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幸运的人，当他在1989年夏天发表《历史的终结？ 》一文时，大概没有想到这篇短文竟然预示了苏联垮台与东欧剧变，这使他立即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代言人。一直到今天，虽然他的论点受到各种挑战，但是世界形势并未和1990年代彻底不同，所以即使他常被认为不断修正自己最初的看法，只是从这本2021年出版的访谈录来看，他依旧坚持原先的主张，甚至还因为最近的乌俄战争，反倒增强了他的信念。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本书的精彩之处，是访谈者马蒂尔德．法斯廷下了十足功夫，遍读福山的大部份著作，从而能透过有系统的对话，深入浅出地挖掘福山的成长历程与政治观点，同时准确描绘了他对于世界史至今发展的精辟见解。我还注意到，法斯廷是在德国埃尔福特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获得经济思想史的博士学位，这个城市则是韦伯（Max Weber）于1864年的出生地。
福山在访谈中表示，他的第二本书《信任：社会德性与经济繁荣》（福山著，李宛蓉译，台北：立绪，2014；原文版1995）比第一本《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福山著，区立远译，台北：时报，2020；原文版1992）更成功，而他在序言自承写作《信任》的题材，乃是受到了他父亲福山吉田毕生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兴趣所影响。他还提到，父亲将社会科学藏书全交给了他，因此他说如果逛逛他的书架，可以看到许多韦伯的书。 （本书页104）。
福山继受欧陆哲学脉流
在我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虽然主要继受自俄裔学者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诠释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但也和韦伯主张现代资本主义代表理性化的成就，具有世界史的普遍意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历史终结」这种论证方式，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辩证色彩，完全属于欧陆哲学传统，更为抽象和难懂。一般人对于诸如「主奴辩证」、「争取承认的斗争」种种概念相对陌生。因此，福山不能不反覆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应用这个违反一般常识的概念，描绘他所断言的世界史发展趋势。
一切围绕着福山的讨论，终究是起因于他发表了《历史的终结？ 》这篇大胆文章。访谈中他透露了写作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在兰德公司工作时，有一个团队专门关注苏联的国内政策。而他在1987年读到戈巴契夫总书记的演讲稿，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形容是「竞争」，他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因此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出：「那么这就是历史的终结」这句话，就成了他的立论缘起。 （本书页139）
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他表示在智库的圈子里，大家都知道有「历史终结」的说法，但毕竟只有他勇敢地宣扬了此一用语，并开始在演讲中强调「西方的胜利」。由此看来，福山并非浪得虚名，是他善于综合理论训练与现实经验，快速地作出了判断。有趣的是，他多次引用柯耶夫诠释黑格尔的著作，并转述柯耶夫宣称「历史终结论」是「完全正确」，因此甚至认定哲学家已无事可做，决心转行去当公务员。
在这个脉络下，法斯廷追问福山说：你也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为什么没有做同样的选择时，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本书页126）不过，法斯廷随即替福山解了套，称福山是为了「知识自由」而继续保持学者身份，当然就福山本人来说，目前政治学者、知名作家、时事评论者集于一身，应该是他生涯规划的最佳选择。
自由民主体制受到重击
事实上，福山比较无法释怀的，是他的批评者始终从根本上弄错了「历史终结」的哲学和现实意涵。他在访谈发中再一次澄清，这一概念是一个规范性的，而不是实证的陈述。 （页142）不过，这也使得他过几年便需要以新的著作来表达对批评者的回应，形成了多产作家的动力。他2022年最新的作品是《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我们光从书名即可推论，除了「历史终结」的概念受到误解之外，另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乃是自由民主制度在现实的世界局势中，真的能够胜过专制威权体制吗？虽然福山不断地为自己1989的论断辩护，但也不得不同意，不少「民主衰落」和「民主倒退」的现象正在发生，究竟今天的国际形势有了什么变化？
