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洪谦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洪谦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工作一如既往地被中文世界忽视。由于他的学问、思想纯粹、精炼，甚至也一如既往地不被理解，乃至被误解。而这个忽视及误解，涉及了学术及文化的根本问题。为此，在悼念洪谦先生驾鹤西去三十周年的时候，笔者重新梳理了洪谦先生的学术思想及贡献，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位学术巨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本文针对洪谦先生辞世后所遭遇的近乎荒诞的回忆及评价，首先谈了洪先生在哲学及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其次，概述了他的学术特点——反形而上学导致的拒斥意识形态。
第三，总结了百年来中文思想文化史中独属于洪谦先生，余者只能望其项背的两个学术贡献：
1.中文世界对维也纳学派的准确介绍及讨论，
2.对于冯友兰等的学术的拒斥及辨析。
最后，从洪先生所留下的极为珍贵的文献——信件中揭示，为什么说还学文是洪谦先生唯一的学术传人，并进一步揭示洪先生在二十世纪的中文世界的社会境遇、文化心境及思想气质，以使后来的人能更深地理解五四后百年来的中文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1.
在谈到自由主义问题的时候，由于涉及自由主义思想，因此我再次涉及到洪谦先生，以及对于洪谦先生的继承及其回忆。
对此，因为自洪先生辞世以来对他的回忆及纪念多为荒腔走板，一些甚至到达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而这些问题涉及到重要的学术传承、文化传承问题，因此，我不得不谈到且要强调，“只有还学文是洪先生唯一，且是洪先生亲自认可了的嫡传学生”！
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鉴于大陆及五四后的华人社会的文化现状，在学界“美恶不称，狗尾续貂”，误人视听的现象极为严重，更让我感到，必须要重新说明：究竟什么是传人、什么是学术传承，又什么是文化精神的承袭。
2.
由于洪谦先生自从一九三六年由维也纳学成返国，他所经历过的训练及进入的西学，在民国以来中文领域是独一无二的“纯粹”西学，所以从回国那一天开始，他就落落寡合，被当时的所谓民国的学界，所谓留学回来的西学群体所排斥。且这个排斥，一下子就贯穿了他后来的整整一生。一九四九年后，这样的排斥由于政治问题而退到了隐蔽处，但是由于一九四九年后的统治所谓哲学界的依然不过是民国以来的某种极端倾向，和那些最为极端的西学学人，因此排斥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留给洪先生的更是只有沉默和孤独！
懂行的人，明眼人，可以从他的论文题目看到，和冯友兰那些到了西方，做个风马牛不相及，西方人陌生的中国题目截然不同，洪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当时最前沿的题目，《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而由于直接的导师是石里克，且经过了当时最权威的参与创建量子力学的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参与审定，以及是在当时几乎可说是引领世界哲学问题潮流的维也纳学派的车间中定做的，因此天注定，他出手就在云端。
云端中的洪先生，绝非偶然，十年的留学经历，从起点就比那些世俗学人更有传奇色彩，他是梁启超发现及支持的青年学人，并且在他的帮助下到达德国。他步入的不仅是当时涉及最前沿的西方哲学问题的新康德主义，且一路走来从柏林最著名的科学哲学教授莱辛巴赫，再到维也纳追随石里克；更不仅经受过数学训练，而且专门学过两年物理。一做十年，而这在二、三十年代那批留洋的中国学人中谈何容易！
3.
为此这就注定了洪谦先生在百年中国的思想史上的第二个独一无二的特点，也可谓在百年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特点——他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免疫力，先天的刀枪不入！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特点，是因为二十世纪被学者们称为“意识形态的世纪”，“极权主义的世纪”。在这样一个百年，二三十年代是自从二百年前，在Romantik运动，宗教性萝蔓谛科运动中产生意识形态问题以来，到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泛滥、肆虐到达了它的第一个顶点。在这个浪潮中，分不清学术与意识形态，分不清西方文化中的思想史中的不同倾向的中国留学学人，几乎全军覆灭地跌入了箩蔓缔科运动带来的意识形态漩涡，绝大部分人，甚至终生再也没有走出来过。然而，洪先生凭着他的正宗的导师、学术倾向及训练，凭着维也纳的思想气围，竟然做到不仅在留学时步入西学及哲学学界，而且其后终生对意识形态，对于这类学术及其学界、知识界的各类新冠式的意识形态变异病毒免疫。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这也就从一个东方学人的经历再次说明——为何文艺复兴复兴的是古希腊文化思想，以及何为直接来自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开放性及辨析研究性。这当然也说明，洪谦先生的学术方法及思想是西学的康庄正道。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初期维也纳堪称为欧洲现代文化及思想的中心，当代自由主义之都。以“维也纳”冠名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也同时可以说代表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及西方思想界、哲学界的硬核。维也纳学派关注探讨的问题代表了文艺复兴后，发展到二十世纪时，欧洲所关注及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形而上学问题”。讨论这一问题的认识论基础及方法论则是“逻辑和实证问题”，即在西方二元论的认识论中，“人的认识”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它包括对于我们人所运用的认识的机制，以及我们关注的个体，“它们各自是什么”的“辨析”，以及把认识用于客体后，人类得到的“知识”的性质及辨析问题。而这个问题就导致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以及对于理论，人所使用的认识手段，如数学，如逻辑的研究及发展。洪先生的博士论文，其所辨析的问题及现象，所对于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联系以及其后对于时空概念的辨析，他在讨论中所使用的方法，和他所遵循的导师，曾经的物理学博士石里克和物理学家海森堡的指导，可谓是古希腊二元论哲学讨论，在二十世上半叶欧洲最高的“知识”层次上的展开！
4.
