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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路上,与北京农业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邂逅之后,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们都很喜欢我,叫我“小不点儿”。一路上,看到他们互相帮助,友爱,深感温暖、快慰。他们有时幽默地开着玩笑,我兴致盎然地看着,听着,忘记了疲劳。大师兄、师姐们看我们姐俩在吃苦、志趣方面,竟也能和他们有相通之处,因而相处甚欢,有相逢恨晚之感。

苦乐交织的长征路

每天的辛苦行军后,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谈论发生的问题,今后的路线,打算。大家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不再以井冈山为目标,而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以能多了解社会、锻炼自己为目的。我们边走边看,随机驻扎在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村子里,与老乡同吃,同劳动,共搞文化革命。

我们这支十多人的小小长征队伍,走啊,走啊,遇见了平整土地的农人,我便跟随师兄们,跑过去,将老乡干活的铁锨,夺将过来,帮助他们干一气活。姐姐和几个能歌善舞的师姐们,为农民表演节目。节目表演完了,我们上路,与农民们挥手告别。

我们从河北,转进山西。一路上,饱览着沿路风景。我们总可以看见在半山腰,那些农民挥着镐头,手把铁锨,将山上的乱石瓦块,一块一块地取出来,然后把从远地取来的土,一层一层地铺上——这是在造梯田呢!那上了点年纪的农人,个个脸上,都留下被寒霜雨露刻下的深深皱纹,融和在西风古道之中,组成一幅古朴苍茫的画卷。

每到一村,我们一放下背包,就散发中共中央的“十六条”传单,宣讲“文化大革命”,为老乡表演歌舞,说快板,放映幻灯,为老乡理发,打扫院落。白天与老乡一起扛锹下地,担着沉重的木桶爬上崎岖的山路去很远的地方取水,晚上盘坐热炕头,捧着粗蓝花碗,吃着香喷喷的莜面,与大爷大妈唠国事……老乡对我们开口闭口:“北京的红卫兵”,“北京的革命小将”。我们沉浸在苦累的、新奇的、然而精神异常振奋的快乐中。

北京农业大学的这些师兄、师姐们,都很朴实,个个体力充沛。他们出身什么,不得而知,但我回想着他们的音容笑貌,可以肯定他们都是有志于中国农业建设的青年。年龄最小的我,走在这些友好的互相体贴的大学生中间,那种感觉,用一个字可以概括——爽!

我如何变成了“大救星”

我们走进山西和顺县,到下属一个村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该村属和顺县;也可能隶属另一县,邻近和顺县)驻扎下——唉,现在我才懂得写日记的好处,当时很多老乡的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白天与农民们一起干活,夜间和他们一起开会,并分别被派到乡民家吃饭。我被分配去的一家,有两口人——母子俩。

寒风瑟瑟,万木萧疏,天色渐晚。我敲敲门。

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大婶开了门,身上穿着破旧的薄棉衣。炕上拥被而坐的瘦而高的青年,大约比我大个两三岁。

一阵清冷之气包围着房屋,屋里比外面的温度高不了多少——家里没有生火!

大婶见到我,脸上现出欢喜,马上招呼上炕,从墙角抱来十几根短短的劈柴,放在一个掉了漆皮的铁盆里,点燃,摇曳的火焰映照着我们的脸。

我交了几角钱的饭费。大婶受宠若惊地推让着:“吃顿饭,还给钱作什么?”

我向她解释,这是我们的纪律。她把钱小心地放在炕上,给我煮着莜面。

我一边狼吞虎咽着大碗的莜面,一边问:“大哥怎么了,病了?”

“没有病啊。娃呦,家里穷,只有一件棉衣服,我白天用被子裹着,你大哥穿衣服下地;待他回来,我穿上衣服,他披被,等我做饭。俺娘俩的衣服轮流穿着……”

若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我是决不会相信,在中国北方乡村,还有这样的贫困情景!我所读的书本描绘的是:“新社会贫下中农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的使命,是去解救他们……

在城市里,像我们这种父亲被开除工职、母亲受到降薪的右派分子家庭,已经算是够穷苦的了;但我还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农村,竟有轮换穿衣过冬的人家。

