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在这篇以介绍洪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中心的文章中，我之所以同时强调还学文是洪谦先生生前唯一承认的一位学生及传人，也是为了强调洪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第三则是什么样、什么性质的学生才能够称为传人，以及进一步强调科学思想和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及文化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从而对抗各种各样荒腔走板地对于洪先生的回忆和议论。
关于如此直接地承认自己的学生，且是传人，百年来的中国学界几乎很少有如洪先生这样如此明确地表述过。
对于直认还学文是他“唯一”承认的学生及传人，洪先生不仅公开和私下有过口头认可，甚至还有明确的书面说明。
洪先生在公开场合并不回避他对于还学文作为他唯一一位学生及传人的肯定，对此我已经在“洪谦先生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招博士生”一文中做了记述。关于洪先生对此肯定性的书面记叙，我现在摘录洪先生亲笔给还学文的几封信的内容。这些信的原件保存在还学文处，由于是德文信件，她已经把它们翻译成中文，供以后的研究者使用。我必须要说，这四十四封洪先生的信，由于是私人信件，且洪先生从来谨慎、惜墨如金，因此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中最宝贵的资料。
关于还学文女士，简介如下。她是我妻子。一九六四年考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初中，六九年到山西大同插队。我们于一九七二年冬天在友人家中认识，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夏天我和她到大同，然后我自己先行经五台山到太谷，再等她会和一同去了太行山、吕梁山以及华山和西安。七四年她转回北京后分配在东华门缝纫厂工作。从我们相识开始，她就和我一起学习哲学，同样非常喜爱罗素。由于认识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的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他说，罗素的英文是最漂亮、最好的英文，为此七六年后我们一起一边学英文一边学哲学，逐字逐句地对照中英文阅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上下卷。这使得我们对罗素及其哲学有了更扎实的认识。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她虽然只有初二的学历，但是通过短暂的补习，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八二年以四年全优的成绩毕业，又以高分考取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陈启伟的研究生。当时我已经很清楚，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科学哲学、分析哲学需要专业的数学物理训练，她没有经历过系统的中学及大学数理训练，将会碰到巨大的困难，故希望她以后学习研究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而我来继续学习研读当代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及其文化思想史。但是，她的考分太高了，且由于当年报考分析哲学的考生中除她以外，没有一个人达到录取标准，以至于陈启伟先生主动向他的老师洪谦先生建议，把这个学生转给洪先生，出国培养。就这样，关于还学文留学德国问题，阴差阳错地居然引出了其后一个跌宕起伏极具戏剧性的故事，也导致我的后半生的研究和生活。
一九八二年北大外哲所录取为出国生的最初的人选是还学文和甘阳，但是在大学和教育部往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北大外哲所的秘书张惠秋竟然以“政治不积极”“白专”为理由私下扣下还学文的资料，没有送回教育部，而把甘阳掉包换成张慎。我们由于有友人在关键部门，因此在他们进行到第三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为此展开了对抗，最后顺利地揭穿了这些；还学文到了德国，而甘阳却因为被导师张世英许诺以后补偿而接受了事实。这个故事涉及很多人事问题，以后我一定会分享给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还学文认识了洪先生，由于精神气质的一致，立即就取得了洪先生的完全信任。其后，在追补办理手续时，每一步我们都是先告诉洪先生，取得他同意后才去做。所以从八二年的夏天到八三年底出国，还学文是在洪先生的呵护下最后到达德国的。
8.
