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成年的人，对台湾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每个日期似乎都有一种熟悉感。（美联社）

编者按：从2023年一月起，在接下来的数月，改变中国 (ChinaChange.org) 将陆续发表一个台湾访谈系列。本文可被视为这个系列的序言

去台湾

11月初，带着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军事侵略的焦虑，我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台湾之行。有时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即将在11月26日举行的地方选举，即九合一选举，可能是台湾最后一次的自由选举。

这是我第四次去台湾，与之前的三次不同，这次我要做一个更长的旅行，我想与台湾人交谈。这是我以前没有认真做过的。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前、期间和之后，中国在台湾四周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军方海军军舰和飞机跨越台湾海峡中线并首次出现在台湾东岸外海，数十架战斗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在台湾周围发射导弹。根据中国军方的说法，演习包括协调封锁、海上攻击、陆地打击和空战。此后，中国在台湾四周的的军事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自去年11月以来，不断有国际主流媒体开始描述军事战略家认为中国犯台可能采取的方式。

10月，习近平打破共产党的任期规定，获得第三个任期，继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并且在政治局布满了惟命是从的人。他在中共20大报告中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二十大期间，习近平将何卫东将军破格提升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二副主席，而何卫东曾是负责对台军事行动的东部战区司令员，是八月份对台军事演习的指挥官。正如军事分析家所指出的，中国新一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表明了习近平对台动武的意图。

在10月份的一个场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已经做出了一个「根本决定，即台海现状不再是[中共]可以接受的，北京决心以更快的时间表寻求统一」。

还有一件事在加剧我的焦虑：美国公众对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准备不足。我想象与邻居在门口的草坪上聊天时谈到台湾冲突，格雷夫人会大声惊叫：「台湾在哪儿啊？」 我不敢和邻居做这种草坪聊天。我必须去台湾一趟，既为自己，也为美国人。

沸腾的民主，如常的生活

我在一个清晨落地桃园机场。在台北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热豆浆配油条和芝麻烧饼的早餐后，我们三人(两个台湾朋友和我)驱车前往东海岸的花莲。在台北的街头以及沿途，在街头的广告牌上，在公共汽车的两侧，在飘扬的旗帜上，乃至在稻田旁的乡村道路上，我们看到了五颜六色的竞选广告，各路候选人在即将举行的投票中竞争市长、县市议员、县长、乡长、里长等各层级的公职。

在花莲，我们拜访了一位无党籍花莲县议会议员候选人；一位民间环境保护倡导组织的负责人；一位隐居在海边山上的画家，他和他的朋友们曾经扛着摄像机，记录下了1980年代后半段至1990年代初台湾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一位从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原住民教授；一位「陆配」台湾公民；一位多年在欧洲议会从事政策研究、现在在东华大学执教的欧洲人。

在路途和空档中，我们观看了数个议员和乡长的竞选造势会，访问了候选人竞选办公室，观看了候选人街头拜票的情景。我们拍下了蓝色的海，花东纵谷的稻田，静静流淌的秀姑峦溪，和云雾缭绕的中央山脉。

花东五日似乎为我们后续的行程定下了基调。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星期里，我们在台北、台中、台南走访了政府办公室、候选人总部、民间机构，观看了更多竞选造势活动，参观了与台湾历史与民主化进程有关的博物馆；我们与更多台湾人进行了交谈，他们包括在台湾开始从事基本民防培训的民间机构执行长；1990年代初野百合运动和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领导者；从大陆回到台湾的台商；新当选的市议员；市长竞选办公室主任；被中国大陆判刑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政治犯；政治学教授和台湾文学教授；香港反送中行为艺术家；台湾抗争历史记录者；小区公民教育活动者；退役军官；台大学生领袖；小区改造和创业者；书店店主；国际新闻编辑；出租车司机等。

走在台湾的城市和乡村，你感觉不到战争的威胁。我试图在台湾人身上寻找某种危机与忧虑的症候，看到的却是礼貌与和气，甚至无忧无虑。我也不知道我期望看到台湾人是什么样子。战争与和平就是一线之隔，在战争发生前，台湾人除了过着规律如常的生活，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在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前、期间和之后，中国在台湾四周进行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总统府提供）

备战与避战

但我也很快发现了与战争相关的迹象。在花莲火车站，战斗机两架一组，连续几组，从头上轰鸣而过。在台南和台东，战机的影子或声音随时可以看见听见。当地人说，战机频繁在头上飞过已成为常态。在台北很多居民楼的门牌下，你多半会看到市政府做的防空设施标识和庇护人数的容量规定。在不止一个民间机构和政府部门，人们在做与抵御虚假信息有关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或来自中国，或来自台湾社会内部，旨在制造混乱，制造分化。

