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禁书
有一天，王怡找到我，说要搞地下出版，希望得到老一辈地下党的协助，令我错愕。随即质疑他还愁发表么？他答不愁，几个杂志的专栏正火着呢，专栏不能刊登的，就自己朝网上贴，反响也不会小。我说那就算了。他说不能算了，写点什么已不过瘾，还得自己印点什么，才算体验了禁地雷区。
他的娃娃脸猛然泛起两朵苹果红，我顿时明白自由如同性欲，是抑制不住的生理反应。虽然王怡婚姻美满，但地下出版带来的绵绵不绝的偷情高潮，超过任何受法律保护的正当蜜月。我是过来人，多年偷情多次，从早期自印叛逆诗集，到六四凌晨自制长诗《屠杀》磁带，再到自印狱中诗《古拉格情歌》与主编综合性杂志《知识分子》，从不悔改，哪怕被警察屡屡捉奸，人赃俱获，以至二度家破人亡，也不悔改，何也？除开自由偷情的毒瘾难戒，更有为将来制造出土文物的冲动难戒。
如今是2019年6月，王怡还在坐牢，他可没想到在我的德国书桌上，就码放着他当年的偷情结果——四本被查禁的地下黑皮书。耶鲁大学高级教师康正果的《我的反动自述》，已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叫《出中国记》，据说卖了近万本，很不得了。康正果在文革前夕坐牢的原因，是用俄语写信给莫斯科大学，借阅在苏联和中国都受到批判的《日瓦戈医生》，他想读原著，弄清楚一本小说如何能颠覆革命政权，不料信刚投进邮箱，就被举报并抓捕，一段坎坷人生由此揭幕。王怡看得拍案叫绝，非盗版不可；接着是在报社上班的特务汪建辉的《中国地图》，写的也是特务，一个潜伏多年、被改朝换代的国民党谍报机关遗忘的特务，不得不向共产党投案自首，坦白反革命史，却没人相信。只有当街砍人来证明自己的超常能力；再接着是我的《中国冤案录》，王怡作序，并将序言节选到自己当版主的”关天茶舍”，引来跟帖无数，俨然要开共产党的批斗会：
老廖与《严打幸存者左长钟》一样，是被羞辱者，被践踏者。老廖的意义早已和诗人的意义相去甚远。他的生活早已全无诗意可言。他甚至根本没有私生活。他的生活不断地遭遇当道者留下的大粪和罪恶，不断被当道者强行插入，不断在夜晚和凌晨被身穿制服的人带走。不断的在亲人眼前无端的消失，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消失。他在无力为继的生活中所坚持的底层访谈和冤狱访谈，是令那些以社会底层的保护神自居的左派知识分子、令那些空喊与失败者、与穷人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无地自容的写作。
对曾经的诗人廖亦武而言，活在这个国家，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灾难。
像狗一样的活着。然后写作。写作仅仅为了见证像狗一样的生活。
而最后一本《美德惊动了中央》，不对，应该是《美得惊动了中央》——错别字都上封面了，可王怡还自我解嘲：”美德也不错，地下出版就是一种美德，早晚会惊动中央那帮龟儿子。”话音未落，双耳垂肩的刘晓波在北京听到，就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的序言《王怡惊动了我》，极力夸赞他谈论极权统治时的幽默感。老刘是风云际会的前辈，小王自然受宠若惊，乃至在《后记》中写道：”我把刘晓波先生为我作的这篇序，视为我精神世界的一种骄傲……我在精神上是六四之子。有人说你才多大。我想说，我是谁啊，我是屠杀现场的一个未成年人。当初你们杀人，不能避开我这样的中学生吗？就像你们做爱时都避开我们一样……”
也许有人要问，杀人怎能与做爱相提并论？况且，避开未成年人的屠杀不更阴险毒辣吗？问得正确，可一听问得这么正确，就晓得这位不是我们四川国人。四川国人总是幽默过头，让周边国家的人难以接受。比如北京国人刘晓波传来《零八宪章》，当晚几个签名者聚会庆祝，有人喝高了，说何不叫《零九宪章》？因为”九”和”酒”的发音一样，大凡醉鬼都愿意签名。有人纠正道，你娃搞错没？《零八》是改变社会的，《零九》是拿来喝的。可到了第二天，不管主张《零八》还是《零九》，都被国保请去喝茶，交待签名的动机。王怡的动机我不晓得，我的动机是”友情赞助”。国保别嘴讥讽道，老廖，你我也相识多年，你咋个不赞助我呢？我说如果你闯红灯过街去鸡奸交警，我就赞助。国保气得拳头捏出水来，但没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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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远了。再回头说黑皮书，总之，除了约稿，我和汪建辉都帮不上忙。因为王怡是本世纪最早的”网红”之一，联系印刷、讨价还价、封面设计、交稿取货，乃至提前数日在全国各省市征订，并一一确认刚刚兴起的快递业务，都通过网络聊天平台搞定。其雷厉风行之效率，比我等年龄偏大、办事全凭两条腿的原始人类高出数倍。记得我也曾提醒过网络监控，王怡嗯啊一声，反问一句：你娃娃也懂这个嗦，就扭转话题，吹嘘一个月起码印行一万套，不仅能收回成本，完成原始积累，还能滚动推出系列禁书，眨巴眼就颠覆官方作协，再眨巴眼就颠覆新闻出版署——这胖子的盲目膨胀实在不敢恭维——因为接下来，国保稽查大队就发动突袭，查封印刷厂，扣压了大部分刚装订好的成品。可还是有少量样品已经发货。经连夜审讯排查，国保快马加鞭，上网在全国范围追查快递公司，无奈当时好些地方还是局域网，动不动就掉线栽入盲区。