这也就是本书编辑法斯廷在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意识：「我没有想到，在2021年，在柏林围墙倒塌三十多年后，我们还有必要为民主以及它的基本价值辩护。当前威权主义潮流与基于民族主义的保护主义是否只是短暂现象？…民主社会是否有能力处理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该怎么让它们更有韧性？」（本书页002）为了回应这一连串的问题，法斯廷设计了环环相扣的章节，来一一检视福山针对各种现实政策的对应态度。
整体而言，福山个人的政治立场，有点像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形容的「自由飘浮的知识份子」，因为不依附于特定的阶级、政党或利益团体，所以不执着意识形态，可以较为自由地批评时政。在访谈中，福山自称每次美国总统选举，他不一定投给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候选人，便是典型的知识份子心态。基本上，福山既不属于激进左派，又相当讨厌民粹右派，对于川普总统更是口诛笔伐，认为他在总统任内，破坏了非常多民主体制的规则，也等于减损了自由民主对于世人的号召力。经历了川普总统的治理模式，福山对于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有了更深的体会，但仍保持着信心，不曾动摇。
至于福山如何评估全球民主情势，又如何针砭国家治理能力及经济、社会政策，在本书的十八章都能够得到具体的论证。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福山为何特别关心乌克兰的政治发展？在谈论到乌克兰时，法斯廷下的小标题是「希望的灯塔」，而福山强调「乌克兰是对抗专制扩张的战争中单一最重要的前线国家」，他基于这样的认识，多次前往乌克兰并赞助青年领袖计画，鼓励青年世代能实现自由民主制度，同时脱离俄罗斯宰制，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页328-329）
福山在战前即高度关切乌克兰
没想到，就在今年（2022）的2月24日，俄罗斯发动了侵略乌克兰战争，福山不改他的大胆作风，在战事开始不久的3月12日，便于媒体上发表了「斗胆预言」，第一点即宣称：俄罗斯在乌克兰正走向彻底的失败；接着第七点：普丁不会在他的军队被击败后幸存下来；最后第十二点：俄罗斯的失败将使「自由的新生」成为可能，并使我们摆脱对全球民主衰落状态的迷茫。 1989年的精神将继续存在，这要感谢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 （引自歐洲之聲）
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福山似乎感受到了发表《历史的终结？ 》当时的氛围，才会如此「不假思索地」下了结论。不过，让我们回顾福山在访谈中论及乌克兰时，所说的一段话：「我认为，（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与入侵顿巴斯虽然是对国际规范的严重违犯，然而吊诡的是，这对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是有利的。我确实认为，乌克兰人民最终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有一些信心，随着时间的进展，这件事真的会实现。」（本书页330）
福山的乐观会是毫无根据吗？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北约和全球民主国家声援不绝，而近期借助各方提供的最新武器，乌克兰节节反攻，也反映了福山的预言有可能成真。就在今年的10月，福山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文表示，近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凸显的是俄罗斯、中国及伊朗等极权国家的「弱点」，曝露出独裁政体缺乏制衡设计，错误决策易导救灾难性后果。因此，乌俄战争的事态发展，反倒更「证实」（proof）了「历史终结论」的正确性，同时也更强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韧性。
话说回来，先不论他的预言是否有效，为何福山具有如此敏锐的判断力？就我个人的观察，他作为黑格尔和柯耶夫的信徒，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辩证，称作「理性的狡诈」，意即人类依循各自的理性进行种种策略规划，试图满足自己或群体的欲望，但是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作为只是「普遍历史」，或柯耶夫口中「大写历史」的小小片段，最终都被利用来完成更普遍的目的（对黑格尔来说，即是「自由精神」的实现）。所以，过去出现过的「卡理斯玛型」（韦伯的概念）领袖人物，如与黑格尔同时代的拿破仑，或者今天看似叱咤风云的普丁、习近平等个人，都只是达到「历史终结」的工具，自己却浑然不觉，深陷入狡诈的布局。
「理性的狡诈」使叱咤风云的独裁者渺小化
