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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金仲兵 律媒先锋网 2023-01-14 09:17 Posted on 河北

金仲兵:流氓发展简史,流民、犯罪与权力
作者:金仲兵

君不见,仗剑行侠,纵横四海,快意恩仇的江湖豪客?君不见,玉树临风,诗歌古今,行吟山河的盛世文章?“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精神贵族的时代。

我们为什么远离了精神贵族,这个时代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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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贵族到平民,从流民到流氓

1、流氓简史

周代,中国文化奠基期,周礼,代表的是法律制度和文化意识。周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和奴隶。

后人强调周之贵族精神,盖因其诚信、道义、责任等精神特质,宁明争而不暗斗的行为特质,虽是社会少数群体,却是人类文明顶级存在。

受贵族精神影响,其等下平民也崇尚光明磊落,宁折不弯的言行品格。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史称东周,即春秋战国,社会进入鼎革期。

战乱导致大量流民,周礼崩殂。

没落贵族孔子周游列国,欲克己复礼,奈何逆大势,终末果。贵族阶级和贵族精神逐渐式微、消亡。
尤需关注者,这是一次社会去中心化、权威化、秩序化并实现平民化的漫长过程,是个体人进入原子化、扁平化、无序化生存的过程。生存状态的巨大改变,必然也是导致“三观”重塑的过程。身处无政府状态,陌生世界陌生人,礼教约束淡化,流民群体开始出现流民文化。

从另一面看,奴隶制受到冲击,逃亡奴隶与平民混为一体,共为流民,是一个文明提升的过程。二者相较,难分优劣。

流民,故名思义,其生存状态必然以流动为主,必然需要一定的体力支持,因此,流民中的年老体弱者会被淘汰,生存下来的主体人群多为思想活跃、容易见异思迁的少青壮年。

流民群体中散漫、倾轧、堕落、无礼、阴谋者,即沦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流氓阶级。

流氓也多是无产阶级,“无恒产者无恒心”,成为原始的流氓无产者。

流氓之所以成为一个阶级,盖因其形成一套流氓文化。以战国时道家哲学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以辩证法面目出现的说学为代表,赋予了流氓言行以理论高度。

公孙氏虽属无意为之,但此学说作为社会流氓化的文化标志之一,却也难以自辩无辜。

好在尚处百家争鸣时代,别人还有争辩和反驳的权利。后来秦统六国,天下归一,这个权利也慢慢消失了。

总体而言,一度与当时世界各大文明齐平勃发的周文明,由于战乱流民冲击被拉低至平民维度,整体面相呈下降趋势,再次为后世文明定了基本格调。

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文明返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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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氓特征

从人类精神特质上划分,自上而下有贵族、平民和流氓三等,中间的平民永远是社会主流。下等流氓,社会地位、精神追求和道德素养低下,更多是与泼皮、地痞、无赖、混混这些吃上顿没下顿的市井族类夹杂而生,相向而行,虽品性稍异,但几乎类同。

若此,流氓显然又与主要栖居穷乡僻壤的土匪、强盗这些有组织(甚至有纲领)的硬暴力犯罪集团有所不同,与刘邦、朱元璋这些后来成势的政治流氓集团也难类比。

按其表现细分,流氓也分大流氓和小流氓,官流氓和民流氓四种。其中带“官”字头的流氓,即贪腐分子,往往与大流氓合流而不分彼此,成为新的流氓阶级的登峰造极之作。

若是和平年代,流氓一般会相对固定于某特定区域,如村、乡、街、区等,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社会秩序来回打烂和重建的轮回中,流氓阶级也在不断演变。看待流氓现象,如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般要与时俱进。成型后的流氓特征如下:

一是失信。恃强凌弱、没有规则,信奉以无赖、暴力为代表的丛林法则,以市井社会中的强抢强占、强买强卖为基本标志。

二是暴力。个体成员只要具备足够的原始生物能量,即强壮的体力,即有资格占据流氓群体中的高位。“江湖地位和团伙座次,是打出来的。”