话说快递中巴驶达王怡家楼下，齐腰高的几箱书刚搬进电梯，国保就赶到了。二话不说朝里挤，王怡不得不背转身，把住两边，以超肥的屁股相抗。苍天有眼，电梯嘎吱升腾。国保兵分两路，一路从楼梯朝上扑，可王怡还是提前数秒上来，并闪电般抢救了两三捆书进屋，给蒋蓉窝藏了。他反锁住门，在楼道间与国保大吵大闹。国保要抄家，他拒绝；要带他走，他问手续呢？气喘吁吁的国保拿不出手续。王怡说我是维权律师，一概拒绝没有法律手续的执法行为。
于是国保悻悻然劫走小半车书及快递工人，鸣金收队，把我们的胖子心痛得肥肉直抖。通宵失眠之余，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起草了洋洋万言的”行政诉讼文书”，状告成都市国保稽查大队。当然，法院，还有其它什么鸡巴院，都不可能受理，最后只能贴在网上。那时的网络相当原始，等到管理员或其他手工五毛发现并删贴，差不多路人皆知了。
王怡空耗数月，不了了之。倒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藏书家冉云飞囤积了数十套，待风头过后，遂大张旗鼓拍卖，价格翻几番，还十分抢手。
写到此，有些神思恍惚，就抓起案头的黑皮书之一《美得惊动了中央》，这多年前的梦想，如今，作为基督教牧师的王怡，终于惊动了中央，在全国范围的打压中被关进监狱。能否走出来，就看上帝的安排了——这可是十几年前的他意料不到的——这本禁书的第一篇叫”国家安全是一个套”，王怡写道：”一个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圈套，在后极权时代无限膨胀，结成一张民众中间隐形的偷窥之网。我们只看到被揭露出来的东德’国家安全部’那庞大的线民网络，就能推测我们自己的处境。独裁者躲在套子里面意淫、手淫和行淫，他们窃听、审查、绑架、监控，他们整肃、收买、报复和恐吓。他们保护的是强奸犯的安全，而不是受害者的安全……”
接着王怡写下”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个标题，这句注定不朽的诗。在异国他乡的我，细细品味，内心一阵刺痛。”沦陷”原本指外邦入侵，比如19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还有收复失地的可能，而现在，每个中国人的家乡都已万劫不复——最近的左证是黑皮书之二的作者汪建辉辗转托朋友捎信给我,他出事儿了：没被逮捕，也没出逃，而是停职审查，并极有可能被单位开除，原因是他自费在台湾出版了三本反动小说——天哪，怎么办？他老婆深度抑郁，女儿正读大学，他丢掉饭碗全家吃什么……与卡夫卡公开在银行上班，私下却是天才作家相似，老汪在一家报社工作二十多年，写作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他没在国内公开发表过任何作品，可刘晓波出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却被授予”自由写作奖”。也没出事儿啊。老汪的文字很小众，我曾向台湾允晨文化推荐出版过两本，都卖不动。独裁之所以可恨，就是逼迫人人平庸，老汪写小说并不影响政权的稳定，可连这点空间也不给了，世道真是越变越险恶。如果退回去十来年，王怡在外面，刘晓波没死，还能为之解燃眉之急。
“谁也帮不了谁。”我无法甩开这个念头。我无可奈何。我写过”为他人的自由而战”。王怡和刘晓波也曾写过，可他俩都眨眼就失去自由。
刘晓波是我第一个进去就没出来的朋友。当然，中共监狱关死过无数人，可谁都不相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会这样死，可他就这样死了。最后躺在那儿，干瘦如骷髅，浑身插满管子，嘴巴洞开，似有什么话要说。中共对全世界公开播放的视频中，他身边环绕着好几层面容模糊的白大褂，如同虚空幽灵。他的双腿上上下下，走路似的，不停地起落了一个多小时。乍一看挺有诗意，我还为此作了曲，叫《刘晓波的最后时刻》。可后来我醒悟，那是弥留之际的痛苦挣扎，似乎被注射了某种药物——也只有”似乎”——没有证据，没有真相，两天之后，围绕这次死亡的种种谜团，都随骨灰沉入海底了。
王怡是否会重蹈以上覆辙？刘晓波从没想到进去出不来，所以他在2008年第四次入狱前夕，还微笑着接受香港的电视访谈，说”做任何事都有代价，坐牢是一个政治反对派必然要付的代价”。王怡大约想到了。因为刘晓波永诀人世，他还没进去，坊间又传出南京的政治犯作家杨天水即将刑满释放，却突然查出脑癌。比照刘晓波，杨天水也被强制保外就医，在重兵把守下昏睡二十多天，再也没醒来……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