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六四诗选》序
【按：今天是孟浪逝世四周年，友人发给我这篇《六四诗选》序，写于八年前年，我跟诗界一向无往来，也不认识孟浪，只记得六四后我从巴黎迁来美国普林斯顿之际，他恰在布朗大学访问。八十年代有过一个朦胧诗群，颇受西方推崇，孟浪不在其中，他却是一个「地下文学」的干将，看来诗界似乎也有「体制内外」；孟浪当然更靠近八九运动，所以他才会编辑这个「精神文本」，诚斯所言，六四以其血腥而获得世界意义，「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却远未在思想和艺术层面获得诠释和重读，诗人独特的审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学言说呢？孟浪诗人式的沉痛，言及国家暴力与垄断资本，而在文学理论上，西方学界解构权力与书写之关系异常深刻，却对中国革命文学和文革赞扬备至，此左倾论说，在孟浪的批评中吗？这本书的编选征稿，是在「汉语文明圈」的一种尝试，又似乎是一种群体创作，孟浪提到一个群体：王兴中、潘小雪、于硕、冉云飞、孙乃修、刘怀昭、万之、熊山卉、梅丹理等，其中竟颇有几位我的旧雨，是以感念！】
一
“六四”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发生，以成千上百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在国家暴力的蓄意攻击下牺牲、受难，震撼世界，影响了20世纪人类进程。
但，无论就纯粹的文学书写，还是同样充溢民族语言精神气质的历史书写而言，“六四”又是一个未结束的事件，甚至是一个未来事件。于是，作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们的这部诗选诞生了。
“六四”事件的发生距今已届四分之一世纪，这个影响20世纪人类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涉过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仍然余响未绝、悬而未决：
——在中国 ，它至今仍是“国是”的严重“禁忌”，事件发生以来持续遭受着国家暴力（包括舆论控制、宣传战、审查制度、教育洗脑等语言暴力/隐性暴力）无间断的禁制，而旨在冲破禁忌、追索正义的民间力量不惧打压、前仆后继、一刻也未停止发声；
——在台湾，它是两岸关系、两岸命运里程中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未解“魔咒”，积年累月，历史倒带的回放已成为一个吊诡连结的象征：“六四”摆荡在两岸人心、民情之间，如同似断未断、欲连未连的一条触目而又脆弱的危缆，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存在感，游丝般地萦绕于此；
——在香港，它已然内化为这个城邦数百万民众、数个世代绵延不绝的“集体记忆”，一年一度“六四”当日在维园球场举行的烛光纪念晚会仪式，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成为华土之上唯一一项以人民集会年度祭典构成巨型体量规模的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一位在场者可以身历其境触摸历史、感悟当下、启示未来。
对两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学人——在此主要地对诗人而言，身为当年事件的亲历者、目击者或见证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他（她）们当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纪漫长的人生轨迹，并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剧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终还迎临着他（她）们。
他（她）们或从当年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弹跳似的写作反应起，过去的二十多年来写下的有关这一主题命名或氛围浸染的诗篇，无论多还是少，重还是轻，长还是短，在编者看来，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和美学材质——这种材质有助于参与形塑现代汉语民族（现代汉语国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历史诗学建构。二十多年来的历程中，也有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更年轻的后来者加入了这一书写的行列。
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关于“六四”的各种书籍或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令编者和与编者持同样关切的人士不满的是，文学、尤其是现代诗歌，作为一个时代之良知的记忆、见证、醒觉、追问和呼告，作为转型正义、历史正义的精神文本之彰显，就目前的视野所见，延展在这样一种思想和美学构成的谱系中，其织体与触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学审美质量的书写文本之钩沉、萃取、汇集及呈现，总的来说，于“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陈。
原因何在？
一个显明的事实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暴力对“六四”历史和记忆的全面封杀，使任何有关“六四”的思想和言论的公共表达在境内被消声，遑论“六四”文学和诗歌作品得以主题性、集束性地公开推出，或正常发表与出版（本次编选中编者尚欣喜地发现，在如此艰难的人文生态中，历年来仍然有可敬的中国大陆作者顽强地在他们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遗忘）。
