,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当下中国朝野上下相当部分的人群,已经摆脱现代迷信,与极权时代迷信毛泽东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及当今北朝鲜迷信金正恩和金日成主体思想的群氓,形成鲜明对照。使用“新极权”这一模糊概念来指称当下中国社会,既与现实不符,也过分夸大中共政权的创新能力和稳定性。

习近平装神弄鬼的个人崇拜闹剧,显然已一败涂地。因为民众的普遍蒙昧,20世纪极权主义三大魔头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都被置于神坛受到顶礼膜拜。但是,当今习近平不但不能确立一言九鼎、定于一尊的权威,而且受到中国知识界以及其他觉醒民众的普遍蔑视、鄙夷和嘲讽。他们封给习近平的“ 雅号”洋洋大观,有习猪头、习歪头、习包子、习柿子、习小小、小熊维尼、习维尼、小学博士、 小学皇帝、 通商宽衣帝、庆丰帝、习惠帝、 修宪帝、喷粪帝、清单帝、习一尊、习特勒、不换肩、二百斤、扛麦郎、大撒币、袁二、习厉王、习二楞、习二卒、习甩锅、习书单、习梦撕、习奥塞斯库等。根据中国数字时代2020年5月披露的《国新办习近平敏感词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涉及习近平的组合敏感词多达35467个。

三、习近平极权复辟势力将在三种健康力量的冲击下烟飞灰灭

世人讥笑习近平愚蠢,不是指他缺乏小聪明。相反,世人都看到习近平工于心计权术,在权斗中处事缜密、滴水不漏。习近平的愚蠢在于学养不足,存在严重的认知障碍,却又自以为是、封闭偏执,对在20世纪50-60年代由洗脑教育所造就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没有反思和反省能力,因而昧于大势、抱残守缺,所作所为完全与人类文明准则背道而驰。

正是由于习近平的愚顽歹毒,他“治国理政”十年所带来的后果是内外交困、天怒人怨。从封杀大V到“清网行动”,从整肃南方报系到彻底剥夺媒体自由,从在北京摧毁基督教家庭教会到在浙江大规模拆除十字架,从监禁许志永到“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从以18年刑期重判任志强、孙大午到将张展、耿潇男投入大牢,从拘押杨恒均到开除许章润,从“定于一尊”到废除任期限制,从挥霍民脂民膏到出台种种政策加速经济下滑,从亲手摧毁中国的疫情预警防控机制致使武汉新冠病毒扩散全球到顽固推行封城清零政策制造无穷无尽的人道灾难,从在西藏推行文化种族灭绝到在新疆兴建集中营,从镇压香港的“雨伞革命”和 “反送中运动”并强推港版《国安法》摧毁香港民主法治到筹划武力犯台制造台海危机,从在南海填海造岛破坏国际公法到四面出击毁坏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从推行战狼外交到破坏国际规则迫使民主世界脱钩,从扶持北朝鲜金正恩极权政权到策应普京发动战争侵略乌克兰,不一不是祸国殃民的逆天之举。

即便是本应利国利民的反腐,在习近平手中也成为他争权夺利的恶政。现代世界真正意义上反腐,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包括官员财产公告、司法独立办案、新闻媒体监督等等。习近平的“反腐”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将呼吁官员公告的公民绳之以法、横扫司法独立、废止新闻监督,通过选择性执法和刑讯逼供将“反腐”变成打击对手、巩固和扩大自己权力的政治手段。而且,习近平本人以权谋私的腐败,比起他所打击的中共腐败官员要严重得多,危害性也大得多。被习近平整肃的那些官员,所谋之私侧重钱与色,习近平所谋之私侧重权与势。习近平滥用权力、滥施淫威、任人唯亲,可谓登峰造极;习近平滥用严刑峻法大规模陷害民间忠良义士以巩固和提升他个人的专制权力,正是阿克顿所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习家军管治下中国,仗义执言的志士仁人被残酷镇压,善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宵小之徒官运亨通,严重加剧中国士林风气的败坏和整个官场的道德堕落。

习近平犯下累累罪行,所为何来?习近平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复辟极权统治。极权主义最大的邪恶,正是自欺欺人地确立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伟大”目标,驱使或勾引世人投身于漠视个人权利、个人价值和个体生命的集体事业,将亿万生灵理直气壮地牺牲和杀戮于顶层设计的生死搏斗之中。当我看到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提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这样的施政纲领时,毛骨悚然。无论共产主义党国还是法西斯主义党国,那些领导“伟大斗争”的“伟大领袖”,都是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无一例外。习近平念念不忘“红色江山”,一再宣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一语道破他在政治上的极端野蛮蒙昧。中共“ 打江山、坐江山 ”,正是将人民打趴在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格局都表明,中共政权的代际传承链条已经断裂,这个政权必将与红二代一起终结,而习近平仍然在红色政权能够千秋永续的残梦中执迷不悟。

习近平这样一个无德无才、厚颜无耻,治国无方、祸国有术的平庸官僚,能够依靠中共的专政机器飞黄腾达,能够在接二连三的权斗中所向披靡,甚至于能够打破党纪国法的任期限制,足以证明中共已经腐化堕落、腐败无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社会学家郑也夫在2018年就已断言,中共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纠错的机制,“今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能做出的唯一可望载入史册的大事情,就是引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罪孽深重的中共若能主动交出权力以谢天下,确是赎罪的最佳方式。