不到一年前，一位国际关系研究者、一位社会运动活动者、一位民进党年轻从政者，分头创立了两个民间备战项目，一个叫「黑熊学院」 (Kuma Academy)，一个叫「壮阔台湾」(The Forward Alliance)。这两个项目正在对公民开展现代战争常识、紧急避难和紧急救助的基本训练，加强整个社会承受战争的能力和韧性。为此项目发起的群募取得了成功，更是得到了一位亿万富翁的巨额捐款支持。报名出乎意料地踊跃。

在新北运动场旁边的一个咖啡馆，刚刚当选新北市年轻的民进党议员林秉宥告诉我说，在国军服役时他是特种兵，现在还在参加特种兵训练。他也是一位具有高级学位的台海关系研究者，对中共在台湾的统战和渗透有深入研究。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五十岁了，已不是参战的年龄，但是如果国家需要，他会上战场。「台湾是我的家，我没有其它地方可去，」他说。

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对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战争威胁表现了泾渭分明的态度。在台南一个十字路口站街的民进党候选人支持者拉着一条横幅，「票投亲中国的，就是鼓励习近平犯台」；一位国民党议员则在电视上举出一个「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标语牌。

前总统马英九在选举前两天11月24日，在脸书发文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记取乌俄战争的惨痛教训，主动避战谋和。在回答如何应对战争风险时，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竞选经理说，「通过与中国对话」，回避战争。

我难以想象那会是怎样一种「谋和」的对话。没人希望打仗，但是台湾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让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主权野心和军事威胁呢？

香港之后，无人再相信什么一国两制。台湾近年的民调一次次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台湾人不接受与中国统一，半数以上的台湾人主张独立建国。「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具有一个独立国家的所有要素，」 我一次一次地听到台湾人这样说。

可惜的是，我未能面对面倾听更多来自蓝营的人讲述他们想法。一位年轻的国民党政治新秀同意接受我的访谈，但是我的提问需交给党部审批。审批的结果是不行。

当我们按约定在高雄见到了一位退役海军上校时，他热情地驱车带我们上了寿山，参观了「忠烈祠」，俯瞰了高雄港。下山后又请我们去吃了「高雄最好吃的sundae.」 但他却回避了给我一个恰当的访谈，拒绝回答我的大部分问题。他对China Change 网站的内容表示了反感和轻蔑。不过关于台湾的前途，他在言谈中做了强烈的表达：「我宁愿接受最残暴的暴君秦始皇的统治，也不让台湾独立。」

民进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失利，有人说是民众对民进党提出的「抗中保台」的拒绝。我不了解台湾的地方政治，难以置评。也许「抗中保台」不是适合地方选举的纲领，但是台湾人如果觉得投一个党会面临更大的战争风险、投另一个党则比较安全，那真是太不了解中共和习近平对台湾的意图了。这样的认知令人忧虑。

马英九总统似乎把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侵犯视为乌克兰犯下的一个错误。但我交谈过的台湾人似乎并不这样看。他们非常关心俄乌战争的动向，大多数人从乌克兰人的英勇抗敌中汲取了力量和信心。

黑熊学院共同创始人和执行长何澄辉先生告诉我说，「想要和平一定要备战，不是避战。」 他说，「台湾这么多年来花了非常高的代价逐步获得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是无法用牺牲尊严或屈膝去换来的。面对这种状况，你唯一只有自己坚强起来，准备好备战这件事情。」

他说，民间能不能承受战争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

我同意。台湾人知敌知我、不畏强敌的抵抗意志是对来犯敌人最大的威慑，也是寻求国际社会支持最大的动员。

马英九总统似乎把乌克兰受到俄罗斯侵犯视为乌克兰犯下的一个错误。（蒋万安办公室提供）

威权时代与本土认同

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在中共改革开放初期成年的人，台湾民主转型进程中的每个日期似乎都有一种熟悉感，因为那些年份 ──1979，1987，1989，1990 ──等等，对我们这代中国人也是意义重大的时代，历历在目，犹如昨天。但是隔着一条海峡，台湾与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历史线恰似两条并行线，一条走向了更加强权的一党暴政，不仅对台湾而且对整个自由世界秩序构成了威胁；一条走向了政党轮替的民主自由制度。

在228国家纪念馆，陈家豪博士为我们介绍了国民政府从日本接管台湾后1947年2月28日在全台范围内进行的第一场血腥镇压和台湾人的英勇反抗，包括武装反抗。许多普通台湾人和台湾本土精英在228事件中被杀。这一历史事件在蒋介石威权时代一直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历史禁忌，不许公开讨论，直到1980年代初台湾民间才开始不断出现对228事件的研究以及平反的呼声。纪念馆在2006年获得行政院批准，2011年2月28日正式开馆营运。

