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余年间，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摆脱贫困，走向富强，逐步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

据统计，1952年时，我国GDP仅为679.1亿元人民币，至2021年，已达114.37万亿，翻了1684倍，平均每年翻24倍。

中国奇迹，震惊世界。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非常热衷于分析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因，因为太特殊太不可思议了，全世界仅此一例。

理论当然很多，今天我选择从其中一个视角，尝试简单回顾这激荡人心的七十年。

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优先发展工业甚至重工业是必然选择，在“一五计划”（1953-1957）中，主要任务就是两条：一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可以看下数据，五年间，我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全部基建投资的58.2%被用于工业，又把其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

为什么这么干是不言自明的，《长津湖》电影中，抗美援朝打的如此艰难，如果重工业不支棱起来，只能一直受欺负。

但问题在于，重工业建设投资，周期长、见效慢、成本高，需要资本积累，钱从哪里来？

就像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目前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突然叫他开个厂子炼钢，没那个条件呀，基本启动资金都不存在。

那在重工业发展中，有别国经验可以借鉴吗？确实，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一是逐步积累，像英、法、美等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抢占工业革命红利，从发展轻工业起步，逐步提高资本等要素积累后，再来发展重工业，当然，英、法、美也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殖民掠夺和对外投资，并非完全的自然积累；二是殖民掠夺，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利用国家政权干预，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他们的原始资本是掠夺来的；三是剪刀差，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道路，通过对经济实行国家的高度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先发者恒强，因为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周期不同，技术是累进式的，不像经济周期还能跌回来，技术积累了就是积累了，所以英法美等工业化先发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那殖民呢？华夏人民厌战，从来没那个心，当然确实也没那个力，我们刚摆脱被殖民的危险。

只剩一条路了——向内求，农业补贴工业，形成积累。

彼时的中国，从要素禀赋上，资本是稀缺的，技术是稀缺的，较为丰盈的，是土地和劳动力。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应该先搞农业，这也是华夏先民几千年农耕文明能延续这么久的原因，禀赋在这儿。

但国际形势不允许，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以抵御军事威胁和侵略，只能加紧重工业赶超，像“大炼钢铁”，甚至“超英赶美”的提出，是有很朴素的底层逻辑的，方向没错，只是弯道超车的愿望太迫切，导致脱离实际而动作变形。

说回工农产品剪刀差，它指的是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

1953年12月开始，我国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规定农民应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将余粮出售给国家，同时国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农民实行计划供应。

也就是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产品价格，是国家规定的。而这个价格，是低于其价值和市场价格的。

至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近四十年的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低价统购粮食，再低价销售给城市居民和缺粮农民，这样一来，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料是便宜的（比如面粉厂、榨油厂、糖厂、纺织厂），城市生活成本是便宜的，工业用工总成本是便宜的，也才能吸引外部优势产业转移。

但工业品是稀缺的，经过“一化三改”，中国陆续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等领域建设起工业体系，由于供不足需和资本积累需要，工业品自然高溢价，价格甚至高于其价值，原料低价而成品高价，由此形成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状差距。

如此一来，工业利润自然越积越多，有了“剩余”，进而扩张，经济进步的车轮滚滚飞驰起来。而农业品，以长期的低价定价（注意这是定价之差，不是市场规律），持续为工业化转移资本积累，实际上贡献了“暗税”。

剪刀差到底剪去多少农业剩余？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核算模型。

还是直接看专家们的成果吧，中国人民大学著名农经学者严瑞珍老先生，在其《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一文中，测算出建国前20年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剪刀差”从农业提取了7000－8000亿元人民币的积累，“从1953年到1985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共7678亿元，平均每年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剪刀差绝对额。可以说，多年来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通过剪刀差取得的···”。

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教授孔祥智老师，在其2016年发表的文章《城乡差距是怎样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研究》中，测算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劳动力、土地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3大方面做出的隐性贡献累计高达18.9万亿~23.9万亿元，此外，农村资金净外流累计高达约12.5万亿元···”。

令人惊叹，催人感慨。

农民对国家前期工业化所做的贡献，甚至牺牲，当为共识。

首先，如果要给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给出解释，那么要素红利+技术红利+改革红利，将会构成一个很好的解释模型。

技术红利即通过开放招商，学习西方技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做出全面的后发追赶，抄作业嘛总是要快一些，此即后发优势。

改革红利即市场化和制度改革，具体表现为1978年之后，国内外要素激活，通过机制设计和变革，实现各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

