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华:童年时代的供销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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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华 阳光巴城 2022-11-03 18:08 Posted on 海南

钟华/文

摘录:我们小时候,酱油真是打的,一口半人高半人宽的黑釉色大缸,上面两扇拼接的木头盖子,还压了个白布包的什么东西,沉甸甸的,柜台后面全都是这样一口一口的大缸。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编者注:即次次次新时代)末期,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穿用都分为计划内和计划外。

那时候,人们的贫富差距还不明显,市场也没有放开,没有所谓的个体户,没有超市和便利店,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所有的吃穿用度均要凭票供应,买粮食凭粮票,买布要布票,买食用油要油票,甚至买肉还要肉票。

自古“民以食为天”,镇上最高大上的单位是粮站,负责每季农户们公粮缴及计划内售粮。其次就是供销社了,整个小镇上只有两家供销社,分别位于我家正对门和北侧。

母亲自小受过饥饿的苦,对粮食有本能的敏感。小时候印象中母亲最爱囤粮食,即便这样,因为家里人多,粮食总也不够吃。我还清楚记得别人送来粮票,母亲如获至宝,因为有了粮票就可以去粮站买粮食,否则只能买高价黑市粮。

每顿的餐桌上,尽管都是素菜,母亲也总能变着花样做出可口的饭菜,小时候鲜少能吃上肉,偶尔吃上一顿肉,就会开心好几天,即便如此,这也并不影响我们拥有快乐的童年。

那时没有休闲娱乐去处,没事最爱逛家对面的供销社,那里能满足一个孩子对物质的所有欲望,尽管只有看的分。当然,还有个秘密,每次趴在玻璃货柜底下我都能捡到钱,有时候是五分两分一分的硬币,运气好能有绿色和紫色的纸票,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颗糖,两毛和五毛对我来说无异于捡到巨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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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两个营业员》剧照,洋湖镇供销社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下放一批店员深入乡村去工作,营业员小周和老李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村供应点……

对门的供销社,是南北方向一字排开,长条形通透的门面房,一共有八间,黑色裸露的外砖墙,墙体上还清晰地印着“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好、为人民服务”等大字。

南北两端各有一个正对街道的大门,三步台阶上去,地面也是砖块铺成的。有两扇小门通到后面的院落,院子里长了一排高大的梧桐和杨树,一整个夏天,聒噪的知了声不绝于耳。

院里有一排矮平房,与供销社门面房平行,这是员工宿舍,林荫庇护,小时候最爱到这里来捡杨树叶,用叶上的柄与小伙伴们的交叉拉拽,看谁的柄先断,断者为输。

供销社八间门面,里面按日用品类别分为四个分管柜台,每个柜台各占两间房的空间。自南向北,分别是文具书籍类、五金灯具类、针纺内衣类,最北边的是布匹。

每个柜台都是相同的陈设,整面靠墙的立式货柜,前排清一色三层玻璃货架,货架靠里那面有推拉门,可以上锁。两个店员负责一个柜台,那时候没有手机,店员上班时一般都会搬个凳子,在玻璃柜台后面正襟危坐,有客人要看商品,店员需要起身拿,碰上总看不买的顾客,店员甩脸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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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红色背篓 》剧照,华北某山区,县供销社的先进工作者、共产党员王福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山区建设,回到自己的家乡红山店当营业员。红山店山高路险,村庄分散……

在我记事后,镇上供销社依然存在,但职能已经削弱很多,小镇上已经有了一两家私营小店,人们购物有了其他选择,供销社的管理也日渐松散,有时候一天天地静守着,也没几个顾客进来,阿姨常常坐在板凳上织着毛衣,叔叔则将收音机调到合适音量,赖以打发午后无聊时光。

位于我家北侧的供销社,是专卖油盐酱醋的。这里门面大,足足有四间,房子也更高,但里面到处都是酱醋味,所以我很少到里面玩。不过房前却有一大片空地,我和哥哥常在这里滚铁环,空间大到能够连续拐弯,不会停下来;或是找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用小刀沿着直线挖出几个小坑来,玩滚弹珠。

玩这些我向来不是哥哥的对手,但哥哥每次都还跟我玩得不亦乐乎,估计实在找不到玩伴吧,两个人玩,总比一个人玩有趣。我俩常常双手糊满了泥,口袋里装满了透明的玻璃球,跑起来裤腿呼呼生风,弹珠在口袋里也“嚓嚓”乱响。

网络上曾经一度流行“打酱油”这个词,意思是凑人数、出工不出力,或指道义上强烈关注某事,行为上却明哲保身,相当于“路过”的意思。

可在我们小时候,酱油真是打的,一口半人高半人宽的黑釉色大缸,上面两扇拼接的木头盖子,还压了个白布包的什么东西,沉甸甸的,柜台后面全都是这样一口一口的大缸。

每每放学回家,母亲喊:“晓伍,去打酱油!”