除了亡者的照片、当年的新闻图片和叙述，以及一面死者纪念墙外，碰巧的是，纪念馆正在举办台湾画家李石樵(1908 – 1995)的油画展。其中两幅价值过亿的大油画，1946年画的《市场口》和1947年画的《建设》，是早期台湾族群关系的一个直观写照。在这两幅画中，身份与阶层对比强烈，外省人是衣着摩登和精致的上等人和管理者，台湾人是市场里的小贩和建筑工地上凿石、抬石的苦工。

通过威权时代国家机器的宣传而建立起来的对本土人的偏见，至今仍然存在于一些老年人和中年人心里，存在于许多家庭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代沟中。在台北读派书店，我采访了李明哲。他1975年出生，因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传播民主思想而在2017年入境中国时被以「颠覆国家」指控被捕和判刑五年，今年春天获释回到台湾。李明哲在一个标准的外省人家庭长大，在台湾八十年代末的民主转型中获得了本土意识启蒙，而他的母亲则认为当年的那些党外运动活动者是「极坏的人」。五月，李明哲告诉立法院说，「我是外省第二代，却是台湾第一代。我是台湾人，我对台湾有权利，也有义务。我爱台湾，我属于台湾。」

然而，我的一个旧识、一个台湾本土人却说，「有一种说法，说国民党是穿皮鞋的，民进党是穿草鞋的。」我无言以对，只说，见到你很高兴，我不跟你吵架。

在景美人权园区，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审判1979年美丽岛事件党外人士的军事法庭和监狱，参观者有成队的学生团体，我则加入了七、八个零散的参观者。他们当中有三、四个是中学生，带着笔记本来，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一个年轻女士说她对做讲解员有兴趣，想来体会一下。我是唯一一个有白发的人，我说我来自美国，出生长大在中国，我反对中共极权，我想看看国民党威权时代的监狱和法庭。

解说员带着我们从一间间牢房走过。他给我们看了当年的犯人戴的沉重的铁铸脚镣。一个年轻人把脚插进去试了一下。我插话说，「你们知道吗，中国还有政治犯，反对和批评共产党的人还在一个个被投入监狱，判以重刑；他们还在戴这样的脚镣，遭受比台湾威权时代还要野蛮的酷刑。」

解说员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当年狱警把犯人带出去枪决时，在凌晨的寂静中脚镣拖地发出的声音。

在威权时期被关押的政治犯受难者中，各种族群的人都有，外省人、台湾人、华侨、原住民。在诸多罪行中，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人偷偷给大陆的家人写信是 「通匪罪」；倡导本土认同、独立建国是最高罪「叛乱罪」。「我们保留了这样的园区，保留了这样的场景，让不同族群的人都可以来园区了解这段历史，共同保有我们得来不易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生活方式，而不要回到那个威权的白色恐怖年代，」解说员说。

在台湾东南部外海的绿岛（原名火烧岛），我参观了国家人权博物馆。那里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关押政治犯的另一处监狱，牢房和纳粹集中营的构造几乎一模一样。在那里的受难者墙上，我寻找着我能认出的名字。有些是我之前知道的：施明德、吕秀莲、陈菊…；有些是这次行程中第一次听说的：高俊明、黄广海….  直到1990年5月，最后一名政治犯王幸男才从绿岛的监狱获释。

在屏东万峦乡的一个庭院里，我们采访了台湾的「八九一代」 — 1990年野百合学运的发起人之一、当时的大二学生周克任。那一场学生运动的四大要求是废除国民大会，废除戒严时期的临时条款，召开国是大会，制定政经改革时间表。在北京，1989年的民主抗议以屠杀告终；而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则对学生的要求做出了积极响应，使台湾民主转型继解严之后又向前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

在淡水河畔，三十四岁的吴浚彦这样开始他的谈话：「我想先从我们这一代的政治观念、我们的历史观来谈。我出生于1988年，….我上国一的前两年学校才有了台湾社会、历史、地理的课程。更早的时候，我们要去背中国的地理，各个省在哪里，中国有哪些少数民族等等，对我们台湾本土非常陌生。」 在2014年的太阳花学生运动中，吴浚彦是第一个翻墙进入立法院的年轻人。学生们占领了立法院，最终阻止了未经充分民意讨论、会导致台湾与中国过于密切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通过。他们是台湾新一代的抗争者和捍卫者。

在台中，陈彦斌先生和他领导的新文化协会多年来记录着台湾人的抗争史。他讲述了1980年发生林宅血案时，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捧着报纸，滴落的泪水湿透了报纸的情景：「什么样的政权会这样狠毒？」

