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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庆全 徐庆全和八十年代 2023-01-03 01:23 Posted on 北京

1955513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胡风写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写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胡风的问题陡然升级为“反党集团”了。现在人们知道,这个“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从现在已披露的材料看,本来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文章——原题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两文,要在《文艺报》发表。周扬责成《文艺报》的主要负责人康濯写一个按语。康濯就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

按语写好后,周扬考虑到,对胡风的批判是毛泽东交待的任务,就把这两篇文章和这个按语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康濯起草的按语不满意,就重新起草了一个,并指示将两篇文章和按语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就是《人民日报》的这个编者按。

后来,康濯在写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文章时,很想找到被毛泽东废弃的自己起草的按语,但没有找到。所以,他在文章中遗憾地写道:“现在已找不到这个编者按的稿样了,这些材料已在‘文革’中和《文艺报》其他重要档案一起丢失,再三查找也没找到。”(康濯:《〈文艺报〉与胡风冤案》,载《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1月版,第511-559页。文中所引述的有关康濯的记忆,均源于此,不再注明。)林默涵在回忆时,提到这个被废弃的按语时也语出无奈:“现在已找不到了。”(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个当事人和研究者均遍寻不见的编者按,却被我在不经意中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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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本文所附的影印件可以看出,康濯所写的编者按,不像康濯和有些研究者所说,是一份清样,而是字体工整的手写稿。纸张是《文艺报》自己印制的八开500字的竖写稿纸,稿纸右边印有“文艺报创刊二周年纪念”字样。开头先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以及“胡风”的署名,下面才是编者按。现将这个编者按全文抄录于下:

编者按:目前全国各地广泛展开的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已经进行了五个月之久。现在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本刊特予发表。在这篇《自我批判》中,胡风先生虽然在若干问题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认为他的错误的根源,只是在于“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他特别强调他的错误主要是表现在“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立场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说成狭隘的实践观点。他回避了他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正是这种反动的世界观构成了胡风的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小集团活动的理论基础。因此,胡风的这篇自我批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希望胡风先生能有进一步的、真正诚恳的自我批评。我们并希望文艺界和读者继续展开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更深入的批判。

将上引的这个按语与康濯的回忆相对照,可以使历史细节更准确一些。

康濯回忆说:周扬拿到毛泽东重新写的按语后,给康濯看了。同时,康濯也看到了自己起草的那个按语:“文前我那个按语,主席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最后是舒芜的材料,毛主席把这个材料的题目改了,原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这里,康濯的记忆有误。从新发现的这个按语看,毛泽东并未“画了个框框,中间打了个大叉”,只是在稿纸右边的留白处,用铅笔竖写两个大字:“不用”。

康濯回忆说:他起草这个编者按“事先征求了周扬、默涵等同志的意见”。“周扬同志答复我说,清样他已看过,认为我在胡风检讨前加的编者按弱了一点,是不是还有点右?我说:‘我是征求了你的意见的,你可以修改嘛。’周扬说:‘我是改了两个字。’我很唐突地冲口而出:‘改一两个字就不右了吗?’”

这里,康濯的记忆是准确的。从所附影印件上读者可以看出:周扬确实只改了两个字,就是将“正是这种反动的世界观构成了胡风的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小集团活动的理论基础”一句中的“理论”二字,改为“思想”(“的”字康濯原稿上已有,周扬误划掉又补上)。林默涵大约没有什么改动,所以在回忆这件事时,只说“我记得它的内容和语气都要温和得多”(林默涵述、黄华英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因为在写文章时,康濯没有找到这个按语,所以只能凭记忆来回忆:

根据记忆,我在编者按中写了这样几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胡风的问题按语中仍然认为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二,按语中肯定了胡风自我批判中的进步。三,认为胡风的检讨仍然不够,有一些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问题还没有接触到。四,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这只要对比舒芜的材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可惜这一重要问题胡风认识很不够,而这当然极大地限制了他认识文艺思想的错误。五,希望胡风继续听取批评意见,并检查改正。我这一编者按大约四、五百字。

与《人民日报》513日发表的毛泽东的按语相比较,康濯的这个按语确如林默涵所言,其“内容和语气都要温和得多”。林默涵的记忆是准确的。康濯的记忆大致也是准确的,第一项和第四项除外。

在第一项中,康濯主要说的是对胡风定性的问题,他记忆中的按语是把胡风的问题,看成是“文艺思想和思想作风问题,就是说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而现在发现的这个按语则认为胡风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是“反动的世界观”;而且断言,胡风“反动的世界观”,“构成了胡风的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小集团活动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定性,已经将胡风由文艺思想论争和小集团问题,上升到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了,恐怕不能再看作是“人民内部问题”吧?。

康濯这样的定性,不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来自于毛泽东对周扬1955115日信的批示,以及1955年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的精神。

1955115日,周扬为发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在信上写了两条批示,其中第二条是,“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样,胡风的文艺思想已经不是他自己检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而是“反党反人民”了。

120日,中宣部正式给中央写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一些修改。报告原文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上:“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胡风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这样一来,胡风的问题已经不是思想认识,而是有目的的行动;已经不是文艺问题,而是激烈斗争的政治问题了(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月版,第345页)。

12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个报告的批语中说:

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时(此处有误——引者)长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了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转引自黎之:《回忆与思考关于胡风事件的补充》,载《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4期)。

在第四项中,康濯说写到“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严重”的事,而在现在的按语中,除了两处用“及其”的语言提到“小集团”外,对所谓胡风小集团如何“宗派”、如何严重,并未提到,甚至连舒芜的文章也未有一字的评论。

513日,毛泽东的按语发表后,胡风及其同仁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的公布,胡风及其同仁又被升级为“反革命集团”,酿成了一场大冤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彻底为胡风及其同仁平反。

(题图为胡风,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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