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载爵（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   联经思想空间 2022-12-01

我们都知道余英时在一九五〇年七月经历了一场天人交战后，突然在本来要重返燕京大学的路程上，从广州决定折回香港，这是他生命史上一个最大的转折点。自此而后，他在香港求学、工作，一共住了五年，正值他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时期，也奠定了他日后的思想根基。

一九五〇年元旦，当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的那一剎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

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岁的余英时在北京，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观察》周刊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而让他最兴奋的是读到胡适在《独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自由主义是什么？」。胡适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中国自古以来不只就有「自由」的思想，也有很长的争取自由的历史。这样的说法让余英时从少年时代开始就相信中国的文化因子中必有某些成分，经过调整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但是他也接触了马列思想，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虽然没有把他变成一个信仰者，却也对他发了刺激作用。

一九四九年六月他考上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左翼思想当道下，他承认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的政治纲领。对于中共攻击的「民主个人主义」，他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份子。最后在人情等各种压力下，他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然而一趟到香港的探望父亲之行，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一九五〇年元旦，当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的那一剎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思想状态中的显意识与潜意识在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有了交战的机会。十七岁的心灵深处曾经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价值与观念，在被压抑了好几个月之后终于获得了释放，自此开展了余英时在香港五年的青年时代，也就是在新亚书院的五年求学生活。

这五年中，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是他的指导老师，培养他读书、做研究的基本能力。他重新精读一遍《国史大纲》，对每章每节做出简要报告，然后请钱穆指正和评论，让他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两年间又在钱穆指导下精读汉史，兴趣偏向社会经济史，对他此后的学术生命更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从《后汉书》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所写卡片前后累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一九五五年春完成《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的六万字专论，之后又写成了十万字的《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甚至一九五八年在哈佛大学也写了《汉代中外经济交通》的研究论文。就在这五年他确立了以中国史作为一生的学术路向。

例如，一九五三年他写了一篇〈重重压迫下的中国商贾〉，文中他说：中国智识份子何以特别憎恶商贾呢？从事实上说，智识份子是想独占政权的。理论上，智识份子和王权掌握者一样，对于商贾抱着一种偏见，认为商业只是一种剥削性的、而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经济活动，这些偏见构成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重要障碍。这个问题意识自然与他在一九八五年开始展开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研究有密切关连。

青年余英时。相片来源：联合报

钱穆。相片来源：维基共享

从二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的三年间他竟然完成了六册有关民主、自由、平等、革命、文明发展的论著和翻译，总字数约一百万字，着实令人惊讶与敬佩。

然而，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面临一个大变局，大量来自内地的难民涌入香港，国共斗争在香港继续进行，美国反共力量进入香港，一群不分党派、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形成了「第三势力」，万般势力错综复杂。余英时感觉到的是：「我们飘零在一个殖民地的社会里，回顾无依，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正如杜甫所说：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

青年余英时观察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香港，正在遭受着马列主义狂潮的冲击，当时的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一般青年人并不注重思想，而略有思想的又不免被所谓「革命」的狂潮席卷而去，情绪十分高昂，但是完全失去理性。他也发现中共在香港有发动文化反攻的趋势。如某尾巴报之连载俞平伯、张恨水的文字便是证明。紧接着仍将有巴金之小说、田汉之戏剧等等继续到来。此外，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也开始展开，目的就是要消除胡适的幽灵。他最担心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初期，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正陷入一个空前的低潮。民主究竟是怎样从西方的思想和制度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当时一般人不但不了解，而且根本已失去了了解的兴趣。

于是在新亚读书期间，他最感急迫的问题并非中国史的专业研究，而是如何克服马克斯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他拟定了两个求知方向：欧洲史与二十世纪中叶西方学术思想的一般状况。可是难民学校没有什么图书馆，家中藏书也因避难而荡然无存。他祇能利用香港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和美国新闻处这两个地方的图书馆查书和借书。在资料极端困难的情形下，他努力阅读了许多英文原著，获得了无数的思想资源。从二十三岁到二十五岁的三年间他竟然完成了六册有关民主、自由、平等、革命、文明发展的论著和翻译，总字数约一百万字，着实令人惊讶与敬佩。

他不只阅读与写作，他还积极参与各项文化活动。一九五二年他和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个「革命问题讨论会」，讨论的内容，是关于一般的革命原则，与当前的中国革命问题，经过几十次反复辩论，获得了对革命的共同看法。他更为《人生》、《自由阵线》、《民主评论》、《祖国周刊》等杂志撰稿。一九五一年底加入《自由阵线》编辑部，为时两年。一九五二年六月参加《中国学生周报》的创建，并担任三个月的总编辑。一九五四年他还和两位朋友共同创办了「高原出版社」，刊行有价值、有影响的中文著作，也出版了一份不定期杂志：《海澜》。

一九五五年十月，余英时离开了香港到哈佛大学进修，结束了五年集研究生、出版人、编辑人、作者于一身的青年岁月，也奠定了此后一生学术与思想的基础。

余英时：《香港时代文集》（联经，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