中国、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分别卷入以疯狂攫取利润为驱导的消费资本主义逻辑黑洞，政、产、学界普遍的唯利是图、唯强权是瞻的浊风正炽，来自民间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声音被边缘化，终极关切的价值标杆蒙垢不彰——如同台湾的“二二八”曾经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继续遭遇的命运一样，也让“六四”的意义向度几近迷失乃至窒碍无息。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方面，六十多年来国家暴力（制度性、结构性/显性、隐性）的强蛮干预和威胁，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机制机能，粗暴地切断了“诗与政治”、“诗人与政治”在言说和文学场域理应有之的正常连结、传达和修辞，作家公民的表达空间和平台遭严重扭曲，并形同自我阉割而致失语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来因狂暴的垄断资本与集权权力的媾和、分赃及宰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认知呈解离、碎片化趋势，在1980年代曾经一度得到复苏的“诗人与社会的对话关系”，于今荡然无存。灾难性的现实是，从“政治冷感”而“娱乐至死”，一直到“平庸的邪恶”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诗人、作家的公民精神、价值关怀呈萎缩与麻木状，犬儒的、乡愿的心性，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存“本能”。
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强权遮蔽、被谎言覆盖、被愚行掩埋，趋利第一、逐利至上社会以可怕的人性深渊吞食中国，吞食中国挣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和审美品性……
事件发生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汉语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触发的意义言说和价值捍卫，在精神性的恒久向度上，以文学场域的正常建构而论，诗的缺席，诗人的缺席，诗性正义的缺席，令人震惊，至为遗憾。
寻找和发现，诘问和纠正，弥补和追认，也许适逢其时。
本书的编选与出版是一次尝试，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磨砺淘洗而积淀、反思、辨正、审视和承传而成的精神创造性产物。它的推出，仅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诗文本的朗现，试图撕开历史幕幔、洞穿现实高墙、探向诗性精神之光的一个开始。
二
开卷之际，编者认为有必要向作者对本书内容所要呈现的题旨做一个简要的交待。
读者把卷细阅，会发现贯穿全书出现最多的正是 “六月”、“广场”、“死亡”、“纪念”这样几个主题词，不同的作者从当年的现场实景开始，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持续以历史现场的目击者、时代悲剧的见证者、诗性正义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为“六四”痛史留下诗人书写的别样文本。
在文学史上发生过的，诸如犹太作家对纳粹大屠杀的文学记忆、苏俄作家对斯大林肃反、劳改营罪恶的文学记忆、中国作家对毛泽东政权暴政肆虐的文学记忆、台湾作家对蒋氏政权“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历史的文学记忆，与本书作品所揭示的文学记忆，尽管规模、体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质无疑是一致的——对国家暴力戕害无辜生命的沉痛记忆，对国家暴力掩盖屠杀罪行的勇敢见证，对人类文明中泛滥国家暴力的无情质疑和深刻批判，对社会公义、历史正义的诗性讴歌与追索。而极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诗人的现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学的独特性、丰富性上作出了尝试接近典范、抵达典范的努力。编者愿意向读者推荐赵思运、殷龙龙、汪建辉、杜力、李知行、蒋浩、骆驼、颜峻、廖伟棠、孙磊、唐不遇、陈家坪、吴晨骏等这样一些作者，作为本书的主体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员，他们在六四题材、六四主题、六四精神等范畴内坚持表现诗人独特的审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学言说，构成了本书所要呈现的精神张力。
历史上任何一项重大人权灾难，会给作为平和、善良民众的受害者或当事人，哪怕是毫发未伤的遥远的旁观者、后来者，在生命中都留下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六四”悲剧也在敏感的诗人那里形成强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荡，这样的创伤性压力症候群的文本反应、文学反应，流泻于本书中不少作者的笔下。从内心的沉痛或绝望，自毁自虐倾向的袒露，私人独白和公共言说的切换，对真相的叩问、对正义的吁告，一直到救赎和自我救赎意识的获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谱藉助审美表达显得相当多元和丰满。
为了方便读者对“六四”诗歌在事件发生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流变全貌有一个鸟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追往溯返进入具体的情境细读，编者把全书入选作品分为四辑：【辑一】入选作品写作于1989年“六四”当年；【辑二】入选作品写作于事件后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纪结束的2000年之间；【辑三】入选作品写作于本世纪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辑四】入选作品写作于2011年以来若干年间。
二十多年之间碍于中国现实环境的困难，没有发表或没有纸本传播的一些难得的封藏文本这次通过本书编选的征约，也告终于“出土”（沈泽宜《见证》、徐敬亚《纪元》、野夫《鱼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刘漫流《当献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梦笛《一束献给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读者多加留意。
本书篇幅虽然有限，但编者还是试图将六四诗歌中的一些长诗、组诗尽可能完整地刊用，毕竟这是沉积二十五年的历史性选本，一定的体量规模是必要的。蒋浩《纪念》（长诗）、骆驼《“六四”，忘记吧，你这中式之谜》（长诗）、徐敬亚《纪元》（长诗）、周伦佑《刀锋上转换的句法》（组诗）等等的呈现都体现了编者这一意图。