来自古希腊思想传统的“知识”问题及伴随它的对于“知识问题”的辨析，无论是其展开还是讨论，都是对于来自中世纪的带有宗教性的专断及教条特点的思想及其体系的直接拒绝与排斥！这个希腊与罗马，古代与中世纪的文化思想的对抗也反映在维也纳学派所关注与探究的思想问题上。同样它也成为洪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特点。而这个问题就是已经成为维也纳学派的象征的“形而上学问题”——拒斥形而上学问题。
维也纳学派关注的形而上学问题，涉及的不仅是具体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涉及更深层的思想及文化问题。这个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辨析及认识，也是洪先生博士论文，讨论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的前提问题，即物理学中的因果性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基础及前提下，用它导出的什么框架来讨论它的运用范畴及内容的。同样它也是洪先生一生中谈所有的哲学问题的思想及文字的基础。
近代欧洲的觉醒，可谓是直接从封闭的基督教宗教思想的昏睡的睡梦中，从基督教神学教条的桎梏中醒过来、解放出来的。这一欧洲人的历史性的经历表明：人及其精神及思想的“昏睡”、“禁锢”及“桎梏”是罗马后的基督教化带来的。而重新的觉醒则是在古希腊思想的复兴中开始的，在知识论的辩驳中开始的。
近代觉醒——宗教与人类认识能力的关系，成了五百多年前开始的文艺复兴的核心问题。真理论还是认识论，本体论还是知识论，一路从基督教进入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开始，就越来越受到有思想的人的关注及探究。为此，和真理论及本体论，和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问题，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被关注及讨论。
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研究者看来，对于形而上学问题误解是真理论和本体论的认识基础，也是宗教妄断要求的思想基础。启蒙以来的学者一路从洛克、休谟对人类认识的怀疑辨析，走到康德对于人类具体认识框架，所谓三大理性的辨析，时空、因果问题的辨析，再走到二十世纪，集中到如何看待“形而上学问题”。
“拒斥形而上学”是维也纳学派的特点，也是近代欧洲觉醒的文化潮流在二十世纪初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教分离开始实行二百年后，人们要求及迫使宗教从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治性的社会生活中不断地退出，彻底地退出，必然要接触和讨论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不仅在维也纳学派的思想探究中清楚地显示，而且在社会学家韦伯的学术研究的非价值性中，涉及的同样是这个问题。学术研究和价值问题无关，不能作为证明价值，为价值辩护及价值要求的工具。这样的倾向就从人的认识的性质的基础上根本地拒绝了一切宗教的绝对要求，意识形态的绝对要求，拒绝了以论带史的正当性！狭义地说政治统帅一切的合理性及正当性！
维也纳学派，甚至上个世纪初的社会学家韦伯对于学术研究与价值无关，对于意识形态的看法等等显示出的都是这种倾向。这一欧洲近代学术在各个人文学科所带来的学术特点，也构成了洪先生的学术灵魂，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
围绕形而上学问题，试总结洪先生的学术特点如下。
在我看来，拒斥形而上学是在二十世纪继续驱散在欧洲无所不在的宗教式的气围的努力。它尤其是反映在十八世纪末期发生的对于启蒙运动反弹的Romantik运动，宗教性的箩蔓缔科运动后此起彼伏的各类作为世俗宗教产生的意识形态运动，拒斥形而上学更是对于各类意识形态问题的直接对抗。它明确地表明的是：没有一个凌驾于“人类知识”及“对于人类认识的辨析”之上的经院性的“哲学”，更没有真理存在，只有相对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学苑中的洪先生能够专心学问，不仅在当时而且终生对于各类意识形态具有了免疫力。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倾向也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由此可以知道，在哲学中有意义的内容是符合逻辑构成的理论及把它应用到现象上时，所得出的结论可以实证。为此杜撰的形而上学主张及语言方式既没有应用遵循逻辑构成的描述系统，也没有可能证实，这在严肃的学术领域是禁忌。
