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香港《前哨》月刊2018-4-1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要说大事新事，只有两项，一是删除了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的规定；二是王岐山复出。去年王岐山从权高位重的职位上离职後，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当选为权高位重的国家副主席。
两大循环和两次转型
这次修宪，修改的是1982年宪法条文，删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这一改变，并不只是改变邓小平时期以来实行了近40年的一项政治制度，而是重新恢复了被辛亥革命废除的最高权力更迭规则，所以，这是一件大事。历史事件大部分是转瞬即逝，时间一长，不留痕迹，而这次修宪，留下了中国一百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一个“大痕迹”。
这一变化，对一年、两年政治影响并不明显，但对十年、二十年中国政治有很大影响，也许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看历史，有些细节会影响全局，要注意这些细节，但更重要的是大轮廓，就像在高空、在卫星上观察地球表面一样，地球表面的大轮廓，人所改变的微不足道，高山大海沙漠平原千年不变。中国历史也有大轮廓，一是两大循环，二是两次转型。
两大循环是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从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被打断，历时二千一百三十二年。王朝循环就是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九个“大一统王朝”一个又一个出现，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就兴起了；分合循环，就是分裂与统一的循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军事政变和农民革命造成舊王朝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交替出现，就是分合循环。
两大转型中的第一次发生在二千多年前，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漫长的准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完成。这次大转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封土分侯的、原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
第二次大转型从19世纪后期清王朝洋务运动起，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21世纪的今天，開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国的“舊改革开放”，戊戌变法及清末新政是中国的“舊宪政运动”。辛亥革命只是把秦始皇以来的传统的专制制度转变为脆弱不堪的共和制度。中华民国和后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都是“共和国”，实际上充斥着君主政治的种种残余。到今天，这一大转型远未完成。第二次大转型，首要的目标是实现魏京生在1979年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也就是要最终结束王朝循环和分合循环，使古老的中国成为政治现代化的、民主自由富强文明的国家。
辛亥革命後的皇帝梦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改良运动，目标是把君主专制的中国改变为君主立宪的中国。君主立宪，就是用宪法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这次变法运动历时103三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被囚，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等六人遭到残杀。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孙中山得出结论，在中国，不是要用宪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而是要废除帝制，也就是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
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划时代事件。唐宋元明清舊王朝的循环就此终结，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行了共和，然而，几千年的皇权思想不易清除，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整天还做皇帝梦，非要当皇帝不可。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中国的共和主义就软弱不堪。辛亥革命後，中国本来可以按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断完善法制，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但当面临议会和政府、以及其他争端时，脑袋中缺乏法治观念的孙中山，只知道“二次革命”，而脑袋里只有专制皇权思想的袁世凯，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藉口反对“二次革命”的叛乱，解散了国民党、摧毁了国会，走上了复辟帝制的道路。袁世凯当上皇帝後80天，在全国讨伐中宣布撤销帝制，77天後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去世。袁世凯死后一年，张勋依靠手中的军队，在接任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支持下，复辟帝制，这是又一次皇帝梦的实践。1917年7月1日凌晨，张勋等人头戴花翎、身穿朝服，率领文武大员涌入中和殿，把已经废掉的、13岁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捧上了皇帝宝座，宣读了复辟“上谕”，改中华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给复辟功臣们加官晋爵。但这次皇帝梦只做了12天，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溥仪宣布退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使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担任总统、主席的国家元首，都不敢于明目张胆地要求终身在位。就是毛泽东在担任一届国家主席後，还把国家元首的职位让给了刘少奇。毛泽东想当皇帝，受到两大限制，一是共产党的中国，名义上称为“人民共和国”。二是受到中国中央和全国各地许多当权派的抵制。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知道，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毛泽东担心自己会成为少数，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名，清除了数以千百计的政敌。1969年中共9大的召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点，标志着毛泽东从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成为真正的皇帝。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舊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
毛泽东经历过辛亥革命、袁世凯、张勋复辟时代，他知道，就是他掌握了皇帝的绝对权力，他还是不敢像袁世凯那样公开称帝。
邓小平的正背两面
袁世凯称帝是历史的一场倒退，但也是广义上的创造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除了袁世凯外，还有5个创造中国历史重要人物，这就是慈禧太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 。
毛泽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不对。实际上，人民群众只是人口的繁衍者和历史的推动者。历史从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看一看人类六千年史，可以发现，人类史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是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人有意识创造，只有政治、技术、艺术和科学假说可以由人有意识地创造，但还有一些非常重大的历史事变，完完全全是几个英雄豪杰或军阀枭雄的创造。
创造历史的人，在他心中有一颗早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在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会发芽成长。《自私的基因》作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形成“种子”的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基因”（Gene）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 是人脑特有的，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武器、新方法一样，都是从少数英雄或枭雄的“种子”萌发出来的，要经过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新制度、新体制、新局面、新社会才能创造出来。
对一个国家或许多国家来说，不同时期内部有隐含着不同的、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需求受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创造者，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这一问题。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比常人更早发现这种需求，并找到实现这种需求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并造福于人民大众。另一种方式是，历史的创造者，错误地引导人民大众，把人民作为“追随者”，为满足这种需求而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当然，介于这两种方式之间，还有种种复杂的情况。
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但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他以第一种方式去实现社会需求。经历过文革灾难的邓小平在掌握大权後，开始小心翼翼地冲破“姓资姓社”意识形态的束缚，正是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最早意识到这种需求的正当性、合理性，从农村开始，采取了缓进的逐步的经济改革，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解放了被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束缚的社会需求，鼓励人们发财致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道路是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使中国一步步地从毛泽东时期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国有私人混合的经济、计划市场并存的社会。这是继清末“舊改革开放”後的“新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4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体制方面，邓小平看到毛泽东终身掌握最高权力的危害，在文革后提出反对搞“个人崇拜”，主张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198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出于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也是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政体”国家的最重要的表现。
邓小平有正背两面。邓小平的背面，就是“六四屠杀”。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今天仍然要追究大屠杀的责任，但邓小平的正面，是八十年代与胡耀邦、赵紫阳一起的改革开放，包括在1982年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应受到充分肯定。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