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面对历史时，必须具备三种基本态度：一是要追索历史真相，要披沙沥金，去伪存真，不被假相所迷惑；二是要透过历史现象看本质，站在人民的立场，对历史作出价值判断；三是在作价值判断之后，应对历史作出必要的批判与反省，以利于未来的发展。

《忧郁之岛》是一部极富野心的纪录片，它以宏大叙事与形式创新吸引人。

宏大叙事是以1967的反英暴动﹑1973的大逃港﹑1989的支援北京学运以及2019的反送中运动四大历史事件，组成一条香港当代历史的时间链条，以此审视香港人的命运。

形式创新是作者交叉采用历史资料﹑历史亲历者的采访﹑历史现场的角色扮演，甚至导演现场拍摄的录像，以大量「蒙太奇」的手法，把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真实与虚构的场面交叉混剪，造成一种时空恍怫的观赏效果。

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的基本手法，不是导演的创新，导演创新的是将记录片的真实与戏剧性的虚构混合组装。以笔者观影的经验，在戏剧片中混剪历史资料，早已屡见不鲜，但在记录片中混剪戏剧场面，倒还不多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文学界曾有关于报告文学中虚构成份的争论，似乎也没有结论。记录片应该保持最完整的真实元素，其中夹杂虚构成份，对历史真相必然产生扭曲的效果，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略过。

四段式的叙述，作为描述香港历史的重大事件，本身无可厚非，但因编导玩蒙太奇玩得太过火，喧宾夺主，以至伤害了影片主旨的叙述条理和思想深度，使本来应该清晰的历史，反而变得模糊混淆。这种未加节制的「创新」，为有诚意的创作者所不取。

关于大逃港，编导未曾探索发生这场社会悲剧的真正底因，文革之祸害，在于残酷的政治斗争践踏人性，而不只是在田间开一场誓师会那么简单。文革如果只是开个小会，喊几句口号，中国人何必冒死渡海求生？更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以殖民之地，三番四次接纳苦难的中国人，荫庇他们在香港立足发展，繁衍子孙，实现理想，香港对中国人恩重如山，影片对此不置一词。

关于八九六四，编导呈现香港人的参与也止于表面现象，熟口熟面，未触及香港人的九七心态，提供更多不同侧面的人事演变。很多当年热血参与的人，后来都被中共招安，而另一些坚持了三十年的老民运人士，又因反送中运动而陷身囹圄。八九六四情意结，在香港高度分化了，这种分化的内在因素，才是值得反思的。

关于反送中运动，编导固然采用了不少街头抗争的场景，也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一起聚焦到反送中现场（唯独六七暴动那一批不在，石中英说他现在远离政治)，但对反送中运动的起因，中共的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政权工具的阴险与暴烈，反而著墨不多。也就是说，一个外国人，通过这部影片，很难明白香港人为什么抗争，一国两制为何破产，中共如何与普世价值为敌。

整部影片最令人不安的，是对六七暴动的处理，且以本文开头时我罗列的对历史的三种基本态度来衡量。
六七暴动的真相是什么？现在揭示出来的历史资料，在在证明那是一场四人帮亲自导演的﹑中共港澳工委直接指挥的﹑企图搞乱香港﹑破坏港英政府管治的政治运动。这方面大量的资料，在程翔先生的著作《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和罗恩惠女士的记录片《消失的档案》，以及众多当年亲历者的回忆文字中，都已相当丰富。遗憾的是，编导选择性地放弃这部份揭示真相的原始资料，只采用石中英（在影片中以真名杨宇杰示人)的一面之词，以至整部影片从头到尾为香港左派的六七暴动招魂，以石中英一人之口，否定中共官方的历史结论，更否定众多历史亲历者的证言。

影片中石中英一再声言自己没有做错，当年他只是十六岁的少年犯，印传单未曾散发，即被捕入狱。他一再强调自己爱国，支持被迫害的工人，但影片不但未揭示中共最高当局对香港左派群众的操控，也不道及中共自己叫停了这场运动，更不涉及当年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吴荻舟等人对事件的反省。似乎仅仅因为石中英个人的爱国和蒙冤，这场对香港伤害甚深的政治骚乱，就变成合理而正当的了。

