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留 名 野 史
2020.02.05 GoodDay
野史也承载了很多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余英时先生回忆童年那段山中岁月，说：认识中国文字的基本规则，野史小说比经史古文帮助更大。
文臣武将都渴望青史留名，至于留名野史，毕竟胜于“尔曹身与名俱裂”。然而扬名汗青竹简比起留名于说书人的惊堂木，天差地别！
其实野史也承载了很多文化符号和民族记忆。余英时先生回忆童年到少年那段山中岁月，我读来颇有感触。1937年七七事变，余先生被父亲送回原籍安徽以避战乱。潜山地处皖西万山丛中，他的启蒙教育是《三字经》、《百家姓》、《古文观止》。而他读的第一部小说是残破的《罗通扫北》，而后搜遍乡间线装小说来读，如《薛仁贵征东》、《荡寇志》、《水滸传》、《封神演义》等等。余先生说，认识中国文字的基本规则，这些野史小说比经史古文帮助更大。
我成长于完全不同的年代，那时少儿启蒙读物是“刘文学勇斗地主”——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偷生产队的海椒，挺身制止，而后两人搏斗，刘文学被地主用背篼绳勒死。他被追諡为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楷模。这个五十年代的故事编写得很稚拙，就算真有其事，由小偷小摸而杀人，当属刑事案件，却变成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斗争，仇恨呈几何级扩大。这个故事已铸锻成正史，迄今刘文学依然是红领巾岁岁祭奠的红色偶像。
幸而五十年代旧社会“糟粕”尚未荡涤干净，我虽未读过《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但《说岳》、《说唐》等话本小说还看得到。孩提时每次阅读都如海绵吸水，红色肥料与前朝糟粕兼收并蓄。在阅读记忆中，野史比正史更具吸引力。我牢牢记住了天下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以及后面的英雄座次排名，却无法记住红色英雄谱被革命符咒呼来挥去的众多名字。再往后就是文革焚书，岂止旧小说灰飞烟灭，新中国出版的也不能幸免。
我如一株野草，在知识荒芜的冻土艰难生长，适逢坚冰迸裂，石头开花，遂于后文革年代闯入文学殿堂。那时如我这辈文坛新锐奉严肃文学為圭臬，及至八十年代中期，金庸武侠小说开始风魔大陆，我依然拒绝阅读，在文学圈谈论武侠好像有失身份似的。那年我带小儿去威海度暑假，偶尔读了《笑傲江湖》，始知那是别有洞天的文学庭院。金庸笔下的人物群像，与我童年记忆之野史演义完美契合，并招展出新的枝叶。
飞天遁地的豪侠只存在于演义之中，尽管有几个真实存在的武林人物，如黄飞鸿、霍元甲、叶问、李小龙，至今延续着国人的英雄想像。然而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些名字的光环更多来自坊间传说及影视渲染，并不曾循竞技规则去评出武功高低。倒是我本人在初读金庸小说之时，正好认识了真正的天下第一条好汉—— 李焕良。相信没有什么人晓得他，我更觉得不该让这个名字湮没，哪怕是留名野史。
那是一九八六年夏，我和作家刘心武相约携家小到威海消暑。彼时山东武警总队副参谋长李焕良正带队在海边训练，同一招待所用餐，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山东人豪迈，李焕良健谈，他的人生充满奇姿壮彩。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各大军区派出一个战斗班比拼军事技能，结果济南军区勇冠三军，李焕良正是这个战斗班夺得个人魁首的战士。按金庸笔下江湖规矩，李焕良堪列武林盟主。又因大比武有违“政治掛帅”，罗瑞卿总长下台，“华山论剑”遂成绝响，李焕良之后再无来者。
李大侠是胶东人，在国共内战时胶东为兵家必争之地，双方杀戮之重，莫言小说《丰乳肥臀》有怵目惊心的描写。李家为贫雇农，是革命基干力量。于是在国军和还乡团反复清剿下，李焕良伯父叔父被杀……按共产党阶级论，李焕良正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党的儿子，大比武又让军册记下他的名字。
历史云谲波诡，太尉周勃“左袒”故事重现。1976年一夕变天，四人帮被执，关入秦城监狱。鉴于余震未消，唯恐劫狱和二度政变，亟须最可靠的人出任秦城典狱长。于是高层决策者撇开被谢富治长期把持的公检法系统，直接在军队里调来李焕良。公审四人帮时，囚车多次来回于秦城与正义路公安部礼堂（特别法庭），都由李焕良押解。他是囚车上惟一携有真枪实弹（两把手枪）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