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吴冷西面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时刻——吴冷西与人民日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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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10-27 09:03 Posted on 北京

1950年-1960年代,吴冷西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1949年10月担任新华社总编辑,随即任社长,从1957年6月起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他一身担任这两个重要新闻领导职务长达10年,从1964年7月起还兼任中宣部副部长。他的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刻痕是可以想见的。

处于鼎盛时期的吴冷西在1966年5月31日突遭陈伯达前来“夺权”,立即停止了职务,接着受到监护,也就是说,短短半年时间里,他和领袖毛泽东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巨大的变化和落差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突遇波澜,被迅速抛出政坛?数年后他虽然回来了,却再也没有回到原先的办公室;虽然他也一度成为人民日报“看大样小组”成员,但再也没有像先前那样一肩担负人民日报、新华社两副担子,重现往日。又过了数年,他离开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段岁月波澜,人间沧桑,正是人们所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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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1919-2002)

1.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不满和质疑什么时候开始

毛泽东对一身而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曾保持长期的信任,关系非常密切,尤其在1950年代后期、特别是1958年为最。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部委、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史称“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前拟写了参加会议者名单,共26人,将吴冷西名列第一,排在周恩来、刘少奇等重要领导人之前,使看到这个通知的人未免感到惊讶。(见《毛泽东年谱》第3卷第276页)

进入19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信任度逐渐降低,最终导致在文革开始后派出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夺权”,吴冷西停职检查,之后是免职接受监护,再以后到河南叶县五七干校从事农村劳动,1972年得到毛泽东批示后回到北京,恢复一部分工作,但没有回到新华社、人民日报主要领导岗位上。

这样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简而言之,1965年秋至1966年春天,吴冷西的命运是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休戚与共。

目前可见的毛泽东第一次隐约提及对彭真的不满,是在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讲话中,他说自己曾经提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1965年)9/10月间说的。感觉到在北京他的意见推行不了,典型情况就是组织批判吴晗的文章,在“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见《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9页)

这段话首先指向彭真,也涉及吴冷西。因为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兼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吴冷西是副组长,而且是分管新闻报刊的中宣部副部长(部长陆定一)。

晚年毛泽东有所涉及吴冷西的话,常常是和对彭真的看法一起说的。分析当时情况,毛认为吴冷西和刘少奇、彭真走到一起去了,和自己的关系显得疏远了,甚至站到自己的对立面上去了。

2、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波及吴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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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1965年11月10日说起,这天的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写作到发表,当时负责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一无所知。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还有书记处书记彭真也是一无所知。

正是这篇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当时,以吴冷西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在20天内予以抵制,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内也引起了争议。吴冷西抵制姚文元的文章,是得到了彭真支持的。

当时中央工作分为“一线和二线”,刘少奇、邓小平,还有彭真负责处理大量党内日常事务,由于工作关系,吴冷西经常向他们请示,参加他们召集的会议,共商事宜,若与过去相比,他距离身在“二线”掌控全局的毛泽东确实比以前稍稍远了一点,但是并没有脱离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年谱》没有记录姚文元文章发表当日毛泽东的反响,记录了他在姚文发表之后第3天,即11月12日乘专列离开北京,一路南下,于11月17日到上海住下。也就是说,姚文发表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上海——发表了姚文元文章的地方。(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36-541页)

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对姚文元的文章一无所知。《刘少奇年谱》对这年11月以后刘少奇的活动记载得比较简略,大多是他参加处理政务、在不同的场合简要讲话。未见他对“海瑞罢官”有什么针对性的言行。11月18日以后,他患重感冒,休息到12月初。

但在这里有一个与年谱记载不同的表述,是叶永烈著《陈伯达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在第319~320页上的一段话,正是关于刘少奇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看法的,引用如下:

刘少奇逐字逐句细读姚文元的文章,彭真给刘少奇挂电话,询问他对此文的看法,电话是王光美接的。
接罢电话,王光美对刘少奇说:“彭真同志来电话,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做了明确的反应:“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人讲要格外慎重不过。不过,让我说心里话,这篇文章写得并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靠的是仗势压人,我不赞成这样做。”

叶永烈写的这段内容未见引文出处。查阅进入21世纪后出版的多部关于刘少奇晚年经历的研究著作或纪念文集,包括黄铮撰写的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访谈著作,未发现这段表述。

根据王光美回忆,当时她正在河北省定兴县县直机关和周家庄参加四清工作队。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她在河北定兴县接到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让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王光美接到电话,当时身边没有交通工具,就来到附近的一个空军机场寻求帮助,那里派了一辆吉普把她连夜送回北京。

根据王光美回忆,这时刘少奇已经发了两天高烧,这是进入60年代以后,刘少奇患病较重的一次。王光美回到北京应该在11月20日或21日,她的叙述是:“少奇实际上是受凉后得了重感冒,由于他年高体弱,所以身体反应大,症状严重,经过医治少奇终于退烧了,病情有所好转,为了使他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黄铮《风雨无悔一一 对话王光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382一387页。

这时候,距离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已经有10天过去了。在这段日子里,首都各报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事情,已经由彭真、吴冷西处理了——先是“冷处理”,暂不转载。

刘少奇在玉泉山养病的时间并不长,即接到通知去上海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刘少奇去上海的时间是1965年的12月8日,王光美陪同前往。

《周恩来年谱》记载,1965年11月10日到此后的10多天时间里,他都在处理各种外交事务和国内建设事务,未见对《海瑞罢官》有具体反应。他在11月25日飞往上海,举行宴会祝贺路易斯安特朗80岁寿辰。11月27日返回北京。在上海期间他得知了姚文元文章的相关背景,即通知北京各报要转载。(参见《周恩来年谱》(建国后第2卷第766~767页)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时,邓小平正在四川,是11月1日从北京来到成都的,11月11日到重庆。进入12月,他去了云南。12月8日,他从云南飞往上海参加解决罗瑞卿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6年2月17日才回到北京。年谱没有记载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对姚文“海瑞罢官”的看法。(见《邓小平年谱》第3卷对这段时间里邓小平活动的相关文字)

虽然未见上述领袖人物在姚文元文章发表时的反应,然而相一致的是,这几位的年谱都记录了姚文元“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个历史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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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2022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