换言之，在「理性的狡诈」之下，人类实然的历史充满曲折和吊诡，当福山认定：吊诡的是，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与入侵顿巴斯，对乌克兰的民族认同是有利的，不啻反讽了普丁个人的「理性意图」，也让他发起的战争成为世界史更朝向自由民主胜利的一个注脚。那么，假设俄罗斯真的失败，乃至普丁建立的威权政体如苏联般再次垮台，这时候，习近平「称帝」后的中国，将变成自由民主制度唯一剩下的最大威胁。福山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事实上，福山和许多西方的学者类似，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都对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抱有幻想，认为待中产阶级兴起，中国政治也将更为民主。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他1992年于《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怎么说，他写道：「被承认的欲望就是自由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政治之间那个缺少的环节…正是这种全然非经济、非物质的动力，才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南韩、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都不只要求市场经济，而且也要求民治民享的自由政府。」（前揭书第290页） 不知道福山今天是否想要修正他的主张？至少在访谈里，他认为「对历史终结论唯一最有力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显示出它能以非常有效的方式进行现代化，…但它是在专制的条件下做到这些事的。」（本书页260）
令人感慨的是，期待中国富裕起来后，会追求民主的这种幻觉已经破灭，尤其在2020年中国强加《国家安全法》予香港，大肆逮捕异议人士，并在今年8月对于台湾大规模军事演习后，西方民主国家不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反而看清楚中国穷兵黩武的真面目，开始布署各项措施以防堵中国的霸权扩张企图。
面对全新的国际形势，福山在针对乌俄战争的预言中，用第十点提到了台湾，表示：希望台湾自己醒悟过来，准备好像乌克兰人那样战斗，恢复征兵制，我们不要过早地成为失败主义者。 （如前引欧洲之声）其实不待福山警告，台湾的民众这次面临中国展示武力，表现得特别镇定，内部没有发生如1996年台海危机时的移民恐慌。在中国的军演结束后，反而传出如曹兴诚的民间人士捐出巨资来建构自我防卫体。这彰显了台湾人的意志力，也让中国必须从乌俄战争中学到教训，若轻率启动武统台湾的战事，恐怕绝非「中国梦」的实现，却是如福山预言般，受到「理性的狡诈」操纵，完成「历史终结」的最后一哩路。如此看来，未来的人类命运，全系于中国能否真正在社会主义体制下「伟大复兴」，从而以「数位威权」挑战自由民主？不过，从中共开完二十大之后的国际舆论来看，独裁专制制度势必无法取代黑格尔心目中实现「自由精神」的民主体制。所以历史的时间不断在流变，可是在理念层次，确实很难想像出翻转历史进程的可能性，这应该才是福山取义于黑格尔—柯耶夫来评断现实政治的真正用意。
「历史终结」后的人世间不会更好
当然，柯耶夫早已提醒过，「历史终结」之后的世界，并不会就比较美好，人类整天还是要为大小事烦恼，只是制度优劣的全面抗争不再成为历史关键。其实，因为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各种风险愈来愈冲击既有秩序，不只战争和病毒已让人类疲于应付，其他如气候变迁、生态浩劫、经济萧条…等等威胁可能层出不穷，现实问题的困扰根本「终结」不了。福山曾声称自己年轻时想要模仿尼釆的治学方式（本书页119），这促成他在将《历史的终结？ 》文章发展成专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时，便加上了从尼釆撷取来的「最后一人」概念，并发挥了许多想像力，论证现代人类进入到「最后一人」状态的种种模样。所以，福山虽然宣称冷战结束等同「西方的胜利」，但却乐观不起来，反倒蒙上了阴郁的色彩。
这使我联想到，韦伯在他1904／05年发表的《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语中，就写下了相似的一段话：「对于这一（资本主义）文化所发展的『最后的人物』，下面数语可能是真理：即『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人，这样的凡骨竟自负已登上人类未曾达到的文明阶段』。」（引自韦伯着，张汉裕译，台北：协志，1973，页77）无论这类警世名言有无产生过实际的效果，这一系列西方思想界的自我反省及批判，的确发人深省。我们可以说，除了市场竞争和民主选举等机制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保障对现代生活更是重要，这也是「自由精神」为什么会被黑格尔设想为历史终极目的的根本原因。或许在黑格尔眼中，没有自由，历史只是时间的空转。
找出更多病征是为制度更健全
另一方面，顺着「最后一人」的逻辑，福山在本书中举出诸多滥用自由、违背平等的案例，所以人类是否能够善用「自由平等」的制度设计，的确触及到了「人性」（或福山爱用的「血性」）深层面向，也构成福山广泛讨论身份认同、生物科技和「后人类未来」的动机所在。未来他应该还会发掘更多自由民主制度的病征，继续尽一分知识份子的言责。
最后必须声明，本书付梓之际，乌俄战争似乎胜负未定，尚难印证福山的乐观断言，但毕竟理解了「历史终结论」的真义所在，对于鼓舞世人认同并捍卫自由民主体制，仍有着积极的作用。福山在前述的最新文章结语中，再次强调：懂得自由价值的乌克兰人正在为我们而战，也展示出一个看似强国的巨大弱点，这场战争是所有人都需要参与的（a battle that all of us need to join）。这显示了「历史」始终靠着人类的意志力在驱动，「历史终结论」更绝非「宿命论」，这样的误解或许可以「终结」了。
总之，阅读完这本福山访谈录，关注了「大写历史」的预言及走向，然而日常的「小写历史」也不能忽略，大家就卷起袖子，辛勤地写自己的历史、共同巩固台湾的自由民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