既然中共没能主动选择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就只能被挤出历史舞台了。相辅相成的三种健康力量,正在联手结束中共政权、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其一是百折不挠的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仍在进行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坚韧战斗。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是促使中共党国从极权到后极权转变的社会力量,也是最终埋葬后极权党国的决定性力量。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力量萌芽于1976年的“四五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迅猛发展,汇集成波澜壮阔的“八九民运”。六四大屠杀以及随后的系统性清洗,使中国自由主义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中国自由主义力量在20世纪最后几年以新的阵容和姿态重新集结,并且在胡温时期站在新的理论高度,宪政转型为明确目标、以维权运动和宪政民主思想启蒙紧密结合为行动方式,与中共后极权政权展开较量。习近平极权复辟势力兴起之后,中国自由主义力量主导的维权运动基本上被迫中断,但仍然继续在海内外互联网平台推广普世价值、消除思想误区、凝聚宪政共识、探讨破局路径,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宪政转型大潮的到来。

其二是反对习近平极权复辟的中共体制内力量,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绝地反击。中共党国体制内人士的根本局限,在于难以摆脱对党国的依附。在习近平登基之后不断集中权力、扩大权力的过程中,惯于看风使舵的机会主义者争先恐后向习近平表忠邀宠以挤入党国新贵的行列;那些与习近平没有瓜葛、对习近平狐疑满腹的体制内人士带着犬儒主义选择当“两面人”以苟且偷生,一方面对习近平表示臣服,一方面阳奉阴违、怠政敷衍;那些直接受到习近平打击或威胁的人士,特别是曾经支持习近平上位而又被过河拆桥的习近平所抛弃的红二代,也患得患失而没有勇气与习近平玩命,不愿抛弃既得特权和中共党国这艘破船;至于已经被边缘化的党内自由派和改开派,先是对习近平抱有不切实际的的幻想,在彻底认清习近平的真面目之后,也只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为了天下苍生和青史留名挺身而出抗击习近平,哪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在所不惜的英雄,在当下中共体制内尚未应运而生。然而,时至今日,习近平将中国推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经济上百业凋敝、外交上四面受敌、政治上暗无天日、社会上危机四伏,而且习近平还在谋求与皇帝一样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和终身制。为避免中国被彻底“北朝鲜化”,为避免在万劫不复的灾难中成为无谓的的殉葬品,习近平嫡系的闽浙帮和西北帮之外的中共体制内力量,不得不破釜沉舟、放手一搏。他们无法串谋造反、协调作战,而是像散兵游勇一样各自为战。一次又一次会场上的交锋,一篇又一篇慷慨激昂的讨习檄文,一波又一波扑朔迷离的倒习传闻,正是这些反习力量所主导的行动。也正是因为面临同僚们的离心离德和或明或暗的分道扬镳,习近平在对祸起萧墙的忧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其三是国际社会中已经联手回击中共政权的自由民主力量。2017年是民主世界应对中共政权战略转变的分水岭,其标志是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主要针对中共政治渗透的《外国影响透明法案》和美国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在此之前的30多年间,民主世界几乎是无条件地与中共政权合作,给中国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使之迅速成为汇聚全球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凭借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中共政权将中国转变为全球专制势力的大本营。它不仅残酷镇压中国国内的自由民主诉求,而且对世界上的弱小国家威逼利诱以推行专制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模式”,甚至于在主要民主国家也开展统战和渗透以削弱其自由民主制度。习近平变本加厉、肆无忌惮的对内专制和对外扩张,特别是明目张胆地推行极权复辟,终于惊醒了民主世界,使他们认识到养虎为患的严重后果。民主世界告别投降主义和绥靖主义错误路线、联手抗击中华共产帝国的共识范围逐渐扩大。从川普政府开启的贸易战到拜登政府实施的高科技脱钩,从美国政府召开全球民主峰会到欧美联手制裁武装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并阻遏中共给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国家正在结成世界民主联盟,在全球范围内与专制阵营、特别是中共后极权党国展开全方位较量。

中国人已经在长达40余年的后极权社会中拥抱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享受到个体自主和程度不等的自由权利,憧憬宪政民主转型的前景,绝不允许习近平将他们推回到极权社会的黑暗中去。民主世界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已认清了中共政权的本质,不能容忍中共极权帝国颠覆奠基于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世界秩序。习近平极权复辟势力在内外自由民主力量的合力夹击下失败,中国复归宪政民主的文明大道,乃是大势所趋。

不是基于政治信仰,两面人,平庸之恶,

习近平上位以来祸国殃民、寸功未立。

习近平政权是中共后极权统治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

摆脱极权主义政治路线,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风雨飘摇、四面楚歌。

注:

 1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Greenstein and Nelson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1975, pp. 175-411. 

2 冯崇义:《李慎之和中共党内自由民主派》,冯崇义编:《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46页;Feng Chongyi, ‘Democrat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8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7, No.57, 2008, pp.673-688;冯崇义:《中国宪政转型》,明鏡出版社2014年版。

3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林兹笔下的苏丹政权实际上是指个人色彩较浓的威权政权,适用范围很窄,从略。

5 详见冯崇义:《文革是党国极权主义的顶峰》,2016年7月2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6/07/201607022144.shtml#.V3ge2I9OJZQ

6 冯崇义:《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2018年12月27日,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8/12/201812271642.shtml

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国民党办的《扫荡报》1938年2月10日发表社论,首次公开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张目,中共开动宣传机器全力攻击趁机指责国民党 “法西斯统治”。而中共建政之后恰恰是全力实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统治。

7 《中共黨史研究院 3年出版習近平著作達66本》,2021年6月27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106270190.aspx

8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9 《国新办习近平敏感词库》,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9B%BD%E6%96%B0%E5%8A%9E%E4%B9%A0%E8%BF%91%E5%B9%B3%E6%95%8F%E6%84%9F%E8%AF%8D%E5%BA%93

10 郑也夫:《政改难产之因》,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1/blog-post_3.html

11 馮崇義:《六四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陣營》,2009年6月,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9/12/20091205122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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