历史碾压个人，这几乎可以说是「正常现象」，正如参加文革的红卫兵，不能因为当年一股革命热情，加上自己在运动中受害，就反证这场祸国殃民的大动乱是正当的一样。奇怪的是，《忧郁之岛》由始至总完全被石中英绑架，对六七暴动作了偏颇的论述。石中英一再说自己没有做错，很多左派群众至今留有案底，指控国家不爱他们，他们也无以爱国，但最终又借六七亲历者拜祭死难同伴之口，宣告中共港澳办副主任为他们平反，证明六七暴动是爱国行动，以此为这场运动最后定调。

石中英这个人物，在整部影片中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学者钟剑华有心，计算出整部九十分钟左右的影片，石中英的份量占了二十九分钟。影片中不少内容，都与主线没什么关系，但因为石中英，都被编导安插在影片中。石中英到四川脤灾，与六七暴动没有关系，石中英带学生到访浅水湾豪宅，也完全多余，石中英出席《中英街一号》颁奖典礼，对导演发表一番说词，也与主线「离行离列。

一部记录片篇幅珍贵，为何编导对石中英如此厚待？不惜影响影片的完整性与思想深度，也给了石中英足够的表演空间？如以这些篇幅，用来叙述六七暴动更重要的真相，对观众理解这场运动，不是会有更切实的帮助？

六七暴动的真相被主观遮蔽，对六七暴动的价值判断被扭曲，以致最终无法对六七暴动作出批判与反省，从这个角度看，编导面对香港历史时，缺乏的恰恰是基本的诚意，也缺乏对历史追索与思考的初衷。

影片最终安排石中英与他的扮演者，也是反送中运动中街头抗争青年的一番对话。石中英与年轻抗争者身穿囚衣，身处囚室，两代抗争者的对话，本来未必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双方并非平等对话，而仅仅是提供一个场景，让石中英对年轻人「开导」。

石中英问：如果以后香港好起来了呢？言下之意便是，香港人反抗中共，但你们怎么知道中共来了，香港不会变得更好？既然香港可能变得更好，那香港人反对中共，就是多余的，就是对香港的祸害。

石中英又说：坐牢不可怕，可怕的是出狱后的遭遇，你会发现当年一起抗争的人，有人不问政治了，有人做生意发达，有人甚至走入建制（这些不是原话，我没有心情去查原话，但绝对没有歪曲他的原意)。意思是你究竟为什么坐牢？坐牢达到什么目的？你付出的代价会有什么回报？

因为这是虚构的场面，场景与对白都是设计出来的，编导有意表达的，都在场景与对话中。因此，这是整部戏的「眼」，是万流归宗之处，是编导的用心之所在。单凭石中英几句话，就基本否定了反送中运动的正当性，就使石中英站在历史的正面位置。

奇怪的是，年轻囚犯一点都未质疑石中英的说法，至少他应该反问：香港现在变好了吗？也可以坚持说，日后我出狱了，即使原先的朋辈各分东西，也不代表我们今天的抗争是不正当的，也不代表我们没有最终取得胜利的机会。至少这才是一场平等的对话，可惜编导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

年轻人默认石中英的说法，这便是编导对反送中运动的价值判断，因为场面是虚构的，对话是设计好的，编导将他整部影片的立意「种」在这里，在这里画龙点睛。两代抗争者都坐牢，命运结局都一样，历史往前走了，被历史碾压的个人将蒙受不白之冤。反送中运动与六七暴动一样，最终香港人还是没办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个人的牺牲将没有任何意义。

编导的立场与立意，在这一场设计好的虚构场面中表露得淋漓尽致。六七暴动被正名了，被港澳办高官平反，而反送中运动正受到官方的批判与法律的制裁，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将陷入数年数十年甚至一生的悲剧命运。编导不但扭曲了历史真相，回避对历史的本质思考，不作任何反省和批判，甚且带着预设的立场，夹带传达一些错误的信息。

