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文化出版 2022 年 12 月 16 日
「斯大林问题」：乌俄翻不过去的历史一页
二○二○年，乌克兰检察院宣称要对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贝利亚进行审判，理由是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强行迁徙他乡。一时间，俄罗斯媒体纷纷发文评说，这种「审判」是一场「闹剧」，其目的是改写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史，挑唆克里米亚鞑靼人反对俄罗斯，谴责「乌克兰的政治精英堕落成了滑稽表演的丑角」。而乌克兰当局坚持重申，「审判斯大林和贝利亚「不是「闹剧，而是真实的案件」。
在二○二○年末，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为在乌克兰使用什么抗新冠病毒的疫苗争吵得不可开交。在乌克兰的「顿巴斯自治共和国」开始使用俄罗斯的疫苗时，基辅当局一再宣称「乌克兰不需要俄罗斯的疫苗」，将从美国进口等等。乌俄关系再度骤然紧张，而「审判斯大林和贝利亚」则使这种紧张升级。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问题」成为双方间不断政治较量的砝码。对于乌克兰来讲，所谓「斯大林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二是，三○年代乌克兰的大饥荒问题；三是，一九四四年苏联当局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及其他一些民族强行迁出他们的原居住地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乌克兰和俄罗斯当局的看法和态度是相向而立的。乌克兰当局认为，克里米亚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土地，三○年代的大饥荒是莫斯科执政者人为故意造成的，强行迁移原居民是不人道的民族歧视和迫害；俄罗斯当局则坚持，克里米亚自古就是属于俄罗斯的，大饥荒是天灾，不是人祸，强行迁移是当时的国内外局势所造成，为了国家安全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讨回这三个问题上的「公道」与「正义」，就成了独立后的乌克兰领导人尽力以求的事。在波洛申科总统在位期间，乌克兰第一次出现了要对斯大林进行「审判」之举，原由就是一九四四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强行迁徙。但是，这次「审判」最后不了了之。到了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总统期间，乌克兰出现了第二次对斯大林的「审判」，这次「审判」的理由是三○年代的乌克兰大饥荒。在这两次「审判」中，除了斯大林外，贝利亚、卡冈诺维奇、波斯迪舍夫（Pavel Postyshev）等苏联和乌克兰领导人都被列在了「受审者」的名单之中。和第一次「审判」一样，最终都以被指控者已经「死亡」为由而草草收场。
二○一四年三月十六日，俄罗斯以「公民投票方式」收回了克里米亚半岛。自此之后，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在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上争斗愈益激烈，对克里米亚的归属，俄罗斯拒不退让，而乌克兰政府则不断谴责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入侵」和「破坏乌克兰领土的完整」。在乌克兰的「声讨」和「谴责」中，「审判斯大林」再度成为基辅对抗莫斯科的一个重要手段。二○一五年，「审判斯大林」重上基辅政治家们的议事日程。二○一七年，乌克兰检察院正式「起诉」斯大林和贝利亚。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行迁徙之事成为最主要的指控。而到了二○二○年的年底，在基辅的政治舞台上，「审判斯大林和贝利亚」就在紧锣密鼓地按照乌克兰的法律进行，而「强行迁徙克里米亚鞑靼人」则成为唯一的原由。
为什么「强行迁徙克里米亚鞑靼人」成为乌克兰当前对斯大林和贝利亚（也是对苏联和俄罗斯）的最严重指控？这也许是有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强行迁徙」是个历史事实；二是，强行迁徙克里米亚鞑靼人一事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重要手段。
第一个问题，「强行迁徙」是斯大林执政时期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国策。按照斯大林的决策，「强行迁徙」是从苏联边界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强行迁徙」，这是一个源于希腊文的俄语词Депортация，意即「驱逐」、「放逐」、「流放」，也就是「驱逐出境」。苏联政府最早于上个世纪三○年代中期开始执行这项政策，考虑的是：将当局认为的「不忠诚于苏联」的「其他民族的公民」从原居住地强行迁至政府指定的「特别居留地」去，以保证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边界以及邻近边界地区的国家安全。从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清理列宁格勒周边的「社会危险分子」、「不可靠分子」、「其他民族的公民」开始，到希特勒入侵之前，苏联西部、西北部边境地区都执行了这一「清理」政策。「不忠诚于苏联」的原居住地居民被强行迁徙至乌拉尔、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等地的远离城镇和荒无人烟地区的「特别居留地」。在这一政策下，苏联政府有了一份「特别居留地」居民不得许可不能入内的重要城市名单，这些城市被称之为「严格机密城市」；「特别居留地居民」不得当地驻军司令的许可，不可擅离的种种限制等。
这一时期的「强行迁徙」有着明显的备战和预防入侵的目的。从一九四○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强行迁徙」加速在西部的德国方向全面展开，苏联境内的德意志族、波兰族的居民以及被苏联当局认为有可能成为「德国第五纵队」的非俄罗斯民族都成了「强行迁徙」的物件。希特勒突然入侵苏联之后，「强行迁徙」急速推进，清理苏联境内的德意志人并消灭他们的自治区成为苏联对抗希特勒入侵的重大军事和政治行动。整个战争期间，「强行迁移」继续执行，而其始点和肇源是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迁徙窝瓦河沿岸地区德意志人》的命令。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苏联红军与德国军队在北高加索和克里米亚半岛鏖战不断。随着苏军的胜利，德军从这些地区的撤离，新的一轮「强行迁徙」也随之而来。苏联最高苏维埃连续发布命令，先后对这些地区的六个少数民族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强行迁徙。苏联最高苏维埃为此所发布的一系列命令中所陈述的「强行迁徙」的理由，用词都是一样的：这些人「背叛祖国，参加德国人组织的部队，与红军作战，将忠贞的苏联公民出卖给德国人，给德国军队指路，而在占领者被赶走之后，为匪作乱，严重抗拒苏维埃政权机构的经济恢复，袭击集体农庄并对周边群众实施恐怖活动……」