如再兼具智慧,就能超越李逵,成为宋江。

老实巴脚的大多数人,成不了流氓,但逼急了会成为暴民。

三是害它。流氓以害人为己任,毫不利它,专门害人,对自己和同类之外的利益侵害目标:“它人”,具有极强的依附性。

四是讲歪理。“歪理也是理”,但不代表流氓反智,反而往往很聪明,用以给流氓行径壮胆撑腰,掩护其反社会、反道德、反伦理或非法行径。

五是骗。既然歪理大行其道,则谎言和欺骗也必然信手捻来。骗人于无形,是流氓九段。

六是奴性。在流氓迎上欺下的另一面,是很强的奴性,多难逃招安的命运,成为权力的夜壶。换言之,当流氓足够强大到权氓合一时,也能成为权力的主人。这也是奴性人格的两个极端:要不奴隶,要不奴隶主。

七是准入门槛低。符合底层社会生存现实,故经百世演化而深入市井百姓家,成为底层社会一股潜流文化。

八是民间江湖社会。与官方社会并驾齐驱,分别发展出两种不同的阶级成色和文化底蕴。出于利益之需,二者也时有交集,如官匪勾结。

九是道德标签。流氓二字后来多指品行不端者,甚至,多有被狭义地用于异性之间的反纲常行为。
按照现代标准,首先道德评价不能作为事实认定依据,其次在不侵害第三方利益前提下,异性交往属于私德和私域范围,不应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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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氓高逑

从农村到城市,众所周知的市井流氓高逑及其同伙,原本就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城市待业青年,一帮街头混混。后来怎地祖坟冒青烟,竟摇身一变,跃升为拥权自重的流氓高官。从一极走向另一极,高逑是流氓史的经典教科书。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背后是体制,体制控制了多数社会资源。自从高逑们从街头混混混进体制,有了编制,甚至还成为管编制的大人物,流氓运动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了。

高太尉给我们的启示有二:一并不是小流氓、小人物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关键看你的拼搏和运气;二并不是当官的就不是流氓,恰恰因为有权在手,当官的才更有流氓资格。

流氓堪效高太尉,生子当如孙仲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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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江湖正义到流氓秘籍,团结有力量,歪理能横行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原出自1992年1月16日《文学报》,金仲兵本文引用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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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侠义江湖

传统江湖社会成型后,价值取向分化成几个等级(或种类,暂难分高低),一种被普遍认可的是与官方儒家文化相吻合的江湖道义,代表人物是义薄云天、威震华夏的关羽大帝。但既然是谈论江湖社会,我们还是要注意在供奉关氏时,别忘了他的双重身份:先民后官——如何剔除其中的官味儿?或者说,他进入体制后,还算不算真正的江湖中人?

另一级,就是本文关注的独立于官方、相对纯粹的民间江湖社会,这类江湖中人多具备关帝的优良品质,但区别在于不食官禄,是最早的自由主义和市场主义信徒,信奉我行我素、济弱扶贫的人生理念,并且在尚武精神时代,亦文亦武亦侠,游历四海五湖,结交天下豪杰。如李白。

“英雄从古轻一掷,盗亦有道真堪述”,盗且如此,况侠乎?关于侠客,有不少传记。

再有一级江湖人物,就是混迹于十里、百里乡土,品行低劣者,即为流氓。有些头面人物,则为恶霸,如果时代不济,即具有匪盗潜质。

可见,侠客与流氓虽都是体制外的江湖中人,但天地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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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团结就是力量

你见过一直单打独斗并长期名振江湖的流氓吗?这不是流氓,这叫侠客,或称独行侠。因为侠客对从事的匡扶正义之举有道义上的底气,哪怕一人也不显孤单。而流氓对干的流氓事自知理亏,所以需要通过抱团取暖来“不讲理”或“讲歪理”。于是才二人为伴,三五成群,拉帮结派。

从博弈理论角度看,以多打少,胜出概率肯定很高,至于道义是非,那不在流氓团伙考量之内。所以那些做大做强“成功”了的流氓就像蟑螂一样,只要发现一个,背后往往很容易形成一群。这是对“团结就是力量”、“集中优势兵力”的深刻理解和实践。

不怕流氓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有权力且无道义,即流氓+权力+文化+暴力+资本,那就能无法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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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流氓逻辑与反智主义

流氓逻辑与反智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流氓“讲歪理”,反智“认死理”。流氓逻辑表面看是反智主义,但流氓不一定弱智,反智只是他们表演和利用的工具——擅长横竖都有理的诡辩术,低端的强辞夺理、颠倒黑白,高端的对立统一、辨证分析,所以才叫真流氓。

