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跌跌撞撞”，很多人如是描述2022年的心路历程。

再过不足一小时，这乏善可陈的一年就要翻篇。

辞旧迎新之际说几句什么，已成一种习惯。而这个岁末，前所未有地木然，不知该从何说起。

加缪在《鼠疫》中描述，当疫情进入第二阶段，精神上和肉体上饱受折磨的阿赫兰人，“连记忆都失去了”，“谁也感觉不到最尖锐的痛苦了”。

有学者称之为创伤后症状。眼下的我们，是否也有此症候？

尽管如此，还是强打起精神，在岁序更新之时写下几句，为了忘却的纪念。

就在此时此刻，诸多的地方，即将或正在进入感染高峰；诸多的民众，即将或正在硬扛汹涌的疫情浪潮。

就在今天下午，老家小镇传来消息说，全镇约有百十个老人，终究未能扛过这场灾难，悄无声息地走了。

在此语境下，无论鼓劲的调门多么高亢，无论新年的华章多么温情脉脉，都难以消弭疫疠创伤叙事，将眼下的苦难相对化。

近几天心有戚戚的是，那些扎堆离去的人们，都抽象为一种物化的“被叙事”者，一个概念化的符号，连统计学意义上的具体数字都没有。

他们曾经都是鲜活的存在，但不管怎样与命运抗争，都无法改变其注定渺小的事实。仿佛命运的轮回，奋力走了一圈最终回到低点。好似希腊神话中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有所不同的是，西西弗斯的悲剧源于其触犯众神而招致惩罚，那些疫情中逝去者的苦难，并非源于自身过错。个人无力抗拒灾劫，拼到最后仍无法改变残酷的命运安排。

逝去的人了无痕迹，活着的人备受煎熬。倘若我们侥幸逃过这场灾难，继续苟活于世，依旧要营营役役，面对生计议题、生存议题和生活议题。

说来现实中大多数的人，都是小人物。所谓生活是一张网，身在其中的人各有幸与不幸， 只是小人物的挣扎更为艰辛。

小人物只能在命运所开启的狭窄通道里抗争，行走于阑珊灯火映照不到的角落，蹒跚于无处不在的生存夹缝，隐匿于宏大叙事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有哲人说，我们都吃过苹果和梨子，却从未吃过水果。这里的“水果”是属概念，苹果和梨子则是这一属概念中的“种概念”。

从概念使用角度看，宏大叙事往往只是浮在“属概念”层次上泛泛而谈，却甚少在“种概念”层面，更鲜有在“亚”“种概念”层面上的具体分析和观照。

他们习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自上而下地打量底层社会，习惯了替底层群体说话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说话， 习惯了外在的冷眼旁观而不是深度地价值介入。

时代的宏大与个体的渺小，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从来不应是对立的关系。

历史进程总是夹杂着个体的脚步，再宏大的叙事也不过是叙事个体命运的总和。时代正是由每个鲜活的个体所创造。

正是因为任何伟大的历史阶段，都是由无数“渺小”个体所组成的事实，使得个体叙事有了顽强存在的基础。

人民不是虚化的而是具体的，是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此时人民不要宏大叙事，要的是一粒退烧药。

当“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哪怕某项公共政策再不可理喻，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自己辩护。

如此一来，个体生命的价值就会被宏大叙事的壮阔旅程所淹没，个体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工具、手段和用来填充时代空格的物料。

疫情之下，种种不堪甚至惨烈的底层境遇即是如此，不管胡锡进们的辩词如何机巧。

如果奢谈一点新年愿望，那便是让“人民”二字变得具体、再具体些。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方面。经历这场大疫，是时候考虑一个并不宏大的命题了——

如何让底层社会的声音释放于公共空间， 让底层群体的意愿体现于决策议程， 让底层生活的样态对应于制度安排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