这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被强行迁徙，而这个鞑靼族与苏联、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以及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着及其微妙的、说不清并难以解读的关系。
在六个被强行迁徙的民族中，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是其中之一，而他们是这次行动中最后一个被采取「清理」行动的民族。一九四四年五月十日，负责「清理」的领导人贝利亚给斯大林呈递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考虑到克里米亚鞑靼人背叛苏联人民的行动，此外，让克里米亚鞑靼人继续居住在苏联的边疆地区也是不适宜的，请求将克里米亚鞑靼人全部迁出克里米亚。」这次「强行迁徙」在两天内完成。根据苏联的官方材料，总计迁出了十九万一千零一十四人，分别迁往乌兹别克、乌拉尔和俄罗斯北部的几个边缘地区。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取消鞑靼人的「克里米亚自治州」，改建为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克里米亚州」。
如果说，三○年代初开始的「清理」是一种备战和预防入侵为目的，那这次「清理」是「惩罚性质」的，是对德国占领期间「帮助德国人」、「背叛苏联」的民族的惩罚、镇压。前一期的「清理」是与三○年代的「大清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而后期的「强行迁徙」又与经济的恢复、民心的安抚以及苏联的重建相重迭。但是，无论是备战和预防入侵时期的「清理」，还是战争初期和战后的「强行迁徙」、「驱逐出境」，都有着极其复杂的时代条件、交错难解的社会背景。领袖决策的英明与失误、政府行动的得失与成败、人心的向背和离合，似乎都是在同一轨道上运行的。综观苏联十来年中的民族清理和强行迁徙政策和行动，苏联领导人在大国的民族政策上有严重失误也是回避不了的：那些真正帮助德国法西斯的人、那些真正不忠于苏联人是存在的，对他们进行惩罚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但是把整个民族都当成「苏联叛徒」、「德国的第五纵队」、「潜藏的敌人」，就越出了「惩罚」的范围了。尤其是后期对六个少数民族的强行迁徙，更是苏联领导的严重失误。
所以，斯大林去世后，自赫鲁晓夫起、经勃列日涅夫，都在采取措施消除「强行迁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恢复这些民族的名誉，安排他们返回故地重建家园。在赫鲁晓夫时期，六个被强行迁徙的民族中的五个被恢复了名誉，有了苏联公民证。但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告强行迁徙整个整个民族的行动是非法的、犯罪的行为。但是，直到苏联解体，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被强行迁徙问题始终没有列入苏联领导人的议事日程。新俄罗斯联邦初始，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为被镇压的民族恢复名誉》的法律。由于克里米亚半岛在一九五六年已经划属乌克兰管辖，所以，俄罗斯联邦的这一法令对当时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没有法律作用，因此，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行迁徙的事再度搁置了下来。
普丁执政后，在处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上，采取了与自赫鲁晓夫至叶尔钦的截然相反的政策：不承认一九五六年的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是正确的，决心将克里米亚重新收回俄罗斯，普丁的这一决策在二○一四年三月得以实现。将克里米亚重新并入俄罗斯疆土政策得以实现，有一系列因素，而普丁在解决「鞑靼人被强行迁徙」这一难题的决策和措施，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普丁签署了《关于为亚美尼亚、保加尔、希腊、克里米亚鞑靼和德意志各族人民恢复名誉以及国家支持他们复兴和发展措施》的总统令。这份命令一开始就指出签发此令的目的：「为恢复历史的公正，消除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土地上非法强行迁徙亚美尼亚、保加尔、希腊、意大利、克里米亚鞑靼和德意志族人以及侵犯他们权利的后果。」普丁的命令还指出：这些人「遭受到了非法的强行迁徙和按民族及其他特征的政治镇压」。普丁要求的「复兴」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民族文化和精神上的。
此令之后的五月十六日，普丁回见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代表，在与他们的对话中肯定了：「八○年代末，在苏联通过了相关的文件，而在俄罗斯联邦一九九一年则通过了为被镇压民族恢复名誉的法律。」这表明普丁承认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和俄罗斯联邦初期的法令中有关「强行迁徙」是「非法的、犯罪的」定论。在对话中，普丁重申：「一九四四年的五月十八至二十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实施了一项惨无人道的行动——将全部鞑靼族迁出克里米亚。」普丁在四、五月份签署这份命令并与克里米亚人的代表对话，这显然是有意选择的，因为这一年的这一月正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行迁徙七十周年。因此，普丁的这份总统令争取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对俄罗斯重新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版图的大力支援。而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普丁解决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强行迁徙的决策与措施以及时机的选择，普丁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和解态度与关系这些问题显然没有得到媒体和研究者的充分关注。