六七暴勋与反送中运动可不可以相提并论？当然不可以，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事件。六七暴动是中共发动的，港澳工委直接指挥的，是中共「运动群众」的结果，参与的是少数香港左派群众，大多数香港人身受其害。反送中运动是数百万香港市民自发的政治运动，反抗的是中共的专制统治，争取的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法定的权利。前者是对中共专制体制的维护，后者是对中共专制体制的抗争，两场政治运动的性质与方向完全相反，如何比较？

大逃港﹑八九六四和反送中，都是事关香港人命运的大事，反而六七暴动与多数香港人没有太大关系，对香港历史进程影响有限，但在四段叙述中，被浓墨重彩呈现出来的，反而是六七暴动，从头到尾「最出彩」的人物，反而是石中英。编导以宏大叙事为由，借三场香港历史大事，来烘托左派的六七暴动，此中用心，令人齿冷。

编导在拍摄《忧郁之岛》前曾发动一次众筹，取得一笔大额资助，当时的用意，当然是站在香港人的立场，借梳理香港历史，反思香港命运，更好地理解香港的政治处境与时代角色。但结果用这笔众筹拍出来的影片，并没有符合香港人的期望，影片中历史资料的取舍是选择性的；影片并非站在香港人的立场，而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影片的立意，背离香港人的共识，反而符合中共当局的论述；影片传达的政治信息，与香港真实的命运不匹配，反而被人为地扭曲，这些问题，都需要每个观影者沉思。

看完这部影片，我对另外三个时间节点的香港历史，没有增加什么见识，反而生出种种遗憾，而对于六七暴动这个历史事件的认知却被强化了，虽然我一路质疑它，但它所占的比重之重，使我不得不对它投注更多心神，这大概就是编导想到达到的目的。也可以说，六七暴动的论述被编导有意识地扭曲与强化了，石中英个人在香港历史的地位也被有意识地夸大与强化了。

为什么编导如此厚待石中英？在这部影片之前，有多少香港人认识石中英这个人？但借这部影片，石中英宛然成为香港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人物，当年一个十六岁少年犯，因为坐过几天牢，就有资格翻转香港历史？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吗？

影片多次安排了几个年轻扮演者剪头发的细节，在「寸土尺金」的时间里，不厌其烦让几个年轻人剪发，其中埋伏了什么喻意？剪发意味着新的形象﹑新的心态，剪去旧发意味着对旧有文化身份的扬弃，莫非编导想传达年轻人重新做人的心愿？满清王朝入关后，曾在全国推动「薙发令」，严令中国男人「薙发留辫」，以示对新朝的服从。反送中后，中共君临香港，香港年轻人被迫接受共产文化，接受被奴役的命运，剪发的喻意是否在此？若不在此，又有什么象征意义？

因为编导是借众筹来拍这部影片的，因此编导有责任交代整部影片的筹划与拍摄经过，有责任交代创作的主体思想和表现手法，也有责任交代将石中英置于影片重心的理由。石中英是否捐钱，捐了多少，是否参与影片的策划与制作，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这些编导都应该公开作出交代，否则，编导便有被石中英劫持之嫌，这部影片也就只是石中英个人怀抱的申述了。

影片在部份国际影展得奖，不能为它的缺陷洗底。以影片剪接之零碎，资料之芜杂，人物之交叉，我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了四十年的人，都看了两遍才看明白，那些对香港历史所知无几的外国评判，更不可能充份理解，明白内中要害。它的得奖，仅仅得力于宏大叙事与形式创新，这是任何一种艺术奖项不可避免的缺憾。编导在拍摄之初，就意在「打奖」，打奖的结果，不但提高个人的声望，而且对影片内容作了背书。现在影片果然得奖了，最满意的那个人是石中英，但香港人都被愚弄了。

据说编导曾参与过一些优秀影片的拍摄，这不能成为《忧郁之岛》失败的遁词，它只证明，编导并没有驾驭历史题材的素养，也缺乏面对历史需要具备的正确态度。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