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偶然得到的死亡名单，从12-15到1-5，短短二十天，亡殁 209 人，囊括中国各界大师、精英、耆老、贤能、俊杰……，这么惨痛、无人性的灭杀，历史上有何事件、例证可以类比吗？我细察名单，识得仅二人：柳鸣九，顶级法国文学大师、翻译家，我还不直接认识他，而是认识他的夫人朱虹女士，也是翻译家，却不知她是否还在人世？另一位是刘达临先生，四九后最早的性文化史家，八十年代我写《阴阳大裂变》曾从他收益匪浅。中国读书人曾经遭遇的大灾难，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之前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 然而这次却是生生的要你的命！人为灾难的灭杀，人的过失杀人，在今天的制度文明下，你也无从讨个公道，则尤其惨烈。 】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越过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大概可以。但我读了一本书之后才知道并非如此——隔在「蛮荒」这边的我们的语言同那边人的语言，已经无法沟通，你认识的那几个中国字也未必帮得上忙。
这本书是《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尽管著者余英时教授进在咫尺，可我读到这本书却绕了很大一个弯子。整个1994年里，我每周带妻子去纽约城里作三次针灸，停车在曼哈顿街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怕吃罚单，安顿好她就回车里来守着，在那摩天楼群的峡谷里，唯一能作的事只有渐渐静下心来看书。当时的心境与世隔绝，看不进报刊杂志和闲书，仿佛是为了同那“后现代”的曼哈顿风景作对，我下意识偏偏只愿读中国古诗词，于是一本俞陛云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便同妻子的各种药物一起随身携带。其实我能读出点味道的只有从小偏爱的东坡稼轩二位，但读来读去就受不了东坡式的空豪放，更觉出稼轩的沉重和绝望，心境也随之坠入“更旧恨新愁相间”。那么遥远的南宋式的兴亡感怀，此时令我心动者，或在个人不幸，和某种渐渐袭上心来先前未曾感觉到的流亡真实。
忽一日，偶然看到“诗文”二字便拿了这本《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上路。坐在车里读起来，骤然被一个“文化遗民”之精神世界所震慑。说实话，以我肤浅的古诗词阅读能力，对此书深义的理解只能是皮毛的，但我所被“震慑”的，是陈寅恪在他晚年诗文中设置的一套暗码系统，无疑是一道用来抗拒「蛮荒」的屏帐，恰好对我们也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若非余英时的破解，这个“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存活到地变天荒之后，因“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遭受的精神折磨，将任随歪曲无人知晓﹔而中国罕见的一个学贯中西的读书人，在中国文化“历尽变穷”最后二十年里的文明思考和心灵苦难，也将永远烟没。这又正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中国会繁殖着象我们这样的「反传统」的一代又一代。
很奇怪的是，「五四」以来直到毛泽东所铸成的鄙视读书人的一种“传统”，教「蛮荒」以后的我们从来把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无脊梁骨的”的一群，对我们来说，支持这种成见的最有力证据，正好是1949年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大知识分子对毛的臣服，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从郭沫若﹑冯友兰﹑茅盾﹑范文澜，到「文革」中被逼自杀的老舍﹑吴唅，还有科技界的钱学森等，仿佛代表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死去。这场“改衰翁为姹女”中的例外，过去我们仅知储安平和马寅初二位，但后来我看到的资料显示，马寅初他老人家最初也是对新王朝颇唱赞歌的，后来到人口政策上才敢犯龙颜，而较早就犯了龙颜的另一位大儒粱漱溟却终身不再啃气。这好象都不涉及知识和学养的问题，也并非人们至今垢病不已的人格问题，大陆人常爱说，如果鲁迅活到49年后一定是个大右派，我却觉得未必。这好象关设到一种文化精神——与知识和学养紧密联系着的读书人（或称知识分子）对文明的最后底线。读了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我才知道这底线是什么。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敏感到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知识分子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的阉割手术。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遇到的阻力并不算太大，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又都因此而劫难重重。
但是，对这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着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而这个底线，并非只设在中国传统之中，它也是西洋文明的根基，读书人能不能守住这个底线，便是一种文化的操节。这段历史里，有一个不幸羁留大陆，以至“看尽兴亡目失明”的老人，便不肯曲学阿世，树新义以负如来，「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独依一枝藤，茫茫任苍昊」。这大概是1949年以后唯一还讲读书人节操的一个大知识分子。我读余英时诠释的晚年陈寅恪，从他悲怆的诗文里透出的这种节操，并非民间一般的忠义气节，而是一个读书人对知识﹑学问﹑终极价值，总而言之，对一种文明的承偌。这种承偌，更悲剧性地表现在他晚年中止了平生“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特别是对隋唐历史空前绝后的研究，转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巨著，也是他个人的「所南心史」，在「而今举国皆沉醉」时孤独地到历史中重新发掘这种文化精神。
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救药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 ，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亡天下之后——读余英时着《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1995年九月于普林斯顿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