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3月13日
我终于下了决心，要写一个中学微信群的故事。平时就欠正常交流的，偶有一些共振的气流，也雷同旧遇。凡事皆有因果，此回是隐忍不住，而不得不做一种表示。微信也是大小世界，静默或喧嚣，那都自有理由。呆在里面的人基本就两张面孔：说或不说。而常态无非就几种，见识、消遣，或交流、分享，再是表达、宣泄。至于将微信群当成广场或战场的，自然也存在。前者多有布道或启蒙的，后者则类似挑衅或战斗的。
眼下始于武汉的这场劫难，内遇灾祸频仍，外见殃及鱼池。哀苦，悲愤；追究，推责；批评，袒护。有人也因此狐假虎威，并带着感觉很正大的立场亮身段。比如，对美国疫情中死了一个人欢欣鼓舞：“山姆大叔的报应！”我很吃惊，故问：中国人为此染病8万、死亡近3千是何报应？他直接绕过：“美国到处杀人放火！”我一时无语，继续迎喷：他们幸灾乐祸，坏事干尽，还制造病毒来害我们中国！他的这种莫名的积怨与仇恨，似乎也由来已久。
关于新冠病毒，导致全球性至今百来多个国家，甚至导致整个意大利不得不“闭关锁国”，其直接原因在于武汉官方隐瞒疫情、处置不当的后果，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至于如何以病毒源头来减轻某种天大的责任，却是另一回。而美国在这场疫情中的角色，完全正常，一边支持中国医需，一边撤侨保护侨民，再有限度地停开航班。比起朝鲜最早的全线封境、与俄国随后对付中国人的野蛮做法，也不轮不到无休止地污名和指责，尽管美国今天也已出现了上千病例。
对于大多数县城的普通民众而言，在这灾难时刻，获得消息有限，对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未必会特别清楚。即使方便的微信圈，由于社会分层的关系，许多信息不是雷同就是缺乏新闻价值。有同学告诉说，我转发的许多消息都是他们见所未见，十分陌生。对此群里通常保持谦逊的沉默，让自己处于观望状态。而Q呢，大概是想代表什么的，所以憋不住了。可若非文革心理的旧病复发，或崇拜威权的必然冷漠，他怎么会对武汉的苦难或转移视线，或无动于衷？
一个简单的微信群，“启蒙”与“挑衅”的意味竟在瞬间呈现。我以为，面对社会性的蒙难事件，应该在根源层面予以追究与反思，更何况已蔓延成人类之灾。杔西南北，不分彼此，也包括感觉清闲的故乡同窗。若不是我文章连篇，也不会招惹或刺激某种次生危害。反之，没有对方的意识歹毒和嘲讽挑衅，也不会引出眼下的这篇再思考。在任何空间，我都忌讳各种崇高的说辞。这一次却遭遇“颠覆”：“别以为自己多高尚！”这显然已非善意，而是一种有准备的恶了。
二
Q，中学同学，一个自娱自乐的“爱国者”：有立场无是非。因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其对国家、政府、政党、公民等等这些概念混淆不清。但他却很自信，也属感觉掌握了“宇宙真理”那种。不可与他掰扯理论，要么准备吐血。和我一样，高中一毕业就被作为“照顾对象”留城招工到国企。而我随后离开故乡，彼此命运改变，道不同也无以相济。对于社会审美，智力会影响人们对良知的领悟判断，使道德不再成为道德。我曾担心的，对Q却不幸而命中。
为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落下自负张扬之嫌，每每面对乡亲故旧，尤其中小学同窗，更是谨言慎行。熟人社会的神经是脆弱的，经不起审视和拷问，更容不得怀疑与批判，大家都顾忌着面子活着。我是个偶尔返乡的准外人。纵然能耍一点文字，也是有的放矢，考虑别人的承受力。偶尔时评转群，简直石沉大海——如今的家乡县城，与阿.Q年代并无多大的区别，只是“赵太爷”转换成“赵家人”。赵家人的事，是也不是。但若多嘴，却容易成冒犯。
1966—1976，是我们这一届毕业生，从小学开始到中学结束的十年！这些年间，是中国发生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全过程。虽也曾有过为反思进行的零散回忆，但毕竟都浮于表面不得深入。它所培育的某种“文化”新基因，阻断了中国人原本那点并不厚实的旧温良。大概渗透了变种的专制毒素，使逆转的人性已无法正常回归。我们这一届应该有千余人马，无疑都多层面地深受影响，他们个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究竟如何，至今对我都是一个迷。
我们这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心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大缺陷。一位历史学家朋友，曾对我如此形象地比喻过这代人的特征：“猪饲料，猪脑袋，猪坚强”。一种动荡、扭曲、无谓而强大的历史生存背景，使更多人无从摆脱不幸的社会与人生的宿命。但在人文政治上，却最终也出现“两头尖”现象。少数人走向了拥抱现代文明的反思与觉醒，认同普世价值；而另一小部分人则依旧冥顽不化、抱守残缺，倒入极“左”或极“右”的社会逆流中。
而城乡间的各种演绎，如洗脑，麻木，条件反射等等，Q正是其中的悲剧角色之一。这一代人中，许多人的教育欠缺，自我教育的能力贫弱。对某种主义的概念，大多一知半解。对某些“阶级”理论的政治与文化内涵也是糊里胡涂。所以，更容易接受乌托邦、大政府、集权专制之类的简单驯化与引导。没有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系列常识，所以，依靠一种传统封闭的思路，来不断对抗正在发生变换的一切动静。懂得享受物质进步，却不知这背后复杂与逻辑否定。
