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有《中国的货币与信用》之中研院院士、已故中国史学家杨联升，曾深入分析「包」、「保」、「报」三概念。虽然他的分析始于文字训诂学，并着重于方块字（汉字）文化内的社会伦理层面，但其实已经触及现代经济系统之核心骨架。略加引申，就可以如X-光般的映照出中国经济之病灶。知此病灶，我们就可以断定，中共治下的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无以回天，对台湾的「连带伤害」也是无可避免之事。

经济活动五光十色，然脱离不了人、财、货（实体及服务）；任何市场交易，都有赖于契约信用之链条，越复杂的就越是如此，无论是供应链或金融系统皆适用。细思之下，所谓的契约信用链，无论产生多少维度，都由「包」、「保」、「报」三种关系支撑。通俗地讲，例如：外包、承包、保证、保险、回报、报酬。 。 。等等信用关系。

换个角度看，小至单笔交易破裂，大至经济系统的崩塌、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无一不可理解为「包保报」其中某个要素的信用断裂。 2008年的金融危机、2021年全球疫情下的供应链危机，都可由「包、保、报」三种关系之错位现象来理解。

即令是最近浮上台面的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CDS危机，其中牵涉到的金融界最艰涩的 Swap操作，本质上也就是如洋葱般的一层一层「包、保、报」衍生关系的困境。试想，举凡固定利率和波动利率短期长期的交换丶债务丶债券及担保丶保险丶质押丶现金丶资产的交换，加上又和原物料丶商品、股票丶基金交叉的衍生性金融多重组合，再和央行丶商业银行丶投行、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及再保险公司丶各类基金公司之产品交叉挂勾，其中任何一家大型机构在复杂多维的「包、保、报」关系中违约，连锁骨排效应就无可回避。

把视角聚焦到中国。尽管改革开放了30余年、加入了世贸WTO 20余年，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包、保、报」关系依然是极端粗糙模糊的，至今无法树立一套足以服人的契约信用链条。导致这结果的，有体制腐败的人为因素，也有文化中从来不讲究科学数字之因素。

在「包」这方面，凡是在中国内部进行过经济活动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各行各业，只要不幸落入「层层转包」的包商手中，那几乎就是品质低落或烂尾的保证。 「转包」在中国几乎就是「盘剥」的同义词；这完全违背了「包」这个概念的基本意涵 – 负责。

在「保」这方面，中国没有法治，而是以权为本，保证的唯一基础就是权力。早年的台湾社会也是如此，因此早期的台商在中国满能适应，但台湾进步后的新世代营商者或老台商二代，恐怕在「保」这个概念上要吃大亏。

在「报」字上，台湾经济、企业界应该把「中国投资回报」这概念彻底得由脑中去除，因为它已经不存在。在过去十年间，中共已经把前20年建立的些许契约信用链条打碎。在一个没有契约信用链条的国度里，唯一还能获利的只剩下「短平快」的买卖，「投资回报」的概念是不成立的。

「包、保、报」是一组威力强大的概念，在法治环境下，足以提炼出一整套运行现代经济的平台及工具，但若只停留在模糊的自由心证层次，就会成为混淆契约边界、推诿责任的帮凶。

台湾作为中小型经济体，无法自创经济秩序之平台，只能随着大国所实施的契约信用标准平台运作。以美国为首的美元经济秩序，固然存在许多瑕疵，但是至少在「包、保、报」三关系中具有法治下的可量化、可纠错的特性。中国的「包、保、报」，只能说是一团浆糊，台湾能避则避。

（本文原刊于经济日报）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