从私德上来说,有一市井故事:子求其父买车,父吝啬,本欲拒之。恰店家开价十,父乃报一,差距巨大,久拖未果。店家怒怼:卖乞丐亦不止此!父无视,遂劝子:非我不买,实店家利欲薰心,毫无诚意。不如回家开我那辆自装车吧。

从公德上来说,有各种霸王条款:一些大平台无视合同、契约方面的立法精神和具体规定,利用强势地位制定单方协议和规则,侵害用户利益。比如,平台为应合上面要求,消解压力,对作者热文无预警地突然删除,紧接着是封号,这还不算,在文章正常展示时已经产生广告收益的前提下,在结算期内私自扣除,不给结算分成——如果说删文封号是管理需要,那么拒付收益就是借机吃人血馒头的流氓行为。

从学术面来说,联想到法学界争论不休的“恶法亦法”论和其它各类不胜枚举的荒诞理论。

从舆论面来说,有“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厮马论……

但凡反智盛行之际,必是流氓兴起之时。在流氓勃兴的时代,流氓意识如同远古病毒复活一般,倒也沧海横流,时显豪横本色,不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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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流氓到无产阶级,从企业家到流民二代

流氓既然能从流民发展而来,说明这一社会和文化现象也并非一成不变。说说当代流民阶级的进化特性。

1、当代流民简史

革命时期。前溯百年各个历史阶段,通过斗争和清除私产在农村孵化流民,然后转化为战斗队伍,再不断整合各村乡县形成态势,进行统一领导。所以也可惯称为流民起义。

据考证,领袖当时就看重流氓无产者的革命作用,当成贫农的组成部分,并且称之为“赤贫阶级”,这一点,可以说是历史性的。

因其在短视下的无尽贪欲之外身无分文,四大皆空,流氓无产者在“有害”的另一面,据称也有其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先进性”,正如《国际歌》所言“失去的只有锁链”,没有后顾之忧,拿得起、放得下,绝决得很,具备革命的彻底性,故一直是先锋主力。

从统战原则讲,流氓到底是可以团结利用的正面力量,还是必须着力打击的社会毒瘤?这取决于对时势的判断,更取决于谁掌握了权力。

文革时期。武斗运动中的红卫兵,就是城市无业游民,属于流民的一种,游走于流民和流氓之间,很像待业青年时代的高逑。从作家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中就能看到,“小闯将”们后来被涂上“知识青年”的油彩,“上山下乡”流放到农村,本质是剔除了城市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没有宋代高逑们幸运。

改开时期。知青回城,待业青年身份得到钦定和正名,终于有了挥洒青春荷尔蒙的市场空间,好多人从倒爷干起,涌现出一批创业能手,有的成为企业家。

另外与此相对应的,改革释放了大量原先被户籍制度捆绑在土地上的富余农民,在大量涌入城市过程中,形成数以亿计的新流民——统称为“农民工”的外来流民群体。

改开松绑造就了流民,也用市场手段稳住了流民,使之转化为农民工、产业工人和城市白领、中产阶级,推进了城市化。

将反社会力量引导为正向建设力量,这是老邓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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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民现象分析

第一,从流民到流氓,打乱了有序的社会运行机制,也导致原有的财产、产权制度发生危机,进而累及社会信任和道德基础,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历史文化面相,对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长期不振,是否也有渗透和制约?

答案是肯定的,流氓文化盛行的社会,对恒定的产权(财产)制度,对社会繁荣稳定的严重伤害,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革命时期提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口号,本质上是对产权制度的一种尊重:从细微处做起。也因此感召了不少人。而近些年频频发生的强拆强迁事件,则是对产权制度的巨大破坏,丧失的是民心。

第二,繁荣的经济,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财政盈收平衡的基础,是治理核心要义之一。我们多年追求经济高增长,本质即维持稳定,获得政绩合法性。而正确处理流民问题,是保证经济增长和发展繁荣的前提。

第三,在官方数据认定城市化已实现60%以上的情况下,还有大量城市本土和源自农村的流民阶级尚待转化,其中所谓“三无人员”的一部分,则可能转化为流氓,成为民间江湖犯罪的潜在主力。如前两年江苏昆山的龙哥事件,即是从留守儿童成长为城市游民的典型。