于是屁颠屁颠地拿着玻璃酱油瓶,走到隔壁,卖货的姐姐拿着一根竹竿做的长柄容器,下端是没锯掉的空心竹筒,伸进缸里,再往对准瓶口的漏斗里一倒,空瓶基本满了,姐姐用抹布利索地将瓶口擦干净,拿一个烟盒叠成的有点像“妙脆角”形状的瓶塞,往瓶口一放,酱油就打好了。

那时候的盐也没有现在这种成袋装的细盐,都是大颗粒的粗盐,也是要用秤称的,买盐也是我去得最多。我捧着一个黄绿色的陶罐盐钵,往柜台一放,姐姐用铲子铲了往秤上放,每次都是一斤。牙白色的盐,由于颗粒大,吃菜的时候咬到盐粒子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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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很爱看书,却没钱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趴在卖文具书籍的玻璃柜台上,仔细盯着一本本书,那时候做梦都想拥有一本《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每次一放学就去看,如果这两本书还躺在那,就舒了一口气,只要没卖掉就高兴。

后来开始练毛笔字了,平时用的都是劣质毛笔,在柜台看上一款中狼毫,天天去转。终于有一次鼓起勇气,跟卖货的伯伯说:“把那支笔拿给我看一下。”

伯伯看了看我,半天没有动,一脸鄙夷不屑的表情,半晌,回了句:“你买不起。”

那眼神和语气让我很多年都难以忘记。随着时间流逝,后来我定居省城,每每回家看到他都会主动问候,记忆中的不快早已完全忘怀。

小镇就那么多人家,向来没有秘密可言。谁家贫穷、谁家有钱、谁家丧葬、谁家嫁娶,基本都是人人皆知的。总体来说乡情融洽,在粮站和供销社上班的人,优越感比较强。

Image也有人缘很好的,卖五金的叔叔就是。镇上无论男女老少,都亲切地叫他小鲁。叔叔家住县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风雨无阻地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往返于县城和小镇。叔叔人很瘦,皮肤白净,高个头,浓眉大眼,很帅,而且人也很热心,经常帮人修个灯修个车的。

卖布匹的沈阿姨是上海人,知青下放时来到附近乡下,在县城认识李叔叔后结了婚。阿姨在供销社售货的时候,人缘是极好的,整条街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她为人亲切随和,说话轻言细语,每次量布时都会主动放一两寸给顾客,镇上的人都喜欢在她手上买东西。

阿姨有两个女儿,小女儿亮亮学龄前跟着她,阿姨每天从县城骑车来供销社上班,孩子无处托管,后来放在我们家,所以,亮亮基本上在我们家长大。因为比我小,我小名晓伍,她便成了晓六。

当年,那个用铁皮水瓶盖吃饭,搬个小板凳坐门口,唱着“大海,就是我亮亮”的小毛丫,随着阿姨回到上海,有了自己的家,也已为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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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亮始终对我们都念念不忘,每每在电话里亲切地叫母亲为妈妈,叫父亲为爸爸,已俨然成为我们家一分子,每次见面都会搂抱着我们一起合影,临别时流泪。

到了90年代(编者注:次次新时代),市场完全开放,小镇沿街都是私营的杂货店、布店和五金店,购买日常用品,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价格和地点是主要参考因素,或价格更低,或地点更便利,于是更少有人会专门跑去供销社买东西了。

供销社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逐步削弱甚至丧失了它的功能,紧接着,店员工龄被买断,店面被承包,再后来被全部拆迁,建成商品房出售。

那片门前滚铁环、玩弹珠的空地,和院里的一排杨树,随着那两排门面房一起,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商品房,和房里的主人——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每年春节回家,我都情不自禁地在门前那条路上伫立良久,看看对面,看看北侧,脑子里像是装了台播放机,往日的时光又纷纷浮现。当一段记忆变得无处安放的时候,那种无奈和失望的心情总想找到发泄口。

供销社,这个被刻上时代烙印的产物,承载了父辈和我们太多的记忆,现已消失得干干净净。若干年后,可能只有在词典里才有关于它的解释和身影。(编者注:作者没想到,在新时代,供销社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