学术思想及方法的一致，决定了一门学科的继承、沿袭和传承，也决定了谁是传人。
虽然谁是传人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是在洪先生给还学文的四十四封信以及多次邮寄书籍等数据中，不平常地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这应该是他半生经历的痛感，他不愿意在思想上一直不被理解。对此，在最近三十年对于洪先生的回忆及评述中，我们更深切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基于这个原因，我破例公布这批珍贵文献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部分文字。如此希望能更为准确地理解洪先生在真正的学术界，而非意识形态领地的位置，在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中的作用及地位，以及洪先生的气质。
由于这封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号的信，洪先生引用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寓意极为明确，且内容单一，因此全文公布如下：
Peking， 12.10.84
Liebe Xuewen,
你9月4日和10月4日的信都收到了，衷心感谢你。
请原谅我对你开始以“你”相称，我认为我们的个人关系已经到了可以彼此以“你”相称的地步。希望你会接受我的提议。
我听人讲到过，维特根斯坦信中问罗素，该怎样称呼他。罗素回答，“你”，不要“您”。尽管我绝不是会是罗素，你也不可能是维特根斯坦，但是我们的个人关系和共同的感受，比起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更为一致、更为密切。不是吗！
此外，我也不喜欢诸如“非常尊贵的”、“非常尊敬的”这类称呼，这种形式并不含真诚的意味，尤其是于我们而言。希望我在你的信中不再见到这样的字眼。
对于在德国读书的看法，我认为你的态度完全正确，即不是为了博士学位而是为了增长知识而学习。你务必要把这个观念贯彻到底！任何一个大头衔都有其作为装饰品的功能，只对那些政治上和社会中活跃的人才重要，然而装饰不可能是真正的知识本身。此外，要在大学工作的话，如果你只带一个什么头衔回来而没有真才实学，那对你也毫无用处。
我有两册克拉夫特的“维也纳学派”，其中之一我昨天已用平信给你寄出，是第一版。第二版和它的区别仅仅在于增加了一个附件，除此之外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没有大的差别。希望你不久能收到。
我很高兴看到你的作业，不久就会通读。我很好，太太和两个小孙女儿也都好。我非常、非常忙，可是究竟忙了些什么呢！
诚挚地问候你
- Hung
9.
A.这封信的核心是洪先生不平常地使用了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例子。这个例子是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手稿寄给了罗素之后，罗素立即认识到他们之间在哲学方向上的一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天才。自此，思想的相通使得两人的通信及关系完全超越了师生关系。
对熟稔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洪先生来说，使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寓意非常清楚，那就是基本哲学气质及方法的一致。
对此，洪先生对这名弟子的重视及满意在还学文出国前洪先生就有明确的表示。由于在一九四九年后，尤其是五七年后，洪先生从来不写中文文章，因此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就成了他后半生的唯一一本著述。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翻译自他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及讲学文字。
在这本文集中，开卷最重要的文章是第一篇他对于他的老师石里克的介绍，“莫里兹·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紧接与此他自己最重要的文章对于维也纳学派的间接及他自己看法的文章“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我的个人见解”的翻译，他交给了还学文。这不啻是一个书面宣示。而在还学文离开中国来德国临行前，他和夫人，研究化学的北大化学系老师何先生亲自在北大对面的饭店为还学文送行。这让还学文深感洪谦恩师的厚待而惶恐不安。
其次，能使得堪称为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西学巨擘的洪谦先生使用这个例子也绝非随意的一时心血来潮，在此前，早在前几封信中，他对于还学文的评价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出来。
在一九八四年元旦，他收到还学文邮寄给他的贺年年历后的回信中不仅谈了一些具体的他的计划及事情，并且谈到他们的师生关系。他在信中说：
“我可能四月份回牛津，在那里呆到六月。然后再到维也纳，出席维也纳大学为我获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1934-1984）举办的庆祝活动。遗憾，无法取道德国看您，我最想见到的人。
我给您寄去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笔记》，作为新年礼物，平邮。希望能给您带来一些快乐。收到后，请您立即写信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是否会安全寄到。”
对于他晚年招考的这名学生，他说：
“亲爱的还，实在说，您是我最喜爱的学生。您的为人以及您在与我交往中表现出的正直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时常想到，要是您在我身边，我会多么高兴。但是我老了，无法给您很多帮助。尽管如此，我希望能为您尽力做自己所能做到的，这也会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您也许能够想象，在精神上我是如何孤独，在这个社会中我是一个‘落寞失落的游子’。”
B.在上信的四个月后，十月十二号信的半年前——四月四号给还学文的信中，洪先生再次对还学文谈到对她的评价及期待：
“三月十三日信收到了，很高兴！想您已经去里根斯堡（Regensburg）了！这封信是否能收到？
我于三月十七给您一信，内附给库彻哈教授（Prof. Kutschera）的信，想早收到了。
去里根斯堡后情况如何？一切事不必着急，有困难慢慢克服。我在可能范围之内，总会给您帮忙的。我对您怀有期望，感到您能回国后和我一起做些工作。我们虽年龄悬殊，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做人的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多年来我在我的学生中间所不曾见过的。因而您就成了我相知的人；有些时候，见到许多文化现象、思想问题，我总是那么想，如果还学文在我身边，她会为我解忧。但是您离我太远了。如果您在那里呆上数年，可能连见面之缘都没有了。因为我老了，久无“烈士暮年”之感，更多感到是丧气之年。
我四月二十一号晚上二十一点十五分，二十二号上午八点二十五到法兰克福，在那里只呆三十分钟九点再飞，上午就到伦敦了。我在牛津呆至六月初，然后去维也纳，在奥地利参加庆祝会，会后再呆几天，返回牛津。7月中前再去维也纳，在奥地利过暑假。……如果您那个时候能来维也纳，我们再信约。……”
10.