也几乎就在乌克兰检察院宣布要立案「审判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同一期间，普丁在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在线视频记者会上再次提到了「强行迁徙」的问题：「对一些民族的强行迁徙是在伟戴维国战争之后。这是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我们尽力不愿再次去谈及它。然而，这毕竟是我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我在这里不能对这所发生的一切做出评价。显然，这些民族中有人，首先用面包和盐欢迎了占领者的人，他们遭到了这样的镇压，这些人是在占领者进入的地方。怎么，这样的人没有吗？叛徒是到处都有的。然而，在那时也有为自己祖国的利益而英勇战斗，直至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人。而这些民族的这些人也遭到了镇压。」
普丁的这些话对积重难返的这段历史往事做出了两面的分析。对他来说，过往历史事件是不能用绝对正确或是绝对错误来评说的，而对于苏联领导人的决策与执政的功过，也是不能做出绝对的是非判断的。从二○一五年起，普丁就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也就是评说苏联历史上）持一种中间的立场，即不绝对否定斯大林，也不把斯大林送上绝对神圣的顶峰。他认为，斯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他身上也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正确与错误，英明与失误，胜利与失败，铁血与安抚。普丁的这种中间立场，归结起来就是：在严厉谴责「强行迁徙」这样极端镇压措施时，同时既强力主张「不能将斯大林『妖魔化』，也不主张斯大林的『绝对神圣化』」。这个立场，二○一七年六月十六日，普丁在回答美国导演奥利佛．史东（Oliver Stone）的问题时说得十分清楚；「斯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不同的——从妖魔化到承认他与纳粹斗争的功勋。」普丁还说：「当今俄罗斯的身上就有着昔日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印痕，就是证明。我们大家自身都有着某些昔日的印痕。那又怎样呢？俄罗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不错，确实在意识中有某些遗存。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应该忘记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令人心惊害怕的事，而这些事是与集中营和消灭数百万自己同胞相联系的。」
普丁的这番话说明，在苏联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成就与问题，胜利与失败，英明与失误，辉煌与阴影，团结与离心，计划与无序，是千丝万缕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交织在一起的。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的历史，是不能仅用斯大林的「妖魔化」或是「神圣化」来阐释和解决问题的。
普丁的这些话也是当今俄罗斯对苏联历史，也就是「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认识，是他决策俄罗斯当今国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也是他处理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外交关系的前提条件。
自二○一四年三月以后，乌克兰当局就一直在「斯大林问题」上，与俄罗斯在两国关系上，尤其是在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以「强行迁徙克里米亚鞑靼人」为核心为矛盾，与俄罗斯不断较量。但对于普丁和俄罗斯政府来讲，乌克兰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审判斯大林」不过是一场「闹剧」，似乎并不把这「闹剧」看得很重。
这次，乌克兰当局的「审判」行动显然也不可能从俄罗斯夺回克里米亚。对于普丁来说，克里米亚领土的归属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被强行迁徙是两回事。苏联时期的强行迁徙可以「恢复公正和正义」，但是作为领土的克里米亚绝不舍弃。普丁就此问题说了句狠话：「克里米亚问题永不再议！」
不过，尽管如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斯大林问题」，也就是「苏联问题」仍然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翻不过去的历史一页。
作者为江苏泰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毕生研究苏联、俄罗斯历史。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初，闻一以交换学者身分在苏联待了一年，见证苏联解体。在世界史所期间，闻一与沈志华到苏联买档案，后来陆续整理出三十四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沈志华主编）。这些档案提供中文世界学者重新研究苏联史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着有俄罗斯相关主题研究专著十余册，主要作品有《布哈林传》（与叶书宗合着，1988）、《走进俄罗斯》（1997）、《解体岁月》（1998）、《回眸苏联》（2003）、《普京之谜：普京和普京的俄罗斯》（2008）、《光荣与梦想——重读俄罗斯》（2010）、《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2010）、《俄罗斯通史（1917-1991）》（2013）等。
书名：《硝烟中的雅努斯：乌克兰》
作者：闻一
出版社：大块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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