三年防疫的当下,经济萧条、贫富分化、道德式微、权贵横行,以流民二代、三代组成的新老流民,是社会治理面对的一个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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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氓排行榜,权力的夜壶

1、流氓与金钱、权力的关系

事实证明,现代流氓中的成功者,往往不再限于市井蝇头小利之谋,而是在固有的黑色系中加入了官(权)、商、资本、文化要素,拥有完整的现代公司制度和管理架构,呈现出合法化、组织化、商业化、官方化、隐蔽化特征,从外表看,几乎是企业典范。加之往往坐拥诸如矿山、运输、建筑、娱乐等江湖味浓厚的低技术行业的巨大份额,甚至能影响地方政策走向和政治风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流氓趋富,必用其极。这时候的流氓团伙其实已经发生了质变,说其品质在不断优化改良也好,说其德行趋恶、更加隐秘也罢,总之,当一匹狼披上羊皮的时候,就像流氓穿上西服,不是学好,就是做恶,区别在于流氓本性的多少,而非有无。

听其言之外,重点是学会观其行。

近年来,屡打不绝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其成员即多由市井或村镇个体流氓构成,并不断向村镇街道基层治权进行反向渗透,后来发展到亦民亦官,出现了民间与官方交叉的混杂局面,可以类比的就是《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民间江湖犯罪往往与官场腐败同步而生,是社会犯罪的一体两面。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对打黑除恶显然是个新考验,司法实践中,也确实表现得敌我难分。原因再强调一遍:盖因多有官方背景当保护伞,也逃不脱充当权力夜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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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氓排行榜,谁才是最大的流氓?

按上文分析一级级推上来,最大的流氓是谁?大隐隐于朝者,蜇伏十载,方一鸣惊人。体制内、有编制、有公共资源,才有可能成为大流氓(甚或大英雄)。如宋代高逑们。

不妨将视野进一步放大,继续展开联想:如果高逑像秦末刘邦那样想:“彼可取而代之”,然后按照宋太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作风逼徽宗禅让,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继续假设,如果高逑当了皇帝,无非是刘邦的简化版和宋太祖的流氓版,那么,以“高家人”的利益为核心的新王朝与历代有何不同?无非又多了一个流氓建立的朝代,并且更流氓,居流氓排行榜之首。

说到底,起家于流民的流氓,肇始于民间江湖,成型于官方背景的流氓集团,到最后还得与权力合流,或以王朝式的政治面目示人,或成为王朝的工具。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其实是权力。而与权力相对的,是个体人的权利。要不然,有权力的就是流氓,无权利的,就可能成为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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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流氓到贵族,从驭民五术到人生四步曲

上文首节侧重于事实,讲述了从贵族到流氓的文明返祖过程,其中,战乱是引子,贫困是生存状态,流氓文化是结果。这还只是礼崩乐坏的初始阶段。

一俟[sì]秦统天下,则是另一文明返祖的定型期。其“驭民五术”(愚民、弱民、疲民、贫民、辱民)与“皇权万世”观,直接将社会生态定格为上下两极断裂、中层缺失的二元社会,以及非奴即主,治或受治的官奴文化。

其后,底层平民多在生存和温饱线上挣扎,普遍患上物资贫乏症而无心他顾(抢占、囤货即由此而来),民心渐趋躺平摆滥,妄论贵族精神为何物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难发现,贫穷、动荡、不公就是流氓之母,而刻意制造流氓者,万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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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把人类社会分成三个时代,分别是传统时代、英雄时代和法治时代。马斯洛生存理论则将人类生存状态分为六层,处于生物阶段的生理需求(衣、食、住、性,即今之温饱论)是最低层次的。恰恰与此“完美”对应的,正是“百代皆行秦制度”的两千年帝制。

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具而知荣辱。基于此,脱贫致富,培养中产阶级和生存安全感,改变中空社会为橄榄型社会,获得价值需求,进而实现自我,仍是吾人使命。

依据马斯洛理论,我提出过人生四步曲:由贫而富,由富而贵,由贵而雅,由雅而信,这样一个逐步升华和实现自我的路线图。四十年改革新生的中产阶级即其初级产物,但面临何去何从之困,希望不是昙花一现。

借用唐诗“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明喻其理,若此,即离回归贵族精神远而有期了。

二〇二三年一月九日星期一

文章来源:金仲兵:流氓发展简史,流民、犯罪与权力 (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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