我看着披着被子盘坐的大哥,又看看周围。用来取暖的炉子冷清清地独立在炕边,只有少许劈好的干柴堆放在墙角——看来是为最冷的时候或是为客人备用的。

我的感觉被证实了。我不在的时候,大婶大体不生火;一旦我下地归来吃饭,她总是一把一把地烧着。我看看大婶,再看看大哥,心里不好过,劝大婶:“不要烧了,我不冷!”大婶置若罔闻,只顾添柴。

大哥为我小心地拨弄着火,让我靠近些。大婶则不时道歉:“娃呦,咱这里冬天冷得很,可不要冻坏了……”

回到集体宿舍,我欲将大婶棉衣缺乏问题告诉大家,而姐姐告诉我,有的师兄已经将自己的衣物赠与了老乡。

第二天一大早,在下地干活前,我从临时集体宿舍跑进大婶家,将自己的一件绒衣,递给大婶道:“这件衣服,送给大哥穿。”

我的这件绒衣很厚,上边又有母亲亲手缝补的几块大补丁,沉甸甸的,从暖和的程度上说,完全可以抵得上大哥和大婶轮流换穿的那件薄旧棉袄。

“怎么行?娃呦,你会冻坏的!”

“大婶,我还有一件厚棉衣呢,不冷!”

大婶双手紧紧搂住衣服,向我跟前走了两步,突然叫了一声:“大救星啊!”

“大救星”?我万万没想到大婶喊出如此石破天惊的话,慌忙接下说:“共产党、毛主席才是大救星,我是响应号召,来农村串联,向你们学习的!”

她却执拗地重复着:“俺娘俩冬天有衣穿了;救星,大……”

大婶的手,轻轻悬在我的肩头上,似触未触;她的眼,隐含一点泪花,如有还无。她的表情,接近呆板,她的嘴里,喃喃不止——读者朋友,山西话,有时是听不大清楚的,我只大致听懂一个意思,她以后可以多多出门,去拾柴火,去多干点活了。

这当儿,我已被那“大救星”之呼喊,叫得不知所措;看她那忘情的样子,我此刻真是怕她再说出什么出格的话儿,赶紧对大哥说:“大哥,咱们下地去吧!”

从此,大婶白天不用裹棉被捱在炕上了,她看上去心绪不错,身穿薄棉袄,屋里屋外地忙着;我呢,虽然凭着一时血气,将绒衣送给了大哥,杯水车薪而已;但大婶手持绒衣时那喃喃的自语,还有戴给我“大救星”高帽时的情态,却一直震撼着我的心。

报答“大救星”的情怀

在大婶所居住的村子里住了多少天,我记不得了,大约有十多天吧?就在我赠给大哥一件绒衣后,我发现我在大婶一家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种尊敬的、仰视的目光向我身上漫来,我察觉到了,颇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心窝里还是蛮舒服的。

每当我与大哥收工回家后,就见到大婶欢喜的眼光。给我殷勤地添饭,家里的盆火燃烧不息,我怎么劝也无济于事,只好匆匆吃罢饭后仓皇逃去。

我看得出,大婶的心思终不释然。一心想报答我的心思,写在脸上。终于,机会来了。

我在长征路上,右脚上长了个大大的鸡眼,这大概是由于长久地走路,或是鞋子不合适等原因造成的。随着不断的行走、劳动,脚上的鸡眼越来越肿大,走起路来虽无钻心之疼,但在着地之时的那种涨痛,也够我一受的。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在我吃完饭,准备归去时,脚掌肿胀得最厉害,一时不敢踩地。我狠狠心,用力跺脚,直至几乎完全麻痹,才一跛一跛地回到我们的集体居住地。

大婶面对我那走路姿势,总是叹息一声。一次,她问了我脚痛原由,眼睛一亮。

我照常与大家一起劳动。晚上与大婶、大哥一起吃饭的当儿,大婶试探着跟我说:“娃啊,离这里十多里地,我听说有一位能割鸡眼的大叔。你不怕疼呢,就去他那里把这鸡眼割了吧!我叫大哥用驴子把你驮了去!”