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拒斥的是形而上学要求了它不应该有的位置。他们拒斥的是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真理、本体绝对化的位置。与此同时，在拒斥形而上学中，维也纳学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在二元论的认识框架中，在构成描述性的理论时，找到具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位置。
5
作为一位学者，一个哲学家，他能否在思想史上有一席之地不在于他著述的多少及社会地位，而是要看在思想史上和学苑中，是否有独属于他的思想、问题、方法和工作！对此，由于洪先生从进入学术研究到回国，由于他直接涉及的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的观点及方法非常纯粹，因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思想史上，百年来中国的西学研究中，洪先生独立于学林而无出其右者。
在我看，百年中国思想史上，独一无二地属于洪先生的工作及问题有两个：
首先是他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介绍和说明，以及在华文世界的传播，这也是他一生思想的核心及灵魂。
洪谦先生1937年返回中国，他所留下来的文字不多，但是这些文字的分量及价值在于洪先生在谈到维也纳学派哲学的时候，以及在他讨论其它问题的时候，无论“概念”的使用还是“叙述方式”，以及对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历史根源，问题来源，现状的描述及介绍，都极为纯正，并且语言简单清楚。他不仅追溯了这一学派直接的来源——休谟、洛克及康德，而且非常具体地介绍了维也纳学派关注的各个问题，及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而他的其它文字，则直接就是运用维也纳学派的语言方式及概念的一个活的具体范例。这点说来简单，但是纵观百年来的留学学习人文学科的学人，包括胡适在内，鲜有能够做到这点者。即能够明确清楚地把握他们所曾经接触乃至从学的西方学者的思想来源，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位置，对于正在当时讨论的问题的了解及把握——这些问题讨论到什么程度。在西学上，洪先生有着和陈寅恪一样的根底，且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都是无出其右者。
在这里，我强调这个特点，还希望人们看到，五四后的所谓留学学人中，能显示出地道的学术训练的人，即能够在方法及知识框架上纯正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
这个特点尤其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陆。当所谓学术界使用的都是意识形态化的方法，以论带史，使用的概念都是专断的唯物主义语言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可以说只有洪先生的行文及语言，从来也没有使用过流行的语言及语言方式。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整个中文哲学界使用的语言的方式都是最要不得的“附会”——贴标签式的！
实际上，洪先生学成回国，在中文界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介绍，不仅是介绍，而且直接就是维也纳学派在中文界的展开。他的介绍也可以说是探究，他探究的是基本的语言、概念、方法及问题。
在对于维也纳学派的介绍中，洪先生告诉了国人，如何使用语言概念，西方哲学史是沿着哪些问题辨析、发展、变化而来；什么是西方哲学，如今的西方哲学面临哪些问题，是如何讨论的；各个参与讨论者的思想及方法是什么，又有哪些问题。确切地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提纲挈领的西方哲学史——一部十分准确的简明西方哲学史。
维也纳学派最重要的论点是，在哲学和科学的探究中，任何形而上学的论断要求没有意义，必须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哲学不是追求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而是一种辨析自然科学命题的性质及界限，揭露形而上学无意义的过程活动。而这就直接导致洪先生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对于冯友兰的所谓“新理学”的讨论。由于到那个时候，冯友兰一派人的思想及方法已经几可说是统治了中国哲学界，因此洪先生的这个批判性的讨论，可以说是对于主流中文界对哲学的认识的挑战及对抗。
6.