综上所述，无论洪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还是他的学术传承及传人，最重要的是基本的学术方法的传承，它甚至根本性地构成了学人的精神。所以，在洪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之际，我写这篇强调如何理解洪先生的学术及其成就，如何辨析谁是洪先生的学生及传人的文字，是想再次强调：
在思想史上如何评价一个学人及其学术，首先要看他使用的是什么思想性质及气质的语言；其次是他的语言方式及思想方法，他把握这种思想方法及语言的程度；第三是他的知识结构及性质，以及厚度。
这看来简单甚至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所谓学人能够通过这面镜子而留下正面形象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在这面镜子中，胡适的真才实学显然达不到基本要求，他是杜威的学生，但是根本显示出没有任何杜威的语言方式及把握问题的气质方法。胡适实在不是个学人，而是个学术杂货店。
在这面镜子中，余英时被称为钱穆的学生，但是他不仅没有任何钱穆的思想、语言及治学特色，而且甚至可说是背道而驰。至于他学的西学，做的却是中国题目，他的语言及方法让人们看到他对于西学缺乏基本的了解，完全是一种瞎子摸象式的，贴标签的看法。正宗武林没有这种功法，在宗法于古希腊传统的学苑中，这样的滥竽充数让人遗憾。
至于大陆所谓学界，例如所谓科学哲学专家那一批人，八十年代后的所谓一代青年才俊，在这三个问题的镜像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语言方式清楚地表明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而是意识形态分子（ideologue）。称他们是自然辩证法专家是准确的，但是自然辩证法不是学术，而是以论带史的意识形态及宣传，和学术风马牛不相及。此外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延续的是古希腊及文艺复兴以来的追求“知识”的传统，而意识形态分子发扬的是经院学术。这是两种对立的倾向！
……
然而，正是在这三方面，为了写这篇文字，我重新阅读洪先生的《维也纳学派哲学》和《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距离第一次读他的有关时间和空间问题的文字，整整过去了四十年。四十年来我的思想深度及语言修炼，以及阅读文献的能力及数量，可以说提高了几个等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年后这次阅读，我觉得比四十年前读的时候的感觉还强烈，对我的震撼也更剧烈——他竟然写得如此深刻、简练、精彩！
洪先生的这两本书使我感到，就思想史及思想研究而言，无论怎么高地评价洪先生的学术造诣，在我们这三代人来说，都不为高！
我自己的一生的求学经历让我感到——看不到这点的那就是精神及思想的目盲！
为此，积我的反叛及求学的经历，积我思想的探究，我要对下一代年轻人说：我上一代人以及我这一代人——五四后的几代人，就语言、语言方式及思想方法，就知识框架的性质及厚度，绝大多数人有问题，甚至有严重问题！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努力走出这个气围！在基本功上一招一式地追求纯粹的武功，进行基本的学术研究，思想探究！
就此，我要再一次地强调这个基本观点：
决定一个学人的学术及精神的是他的语言、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他的学术成果的是是否有独属于他的问题，这问题的性质及他对于问题的辨析及把握能力及成果！
如是，洪先生的两本书，篇帙虽然不大，却不仅在问题上，而且在问题辨析，语言方式上提供了一个模板，一面镜子，这在百年来的中文界及其西学领域可谓独一无二！
2022.8.15
注：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洪谦：逻辑经验主义论文集，香港三联，1990.
3.洪谦先生1984年10月12日致还学文信（德文手写）影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