三
本书的编选征稿，于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间进行，由编者向两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国大陆的作者和相关文学界人士陆续发出总计两百封以上的稿约及敬约推荐的电邮信函；同时，中港台多位诗人、批评家也帮助编者转发稿约，联络作者，推荐作品，并代为确认授权。除了在狱中的刘晓波、李毕丰和软禁中的刘霞等少数几位作者无法联系，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们的友人代为授权并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入选作者由他们本人响应稿约，提供供编选稿件或通过推荐人委托同意选编。到稿量之多，超过本书现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编者甚觉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书最终确定入选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国，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绝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发生后离开中国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龄最大者，如诗人沈泽宜（中国）、马博良（美国）生于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轻的作者唐醋，生于1994年7月，“六四”事件5年后才出生；另有几位入选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观察到“六四”精神贯穿的主题写作，在代际传承中已得到延续。主体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叶出生者居大多数，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经历“六四”事件的作者，对此事件的写作敏感和震撼性反应最强烈，多年来持续通过现代诗创作作出纪念性追忆、反思和索问也最为密集。
在本书的选题准备、资料搜集阶段，编者查阅到“六四”主题（和题材）的现代诗歌合集类中文出版物，计有四种：《我的心在天安门——六四事件悼念诗选》（增订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书局）；《虽然那夜无星——心系天安门》（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诗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一样黎明——香港六四诗选》（2011年5月，香港：水煮鱼文化）。前二种诗集，出版于“六四”事件发生的当年和次年，尽管选入了不少名家诗作，但多诉诸于一时爆发的朴素情感，诗作失之粗浅直白，绝大多数缺乏诗意，时过境迁，重新阅读发现已很难谈得上文本和文学价值。第三种集子出版于七年前，由于该书编选粗疏、草率，文学性标准弱化，“民运”化色彩过强，致外界很多优秀作品没有选入。最近的一种六四诗集出版于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诗歌的经典文献，编选范围仅限于香港一地，中国和台湾及海外作品阙如。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这部《六四诗选》 尝试突破局限，弥补缺失，呈现六四诗歌、六四文学的崭新面向。
编选本书期间，编者注意到同时期中国诗歌界有作者在媒体上发出“中国诗歌应当回到社会现场”的声音，也有中国诗人聚在一起公开讨论“当代诗歌中的道德困境”，论及“诗人作为公民与城邦（国家）及其辩护者之间的紧张”，有诗人坦诚地指出，“当代诗的道德困境与中国的政治困境脱不了干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所塑造”。在审查制度和自我审查制度的语境中，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讨论太少太少，值得鼓励。也因此，作为编者的我，充分谅解我在中国的若干诗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约后保持的沉默，他们在他们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们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反应：不反应。我没有理由不表示尊重。当然我也愿意看到由于诗人和公民社会的努力，这样的“道德困境”可以尽快被解除和突破，居住中国的诗人公民们终可获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诗选”可以在不久的将来于中国境内公开出版、无碍传播，更希望这样一部诗选的编者就是居住中国大陆的诗人朋友或批评家朋友。
在此感谢现居中国境内的很多诗人接到稿约后，无惧“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书编选计划，热情来稿，强有力地促成本书的完成；
感谢诗人黄粱、零雨、麦芒及在这里不便提及姓名的几位中国诗人帮助联络作者、推荐作品；
感谢王兴中、潘小雪、于硕、冉云飞、孙乃修、刘怀昭、万之、熊山卉、梅丹理等友人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提供意见和建议；
感谢我的台湾友人、书法家陈世宪题写书名为本书增色；
感谢设于台北的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资助本书出版，也感谢诗人张耳捐出她即将出版的新诗集的版税用于资助本书出版；
感谢诗人鸿鸿和他主持的出版社“黑眼睛文化”，在两岸三地公民社会需要团结奋进并守望相助的关键时刻，出版这样一本献给历史、献给当下、也献给未来的诗选。
本书是一个私人选本，一个诗人选本，但又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公共读本，编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诗歌读本在未来陆续出现，期待诗的在场、诗人的在场、诗性正义的在场，成为饱满的、鲜活的常态，成为对每一位读者来说迎面壁立的一项公共常识。
2014年春夏之交香港新界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