为此，我以为独一无二地属于洪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及工作是：
他对当时几乎堪称为占据中国哲学学苑统治位置的冯友兰的学术所作的彻底的否定性的讨论。而这个讨论引申并展开说就是，对于当时乃至当代所谓中文界及其学界的方法及问题，以及由之而来各类所谓工作的彻底的、粉碎性的否定！
洪先生正是因为深深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深知，就中国学人的精神及训练状况来说，不仅陷于此，且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到他的批评，所以在这次讨论之后的后半生绝对不再多谈这个问题。
洪先生对于冯友兰新理学的讨论，为我们只留下八千多字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这篇对于冯友兰所谓新理学的讨论，实际上恰好围绕的就是维也纳学派所关注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哲学，以及哲学问题中的体系问题进行的。
冯友兰的新理学要建立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系统，从而它成为一种生命及指导生活的哲学系统。这种形而上学和维也纳学派拒斥的形而上学不同，它解决了形而上学问题，是一种有用的，有真知的哲学系统。
为此，洪先生根据维也纳学派的基本对哲学的认识及对于人的认识中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而辨析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
他对此的辨析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在哲学的存在意义上的问题——何为哲学，这样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关系；
其二，在理论构成的意义上，形而上学的地位及作用。
对于其一，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是一种辨析的活动过程，一种辨析人类认识所获得的科学知识及其命题是否有意义，有什么意义的活动，而不是建立并作为一种带有真理性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就必然地带来，哲学一定会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知识及真理性要求，揭露形而上学在这方面是不具有知识性的意义。
但是，离开了哲学要求的形而上学有其另外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洪先生引述的他的导师石里克所言，“形而上学是概念的诗歌”。形而上学作为知识理论、综合判断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例如传统的形而上学中的“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等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胡说”， 但是作为直觉，对于人生及其存在的观念思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至于在哲学内部，形而上学只是作为一门描述理论的假设前提而存在，并由它演绎出一个描述框架，这个框架能否得到有用的知识，要靠检验证明。
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问题存在的意义，决定于它和知识论，即和philosophy-哲学的关系；决定于它和真理论如宗教的关系；决定于它和人类的感性生活，如诗歌等感性表达的关系。
洪先生的这些辨析并不只是对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的重述，因为这一次辨析对象的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特色，而使得洪先生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的辨析在中国当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冯友兰的学术思想及认识不是西方的，而至多是一种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附会”——瞎子摸象式的贴标签。他对于哲学的理解，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把握及解释，都不是在西方思想，尤其是当代学术领域中进行的。例如，在与洪先生的文章几乎同时撰写的，被称为扩展了的《新理学》的《新知言》中，他谈到哲学，居然认为——“假使我们要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甚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于人生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
这样的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定义，不仅和原始的古希腊的philosophy不相及，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重新复兴的近代哲学倾向不符，而且也不完全是经过了中世纪的西方带有宗教性、真理性的经院式学术特性的所谓“哲学”。它完全是望文生义式的的隔山打炮。
所以洪先生八千多字的讨论，不仅涉及了对于西学何为哲学，何为科学，何为学术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及对方法论的理解，也涉及到对于中学，对于过去及当代思想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的理解问题。例如中学和西学各自的特点及根本性的区别是什么，以及更为根本的对于文化及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于欧洲及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理解……。
在西方短暂停留后回到中国的冯友兰们，以西学治中学著称，但是他们所引入的西学在思想史上的性质是值得辨析的。在所有上述问题上，洪先生在此用地道的西学非常明确清楚地指出的问题，就是陈寅恪先生曾经在审核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报告中所说的“附会”性的错误。
所以这篇文字真正的意义是百年性的、时代性的，它和陈寅恪的审核报告一样，一个从西学，一个从中学，直接揭示了五四后的留学学人引入的所谓西学的荒诞。
进一步探究洪谦先生对于冯友兰治学的辨析及否定，它意味着：由于和西学的认识论的前提不同，中学并不是知识性的，即在二元论基础上对于认知的辩驳及探究。中学研究及展开只有也必须用中学的方法，因为它的目的不是知识，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在天地人的关系中如何做人。
当试图把中学变成知识性的时候，中学就变成了西学的一支，就彻底地失去了文化中的“中”的意义。这尤其反映在企图把传统的中学变成一种神学式的体系，甚至称儒家为儒教，那就更变成了一种不论不类的东西。参考陈寅恪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核报告，对于冯友兰的学问，除了文献的掌握及运用，可以说毫无是处！而这也就意味着——五四后的百年新文化运动中的西学及中学，按照洪先生以及陈寅恪先生的方法辨析，结果一定是一无是处！
故知，洪先生对冯友兰的批评，循的是的是西学知识论还是经院神学性的辨析，而冯友兰的问题，却不仅对西学的理解，而且也包括对中学和西学的区别的认识都犯了根本错误，即二元论下的二元还是一元，以及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他其实是在两方面犯了大忌。而在方法论上，冯友兰则完全是附会式的理解形而上学以及西学和中学。
这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独属于陈寅恪的中学问题，从西学的角度，它也独属于洪先生！洪先生和陈寅恪一样是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山！
2022.8.10
注：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香港三联，1990.
3.洪谦先生邮赠给还学文的书及1984年10月12日致还学文信（德文手写）影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