以上两点不展开说，重点说要素红利——其中又包括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说白了就是劳动人口多，能干活。

而土地红利，则与中国房地产业和高速的城镇化息息相关。

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63.89%，1949年这一值仅为10.64%。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都需要土地空间的支撑，这毫无疑问。

地从哪儿来？

这个问题似乎是句废话，960万平方公里，哪里不是土地。那这就需要先了解下土地权属问题，所有权界定明晰并合法获取后，才能用来搞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名正言顺地用来开发房地产。

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我国土地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简单理解，城市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乡村土地所有权在集体，反正不属于某个人。

那城市要建设，要发展，要扩张，没地了怎么办？向农村征收。也就是把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

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1996年-2008年，耕地从19.51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

1997年，党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开启耕地占补平衡政策；2006年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18亿亩耕地红线，都是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趋势下的反应。

征收土地，当然是有补偿的。

1953年，国务院颁布《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按照农业土地最近2年—4年的定产量的总值作为征地的标准”。后来，征地标准又数次调整，具体如下。

合理，也不合理。

合理的方面在于，你买我一个东西，按照它原来的功用，再考虑后续使用时间，折出一定补偿，这就是“按原产值补偿”，有道理。

不合理的方面在于，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买这个东西，那我就不用考虑原用途，直接让这几个人竞价，价高者得，毕竟交易之后用途一定会变。那这样一来，这东西的价值就变成了购买者确定，比如沙漠中的一碗水，值千金，此即所谓“支付意愿”。

回到农地征收，在这场交易中，没有竞价者，政府是唯一的购买者，所以第二种情况的自然发生不会存在。那么按照农用标准征收之后，政府再把它转为工业或商业用地，这块地的价格立马翻番，低价征收而高价出让，这就是第二种剪刀差。

假如，购买者不只一个，那地块的竞价就非常激烈，最终成交一定是按照它后续可能的增值来决定的。

可惜，这一环节对农民或集体来说不会发生。

所以，城镇化过程建立在低成本获取乡村或农民土地的基础上，是谓“城乡土地剪刀差”。

孔祥智、何安华两位老师从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粗略估算过农民失地为工业化作出的贡献，根据1987—2007年各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总额按35%的比例算出各年的土地出让金，然后取征地补偿费占土地出让金的比重为10%，则土地出让金的90%为农民失地的资本贡献，最终的估算结果为4.4万亿元左右。（何安华等，2009）

通过低价征地，再高价售出建设住房，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政府通过卖地获取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基建和工业扩产，城镇化进一步扩大，工业进一步发展，产业集聚引起房价上涨，政府有动力进一步征地建设，经济的飞轮越转越快。

而依然贫穷的，是农民。

然后，在房地产+城镇化+工业化不断叠加促进的这个闭环中，谁来建设城市呢？答案是：农民工。

根据2021年统计公报，全国农民工达2.925亿人，他们在城市高楼、地铁机场、穿山隧道、矿山坑洞、冶炼车间，挥洒着他们的血与汗，赚取着最辛苦最低档的酬劳。

劳苦一生，积劳成疾，还是进不了城，承受不起高房价。

或许他们的子女，能进城买房，当前还有很多高龄农民工，为了让他们的子女能在城里谋一居处，五六十岁还在各工地之间奔波。

但“先富带动后富”的愿景，存在部分群体的牺牲，这是非常客观的事实，牺牲的程度可以讨论，存在与否却是共识，我们不能忘记。

或许以后不事农，甚至不知农，但请务必不要轻农、忘农。

[1]刘愿,李娜,刘志铭.农业剩余转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统购统销政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17,43(08):109-121.DOI:10.16538/j.cnki.jfe.2017.08.009.

[2]孔祥智.城乡差距是怎样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的贡献研究[J].世界农业,2016(01):222-226.DOI:10.13856/j.cn11-1097/s.2016.01.044.

[3]何安华,孔祥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价“剪刀差”成因及测算(2002—2012年)[J].河北学刊,2015,35(01):117-123.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李伟,Sri Mulyani Indrawati,刘世锦,韩俊,Klaus Rohland,Bert Hofman,侯永志,Mara Warwick,Chorching Goh,何宇鹏,刘培林,卓贤.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J].管理世界,2014(04):5-41.DOI:10.19744/j.cnki.11-1235/f.2014.04.004.

[5]陈锡文, 赵阳, 陈剑波, 等. 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毕宝德.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J].经济研究,1990(02):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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