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年功夫，之于毕生从事某一课题的专家来说，十年只是乐在其中的瞬间。然而，大陆版的《中国北方诸族源流》和台湾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在海峡两岸冷寂的学术类书籍市场中都得到了热情回报，这对于涉史不深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鼓舞的；而对于通篇的离经叛道，读者产生分裂的意见也是不奇怪的。

批评意见主要是关于我的方法，即利用比较语言来达成对亚洲人类迁徙的认识。这种批评的根据可以总结为：汉语是用图形构造的汉字记载的，它们是表义不表音的，每一个汉字在各个时代的读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汉字记载的语音数据，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须逐字逐代地辨认其读音。而这样的工作已经为古代训诂家和西方汉学家完成了。

一位语言学者建议我常备一本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说：「大多数汉字的上古和中古读音及其转换规则都可以在里面查出来。对这些读音的理解不是靠现代方言能够取代的。历史语言学就像文科里面的理科，自有其严格的科研规范，音转规则就像数学公式，其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言外之意是：关于一切汉字读音的「正确」结论已由前人制造完毕；而我们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产生「谬误」了。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科学规范」而是一种「文化意识」，科学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锢，而这种意识却是要固化人们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学的敌人，不幸它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主流是从「迷古」转为「崇洋」。如果后者是采用西学方法也好，不幸的又是大部分人只是接受的西方人的个别结论；而一旦接受了它们，又企图把它们固化起来。

上一世纪，由于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应用，「汉藏语系」理论很有斩获。高本汉、王力等对汉字古代读音的研究，或对汉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构拟」，是将中古韵书作了拉丁化注音和有限程度的反推，其中还有若干主观的和不妥的成份。譬如，认识汉语与藏缅语的关系后，人们注意到粤语比官话更接近藏语（如数词「九」的读音）的部分事实，于是他们的「构拟」便朝广东话倾斜，近年还有古代洛阳话更接近现代广东话的说法。事实上，《尚书》和《诗经》中的蒙古语成份表明，中原也曾经是阿尔泰语言的天下。

推行实证的手段，之于中国学术非常重要。譬如，匈奴首领的称号「单于」俗读chan-yu已久，我认为它应直读为dar-ghu即与中原王侯之号「大禹／大父／唐尧／亶父」同音。《汉文典》和王力《同源字典》也都说「单」字的古音是tan（实为dan）；《汉文典》还给出「单」字的七个出处：

《诗》俾尔单厚；

《礼》岁既单矣，世妇卒嚣；

《书》乃单文祖德；

《左》单毙其死；

《礼》鬼神之祭单席；

《诗》其军三单；

《书》明清于单辞。

其实，这些「单」出处都是它的「字源」而非「音源」，无一能成为「单」字读chan 而不读 da／dan 的根据。

对于「单」的读音可有两个非汉语的证据。其一，《汉书•匈奴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蒙古语是匈奴语最重要的成份，蒙古语「广阔」一字是 del-ger，因此「单」 的声部应是 d 而非 ch。其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沃沮……在单单大领之东」，「大领」就是《金史•国语解》说的「忒邻，海也」，「单单大领」就是「鞑靼海」（今日本海），这是「单」读da的又一证据。

西人高本汉和国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伟大的，但远非完备的，后人还是有补充和改良的空间的。譬如，高本汉意识到《诗经》《尚书》不是最古的汉字字源，因此他还在《汉文典》中尽力列举了许多甲骨文字。然而只把它们当做「意符」，是不能解决汉字的字音问题的。本书前言说到：

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司马迁还遇到过更古老的语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我以为「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是「前汉语」或「非汉语」时代的著作，它最可能是用汉字记载的非汉语的故事，那种上古中原的语言，应该是今世北方民族的语言。

上世纪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读，中国史学的实证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鸟夷」的同时，也认识到商族与东北「鸟图腾」民族的关联，从而把东方历史人类学推进到几乎破局的边缘，然而他们未能竟功。其中一个表面的原因是，他们未能进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实证领域；而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原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代」。

顾颉刚是二十世纪有大胆思想的先进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传统观念来校点《史记》的。以〈秦本纪〉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为例，「邽」「冀」既为戎狄，为什么就不能是双音节族名「邽冀」，而非要将它们断成两个单音节族名呢？这样的断点远非只此一例。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为什么「邽」「冀」又纠缠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郑」就是「突厥-n」；而「小虢」与传说人名「少昊」相关，也是同传记载的族名「烧何」，或是流徙欧洲的匈牙利姓氏Sáhó（音xia-ho，匈牙利语s读x；sz读s）等。

顾颉刚以「疑古」成名，其实那并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书」而已，即质疑成书的时代或作者的真伪，但这之于愚昧的「敬书」传统，却很有叛逆的意义。「怀疑」是「实证」的动力，而「疑书」也推动了「证史」的热情。今天，史学家李学勤的工作大都是「证史」，顾先生很器重这位弟子。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却以为「证史」是反对「疑古」先圣的大逆不道。

科学是知识的进化系统，即基于一些认识背景和方法，不断达成新的认识，并成为新学科和新手段的生长点。传统学术只求「知」不求「识」，既不清理，也不外延，于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钻在垃圾里「掏来掏去」，「倒来倒去」或「叨来叨去」的人，就是所谓「朽儒」了。现代出了几个比较杰出的人才，和比较象样的成果；于是立刻就会有人将他们捧为「圣贤」，把他们的成果固化起来，从而让学术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当家学问，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奴隶，本书是为涉及中国人类源头的史学实证化作的一个努力，我想以一个外国小故事来结束这篇结束语。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小小的「争名夺利」，新西兰某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采用基因手段证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缘关联，而该校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声称，他们早在许多年前就预言过这个结论。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语言学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功能。

2008年一月六日

2022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