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二八与中共地下党：
关于台湾左翼史的省思

林琼华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二二八学」是不唯台湾各学界都应探究的，也是身为台湾人必须建立的认识台湾的基础知识。其中，最易被今日台湾人误解的，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后投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地下党」或「省工委会」）的台湾左翼人士。

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的历史脉络是密切相连的。许多在白色恐怖时期有意识地投入地下党的反抗者，正因经历二二八而对原来「白色祖国」的国民党政府从满怀希望到失望，乃至完全绝望后，因而投入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希望能推翻这个屠杀同胞的「统治集团」 ──这个动机及决定采取的行动，无疑将使他们的生命进入死亡的阴影中──而究竟当时台湾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境况，会使这些人抱持认定的价值而愿冒险赴死呢？这是反思当时的中共地下党问题首先必须探究的重要课题。

即使已进入廿一世纪，国民党自2016年第一次在战后成为立法院的少数政党，民进党蔡英文政府自2016年以来已连续完全执政两任，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也结束了2018-2022为期四年的工作，但由于加害体制乃至其处置方式仍无法进入公民社会意识及相关讨论中，当今大众对战后台湾社会究竟在二二八过程中经历如何天翻地覆的创伤与剧变的过程，事实上仍不甚清楚，或说关心的社群比例依然有限。在这样客观的困境上，溯因自1949年开始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及同时进行的党国反共教育，加之现实上中国对台长期文攻武吓，尤其近年海空联合军事演习的威胁，确实使不少人一听到「中共」便难以冷静，情绪上的反感，更使人无法产生理知动机，进入当时岛屿历史脉络和社会情境省思箇中缘由。 1950年韩战爆发，原已对国民党收手复又纳于反共阵线中的美国所带来的影响，对台湾被盟军规划由「中华民国」军事占领而身不由己的状态，都是理解台湾有志寻求自主之路的反抗者投入行动的背景脉络。这群希望推翻国民党恶政的台湾反抗者中，确实有不少人受到社会主义里公平公义思想价值的吸引，与已和国民党有丰富交战经验的中共具有共同的、推翻国民党的政治目标，也因此现实上的合作并非偶然。虽然前者在现实情境上有挽救沦丧中家园的急迫需求，后者则志在一统江山，欲透过这些台湾在地党人完整其红色国土。而姑不论台湾行动者们对左翼思想与理论是否娴熟或认同，能使国民党在台湾的治权尽快停止、消失，正是双方第一个有力的合作动机。

如今看来，在现实中已长期被中共恫吓的台湾，历史政治的正义也尚未从被迫必须在岛上共存的中国国民党得到真正具体的偿还，但这两个红白中国政党对台湾思想视野的局限和绑架，无疑地使台湾处于双输状态──不仅现实中扮演「山寨版中国」的台湾在主体性上备受伤害，左翼价值的缺席，更使人们对一个更符公平分配价值的民主家园缺乏想像。社会主义思潮曾是三十年代世界性影响各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思潮，台湾在当时也并未缺席，即使1931年日本政府全面镇压社运之后，经历十多年的寂静，但这股火种并未完全熄灭，在战后历经二二八之后死灰复燃，且从二二八初始只有七十多名成员的单薄规模，继而迅速发展，在白色恐怖期间增加到全岛各地多达两千人的组织势力。

更令人惊奇的是，其中成员广含社会各阶层，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皆有之。包括医师、教师、艺文人士、青年学生、原住民村长、佃农与劳工等，这些投入地下党的台湾革命者，因二二八的冲击而对白色祖国绝望，在整个社会已被国民党武力屠杀、镇压后，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秘密反抗者，透过组织行动希望推翻这个占据家园、屠杀人民的暴力政权。而吸引他们的进步价值，可以「新民主主义」所揭举的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平等目标为代表。此时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共战争仍持续中，中共也正处于推翻国民党的作战状态，它可以提供给台湾的除了实质组织策略、财力、军备等，是非常实际的客观资源和条件。如果没有从国民党政府自1945年之后的一年四个月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冲击与震撼作为背景历史的认识，继而看见二二八爆发后这个「统治集团」如何派遣军队来台进行残暴的血腥镇压、没有认识当年社会陷入的破碎与黑暗有多深，便无法体会当时为何会有士农工商各阶层高达两千多人，愿意提着自己的头颅，纷纷投入推翻这个不义政府的行动里。

我们必须回到历史脉络里认识此一哀恸的场景，才能避免跳接地从今日现实的中共侵台行为去污名化当年这两千多位台湾反抗者。

战后历经白色恐怖杀戮的台湾社会，长达38年的党国戒严体制中，在历史教育中被清洗得最彻底的──即使在民主化之后的台湾，除了二二八中的武装反抗者，就是红色的社会主义份子； 历史上对独裁统治反抗最力的，永远也将是成王败寇逻辑下被高度消音的对象。考察中国国民党在二二八爆发前的社会已近乎崩溃的政经状态，乃至陈仪政府如何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台湾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暗地联系蒋介石派兵镇压、屠杀台湾的残酷，便难以理解这些向往红色祖国的台湾人当时心中的决志与悲愤。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从目睹自身亲友、邻人成为二二八冤魂的哀痛经验中觉醒，进而遁入地下成为行动者。

即使今日诸多档案出土，让我们看见白色恐怖过程中灰阶、复杂与软弱的人性众相，譬如在《鹿窟案》中牵连无数村民的的地下党人，在「投诚自新」后保全性命，甚至位居高职、安养天年，而村民中无论是否具左翼理想者，所判之刑都比这些背叛同志的干部更重。但即使如此，综观在冷战背景台湾白色恐怖下的左翼运动，仍无法以其中的个别叛变者与演变成压迫者或罪犯的这些少数人， 来污名论断为数相对更庞大的，确实未能推翻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而牺牲的这群历史行动者。

曾群芳先生，当年正是上述历史脉络下的一位幸存的左翼青年。他在二二八爆发后加入地下党，创立学生工作委员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并从任职的台糖公司转任产业支部与第五街头支部，协助《光明报》的编印与发行工作。在蔡孝干于1950年初投降后，开始展开近两年的逃亡，足迹遍布全岛各地。虽幸得兄长与相关法政人士协助而脱险，但长期被国民党政府监控至动员戡乱时期结束，这段经历也如同所有台湾战后政治犯，在长期戒严时代里未曾向子女提及。一直到长子建元也在自己的青年时期投入学运后，才第一次开口说出左翼经历的往事。这是历史之神给予曾家与台湾的恩典，不仅让建元有机会记录了父亲的历史，并以各种方式为台湾流传这段左翼史。

缺少左翼史的台湾史是不完整的历史。无论从历史或现实而言，台湾社会都应从中国共产党的恫吓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思想钳制这两造的精神绑架中解放出来，开启自己对台湾一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公义社会的想像和实践，这也是在今天台湾年轻人已无法在我们的岛屿孕育下一代的希望的此际，前人所留给我们的最好警惕与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