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芳 Matters 20221128

我有什么资格写李怡呢？我与先生素未谋面。追读他的文章，也是很晚很晚的事：大概是 2017年之后吧，从他在香港《苹果日报》的「世道人生」专栏，到网上《失败者回忆录》的连载，我一期不漏，一直追到最末篇。

2022 年 9 月 15 日，《失败者回忆录》198 回「想忘记，又不能忘记的过去」，先生写反送中运动。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2020 年 3 月为止，香港共有超过七千人被捕。2019 年 6 月到 9 月，有 256 宗自杀案，和 2537 具「尸体发现案」。

他写道：「（反送中）的结局是一个悲剧，但谁能料到它不会成为未来的生机？……强权可以压制觉醒了的人的行为，但压制不了这种觉醒。」

《失败者回忆录》连载至此中断。先生在脸书表示「暂停数天，无大碍，不劳各位朋友牵挂」，没想到，这便是他最后的公开留言了。

10 月初，先生在台湾的老同事邱近思女士辗转联系上我，在手机留了话。我看到讯息的时候已是深夜，不敢打扰长辈。隔天午后回电，那头人声杂沓，邱女士第一句话是：「哎呀，你这时候打电话来……。」接着她静定地说：「李怡今天早上往生了，我在礼仪公司处理后事。」我哎呀失声，邱女士压抑情绪，告诉我：先生说他欣赏我这个年轻人（先生长我三十五岁），想让我在《失败者回忆录》出版的时候写几句话。她又说：本来希望能让先生看到这本书出版，现在没有办法了。

我非常意外。毕竟除了追看先生文章，不时在脸书转发，我和他的交流，仅止于几次网上留言致意。没有想到，他竟记住了我。

2021 年，先生移居台湾。我相信，他是到了不能不走的时刻，才告别毕生心系的香港，在暮年成为流亡者。脸书看到他坐火车在台湾旅游的照片，觉得他离我一下子近了，却始终没想过要见先生一面。他的心情，我只能想象。

我有什么资格写李怡呢？他主持《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杂志的时代，我还太年轻。先生自谓论政生涯可分为上半场与下半场，以 1998 年《九十年代》结束为界。这么说来，我首先是他「下半场」最后阶段的受益者。但仔细一想，又不只如此。

先生回忆录以「失败者」为题，是因为他自谓「一生所主张所推动的事情，社会总是朝相反趋向发展的，无论是阅读，独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斯言斯语，沈痛可知。然而他又说：「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台湾。《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言论上推动台湾民主化，台湾终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

台湾解严那年，我十六岁。台湾民主化、告别威权的过程，深深影响我们这一辈人的生命。是当时言论最自由的香港，还有李怡先生这样的媒体人，让台湾政治异议者有了「外转内」的发声管道，方能「里应外合」，松动党国统治的基础。所以，我们也都间接受惠于先生的「上半场」，只是当时未必明白。

先生出身左派阵营，曾是死心塌地的爱国爱党者。他说：抛弃爱国主义思想，是一生心路历程最大的转变。抛弃信仰，等于否定曾经的自己，甚至被昔日同志目为「自毁前途」。他自谓「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并让《七十年代》成为真正独立媒体的过程，也是──套用他引用过的黄伟文歌词──自身「从头溶掉我多灾的信仰」的过程。

但他说：唯有如此，纔能「恢复正常生活的能力，展现真正的我」。

极权之可怖，不只从上而下的规制和迫害，还有深入骨髓灵魂，对人性的摧折和扭曲。先生在回忆录历数中国一场场政治运动带来的精神凌辱，「成为正常的人」竟往往成为乱世中艰难的奢望。先生大半生的著述、奔走，也不过就是争取、维护「成为正常的人」的权利，如此而已。

正因先生的左派出身，早早洞悉专制政治的本质。他写文革带给全中国人的最深刻教训：「一旦失去权力，就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因此一旦回朝掌权，就不要那么天真去『为人民服务』了，最重要就是掌握权力，为自己服务。权力就是一切，『有权不用，逾期作废』是专权体制的最高法则……这也是随后带来的几十年经济政治体制变化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写香港六七暴动，最终雷大雨小，中共底牌自我揭穿，「反英抗暴」彻底失败，反而「使香港市民对英治下的香港有了认同感，亦使英国管治者产生对香港的认同感」，「随着暴动的收摊，却是香港历史上最光辉时代的开始。」

这两段关于文革和六七暴动的总结，解答了我多年纠结的疑惑。

他对极权政治本质的洞见，醍醐灌顶：共产党唯一不变的最高原则，就是不计一切代价延续政权统治。只要政权能维持，一切原则、一切说法都可以变通。「所有的花言巧语都是预设的政治行为」，「所有貌似开明的言论都是为权力斗争服务。」所以「不管中国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诺，不管有怎样完善的文本设计，在一个没有法治自由传统的国家统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规则。」

证诸香港的沈沦，先生不幸言中，《中英联合声明》已成废纸。我岛至今犹有人主张和共产党签和平协议，他们应当要记得李怡先生的提醒：「只要上了谈判桌，中共就一定赢，因为所有承诺它都不会遵守」。

先生曾创造「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一词，描述专家学者一旦接近绝对权力，便往往以国师自居，不自觉美化掌权者，变成极权政府眼中「非常有用的白痴」。我不禁想：周恩来曾是《七十年代》忠实读者，杂志成为独立媒体之后，更屡在关键时刻影响历史进程。回忆录提到曾有人试探请先生出任政协委员，他一口回绝。先生无数次面对权力的诱惑，不会没有经受魔鬼的试炼。而他自谓受徐复观启发，选择「事无不可对人言」的「透明人生」。他引陈独秀诗自励：「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我想是这样的觉悟，让他能对「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免疫。

他一生坚守媒体工作的原则：「政府任何部门都因为有权，而有机会欺骗人民，因此，媒体的责任就是任何时候，都要对掌权者或部门采取质疑态度。」他说：「这世界最需要的是真相，人生最应该探求和坚持的是真相，真相就是 truth，就是真理，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忠于自己的人。」他引罗素的话：「即使是你不想见到的事实，或你不愿相信的事实，或认为这事实的揭露对社会可能不好，但事实就是事实。」所以他说：「不畏权势」或许不是太难，真正困难的是「不畏群情」：「当群情汹涌地说你错了，而你相信自己是对的，你能够坚持吗？」

他也屡次强调：「强权虽得逞，但自由压不住。掩盖事实，就是掩盖真理。强权得逞，但强权永远不能代替真理。」先生一生之中不断目睹强权得逞，所以自称「悲观者」、「失败者」，但他也说了：他的人生观是「悲观却不消极」，因为「每一个凭良知驱使的行为都不是白费的，对自己不是，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也不是。」

先生直到人生最后的时刻，仍然贯彻这样的理念。

先生选择台湾，作为晚年流亡寓居的所在──这里是先生自谓「失败者」人生志业仅有的例外。只愿民主的台湾，让先生在香港沈沦的乱世，仍然看到了希望的星火。

先生不在了。作为后来者，我能做的，就是记住他教给我的重要的事，并且尽我所能影响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先生反复说过的：「自由是不能够通过血脉传给下一代的，自由需要每一代人、每一时刻的警觉，去捍卫它。」

借用先生引用丘吉尔的名言：「成功不是终结，失败不是终结，唯有勇气才是永恒。」谨此向李怡先生致敬──他是一位真正的勇者。

（写于 10/22/2022 李怡先生告别式当天，刊《印刻文学生活志》202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