他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副郑南榕的照片。他说，一个名叫廖景昌的货柜车司机，每次来都会在这幅照片前深深鞠躬。陈先生带着我们从旧台中火车站出发，沿着台湾大道（原中港路），行走了1988年郑南榕在台湾各地倡导「台湾新国家运动」时带领民众在台中游行的路线。

同样是在台中，两个孩子的年轻妈妈、好民文化行动理事长林芳如向我们讲述了在小区耕耘、促进更多人关心和爱护台湾民主的工作。我请她在工作室的绿板上写下「好国好民」四个字。它来自郑南榕的一句话：「我们是小国小民，但我们是好国好民。」 她的字，清峻端正，像她的人那样美好。

透过威权时代国家机器的宣传而建立起来对本土人的偏见，至今仍然存在于一些老年人和中年人心里。（维基百科）

「一念之间」

「台湾的民主如此年轻。」此行中我不知道自言自语了多少遍。虽然是显见的事实，但却是第一次刻骨铭心进入我的意识。它同时隐含着一个深深的忧虑：台湾的民主够坚强吗？

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战争已经开始。它包含很多构件，其中一个是欺骗。黑熊学院执行长何澄辉先生说，「近年来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发现，台湾是遭受中国认知战攻击、也就是虚假信息干扰最严重的地方。台湾社会中随时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 《大西洋月刊》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开篇所引述的那个离奇的故事，并非孤例。

「一国两制」已经彻底破产，但是还不断有人在台湾贩卖不同版本的一国两制，如所谓的「中华邦联制」，说台湾可以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可以「保全民主」，甚至军队。这样低劣的、说不通的「主张」，绝不是诚实的个人主张，而是中共的一种骗术，我好几年前就在海外的中共大外宣中看到过。

就连Elon Musk也参与了传达这种只可能源自中共的蛊惑。

另一个是恐吓。中国在对台湾持续进行更频繁、规模更大的军事滋扰。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是一种军事恐吓，更是对台湾人的攻心战，与各种版本的 「一国两制」蛊惑遥相呼应。

在离开那天的傍晚，前往机场前四个小时，我走访了在台湾的最后一处 — 郑南榕纪念馆。那是他担任总编的《自由时代》周刊杂志社原址，在民权东路一座居民公寓楼的三楼。1988年底，《自由时代》刊登了《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后被政府查禁。次年一月，他收到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签发的「涉嫌叛乱」的法院传票。他拒绝出庭应讯，以抗议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言论自由压制。

郑南榕将自己自囚于总编辑室。「国民党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够抓到我的尸体。」71天后，警察来了。1989年4月7日，当前来拘捕他的警察在门外试图锯开公寓的铁门时，郑南榕在总编辑室自焚身亡，时年41岁。当时台湾已经解严近两年。他留下了一份遗书，题为《独立是台湾唯一的活路》。

外面下着大雨。总编辑室还保留着原样。他的工作台，台上的物品和烟灰缸，一张行军床，一个沙发，一台传真机，每件东西都烧得变了形，烧成了黑灰色，窗棂烧成了木炭。

当年带领警察前来拘捕郑南榕的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刑事组组长侯友宜，是现任新北市市长，被看好的2024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台湾民主真的还很新啊。一代人还没有走完。威权时代，人还在，底盘还在。吴浚彦说，「你知道吗？台湾有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过民进党人当选。」我不知道。

《自由时代》在1989年6月10日出刊的题为《北京大屠杀，台湾二二八》的「编辑室报告」中写道，「中国政权嗜血统治的本质，也再次提醒台湾人民，绝不能与中国统一，去接受那种嗜血的统治。」

1989年11月11日，《自由时代》宣布停刊。最后一期的封面文章是《中国会武力犯台吗》。关于胜利的定义，作者赖义雄博士 (Dr. Robert Y. Lai) 写道，「心战对台湾而言相当重要，胜败全系于台湾人民一念之间。只要有决战、守土的信心，敌人就无法屈服我意志。」

这句话对今天的台湾何其适用！

随着民进党在这次地方选举中的失利，「抗中保台」这个词似乎受到了一些台湾人的嘲笑，甚至有人在其中推波助澜。作为地方选举中的竞选纲领，是否最佳，可以辩论和检讨；但是对于台湾的前途和未来，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旅居台湾的日本政治评论家矢板明夫Yaita Akio日前说，「抗中保台，对台湾每一个政治人物来说，都应该是最重要的责任。」

我要加一句：台湾不是政治人物的台湾，台湾属于台湾人民，抗中保台应该是全台湾人的最起码的共识和决心。

※作者为ChinaChange.org网站创办人与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