大哥一旁帮腔,也劝我割掉鸡眼。我迟疑着——我不愿此刻休息,我想和大家一起干活。

但是陈队长等人考虑到我们还要走很长的路,劝我还是把鸡眼割了去,我们的队伍也可趁机修整一下。于是我听从了大婶的苦劝。

大哥找来一条毛驴,教我骑上,他则用一条绳子牵住毛驴,步行引领在山路上。我们过了一两道山梁,来到了一个小小村落。

割鸡眼者,是一位彪形大汉。他两只眼睛有如铜铃一般,说起话来像敲钟一样地响。他其实是一个业余割鸡眼者。见到矮且瘦小的我后,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和蔼之音:“娃子,我这里没有麻药,割鸡眼,要流血,很疼哩,你怕不?”

大哥的神情先紧张起来,两眼直盯着我。

我笑笑——我是最要面子的人;何况,我也是为大婶、大哥来割鸡眼的——我一定要让他们报答的心意在此刻实现,我能挺住。

一把不短的刀子(非正规手术刀)在阳光下闪烁着,大汉捋起袖子,然后缓慢割向我的脚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关公剐骨疗毒的情形。围观老乡啧啧连声——地下流了一滩血。

“好了!你这娃,胆子不小哩!”大汉用些药水涂在伤口上,包扎好。

大哥快步上前,稍展双臂,小心翼翼地将一米五几的我安放在驴子的臀部上,我们凯旋了。

大婶见我们归来,欢喜之极。她问这问那,给我烧上炭火,说道:“娃呦,以后走路可好办了!”大婶为我办了一件大事,火光映着她甜甜的笑靥,我们三双手被火炭烤得红红的。

其实,在离开大婶、大哥没有几天后,我的鸡眼在长征路上很快又复发了。一直到回京后,才在积水潭医院根治。

我想,如果再见到大婶,她若是询问起,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向她撒个早已痊愈的谎言……

告别穷村以后

离别的日子到来了。

我们打起背包,与相处时日不多的村民告别。我看见,在屋门前,在梯田边,在树梢旁,在山路上,人们不约而同地来送我们。我没有来得及注意大婶、大哥在哪里,只是被老乡们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送别情怀所感动。人群中不时有“慢走啊”、“回来啊”的声音传出,但更多的是深情的目送,默默的伫立,频频的招手。他们的眼光里,流露着对有如昙花一现的我们这些过客们的依恋。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回来的可能很渺茫。而他们中间得到我们所赠衣物的人们的心情,和呼唤“大救星”的大婶的心情应是相通的。也许,他们在心底还期盼着——以后有新的救星式的奇迹出现……

岁月无情,时光飞逝,而那令我猝不及防的“大救星”的呼唤,至今响在耳边。

一件破旧的绒衣的赠与,使我刹那间成了“大救星”!一个16岁的北京学生成了山西农村大婶的“大救星”?这是怎么回事?

我深知,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成长地——北京的光芒万丈的光环,使得大婶激动万分。

不过,从个体的处境仔细想想,我们之间那不小的差距,也是“大救星”之声产生的缘由罢?

大婶与大哥在封闭的土石山上造梯田,集体劳动,统一管理,不能搞自留地与其它副业(那时有一个流行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种模式下,触目惊心的贫困情景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他们需要救助者。

我生活在城市,有母亲的工资,有国家发给的粮票,有买衣服的布票,我还能上学识字读书,生活虽不富裕,但衣食无忧。

于是,在物质上、精神上,我对于大婶、大哥形成了相当的优势。而当我这个北京学生一念突发,给予他们一点援助,就使得他们有被“拯救”的感觉。

身处深山中的大婶、大哥们可能不知道,我这样的城市人,定会有工作、工资、治病、退休费的各种保证。这便是我很容易成为他们的“救星”的真实基础。

渴望被拯救的大婶、大哥们,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他们的后代中,有多少还留守在故土上种地?有的已经走出了乡村,成为了农民工吗?是否有的甚至成为了企业家?有的一定已经上了大学,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了吧?我祝愿,大婶、大哥的后代们,能尽快与我这城市人一样有同等的公民待遇,那时,他们会从内心发出强者的新声音。让“大救星”之词语,从他们的辞典中永远消逝。因为,“大救星”、“万岁”之种种呼叫,多发自弱势群体之口,是艰难、困苦之环境存在的明证;遍于国土、尤其是乡村大地的“大救星”的持续期盼与呼唤,恐非国家之福……/ 华夏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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