三
因与家乡有关，也与少年有缘，回看Q的现象，很容易让我想起鲁迅的文学故事。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历史，依然在精神尚未现代性的国民身上延续，时常令有心人感慨不已。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文学作家们那种觉悟，却是一头连着权力政府和知识阶层的。多多少少，大家都有改造社会的欲望冲动，知道面对文明世界在具体开拓层面的诚惶诚恐。即便是所谓的“军阀”，也知如何从尚德行教育，敬畏伦理，善待先生与苍生们。
鲁迅的小说人物是传神的，也给了那个年代多面反照的镜子。尽管社会有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但是，现实中的很多感觉依然变化见微。大都市与偏远的县城之间，也还是能够拉出一定的文化距离来。鄙人自幼好文，也受鲁迅先生启蒙，不愿向世界的恶俗低头；写作，只为表达人间不平与呐喊正义，决不与任何黑暗和解！而对故乡，由于长期漂泊在外，一份情感有些若即若离状。对于Q，他是我的少年好友，因其人生故事成为事故，难免要上一回心。
结识四十余年，某种善缘自然。小时，就比我身强力壮，也不时帮我干些家务的体力活，我也另有帮助他的办法。三十岁之前凡见到的Q，都感觉他更像《故乡》中的“闰土”。后来找到一份正式职业，也总是小心翼翼：弱势群体，出生贫寒，他当以百倍的真诚对待这个世上的人与事。只是有一年，Q突然大着胆子，向上告了一次状，为他所在的集体利益。也许是这个事件成起因，发现了自身的某种潜能和力量，才有了以后各种混合与最终沉淀？
果然，感觉Q的主见多了起来。之后个性越发鲜明，已然包裹着一种是非含混的意识形态，如同闰土突然有了强烈的表达念头。可事情变得并不单纯，这个精神转化，实际上完成了某种复杂变异，虽理路不太清晰，但现象却属于某种逆流的大循环。也就是说，Q也已进入《阿.Q正传》中。S城显然比未庄要大也平静得多，但毕竟有着更浓郁的官家文化，对现代的阿Q们，是可以魔幻的。而他们所要坚守的，就是“革命党”的旧衙门及其便利。
四
县城，时常赋予我更多中国历史兴衰的想象。父亲的身份与人生的转变，似乎没什么逻辑可言。他参加的“革命”，就如在大街行走时突然拐进一条巷。直到神秘感结束，才发现这条巷其实属于同一条街。而这条街却是他心中早已固定了的。没有文艺复兴、政治变革，没有工业革命、宗教运动，这个社会的躯体就像一只巨大而衰老的蝙蝠，它聚集海量的病毒，也寻找释放寄生的宿主。而在我们知道的任何一个角落与人群，都是接受毒素传播的对象。
近年来，中学群常有转发各种民粹倾向的言论，吐槽、歪曲与辱骂美国与西方也乐此不疲。按现在的网民划分法，Q该属于“五毛”或“自干五”之类。但他自身却未必了解这些归类、说法与含义。他的不屑与愤怒，或执意要怼我的一大理由是：“从小吃过苦”。的确，因出生最底层，谋到一份公家差事也属不易。凭着“低头拉车”苦干，谨慎做人，小日子才越过越平实。于是，便有了对社会身份的自我确认。一个“做稳的奴才”？我想起了鲁迅。
Q显然还是知道国家与权力的关系，也明白自己所从属的国企与政府的血脉相连。而政府连着政党，全国一盘棋，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的规矩是不能被破坏的。有一点Q非常清楚：S城是党的天下，必须讲好基层自豪的那些故事。虽没有人要他代言或宣染，但Q却津津乐道，或追诉革命前的蛛丝马迹，或神叨政治的大事。立场坚定、紧跟形势，观察敌情、见机言说。他当然不生产思想，而观察国内外风向的消息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NCP的灾难，祸起萧墙。而病毒起源他国的舆论，正在更严重地伤害了这个国家的信誉与声誉。但就这点伤害，却不知还需多少时间或代价，才可让国民们意识清醒。同在一条载满瘟疫的大船上，形成了一个诸多不可分辨、利益驳杂的病毒命运共同体。而与之一道蔓延的则是另一种精神病毒。它起源于1900年的义和团时代或更早，潜伏在一个民族的肌体中，数次变异，不时爆发，危害着人类正常的生存交流。也许Q所中的，正是这种文化的巨毒。
五
已是人到中年，Q消化和处置各类信息的能力超强。从“精神胜利法”这点看，他属于阿.Q遗传的类型，一种身份解放、高度自慰的升级版。在S城，他大小也是个“豆包”干部，且已变阔。不像阿.Q，要常遭“赵太爷”之类的蔑视白眼。在一个准既得利益的阶层里，到了可与城里的小官小吏、微富微贵们平起平坐的资格。但有一点突出的传承，即最讨厌“假洋鬼子”，即那些拿着文凭显摆、喜欢说西方好话，或社会地位偏高点又傲慢无情的人们。
他笑我“另类”，大约属于“不务正业”的“假洋鬼子”？从严格意义上，我不过是一群全文盲中的半文盲。就这一半优势，我换得了活在别处、有所超脱的可能。大概出于观念分歧吧，Q不屑于我这一束让他感觉刺眼的阳光。所以就有了阿.Q对假洋鬼子那样的口吻，当众指责我“忘了本”且“忘了祖”。再加一句“美国人给你和中国人民什么好处？”可我手里却没那根有力的“哭丧棒”，也从来没想过要制服什么人。虽好笑，却实在又笑不出来！
美国给我什么好处？当然有。这一点，Q的确是难以体会的！我相信他没有翻过《世界史》，或更没读过《美国史》。美国人继承了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新教）文化，崇尚个人自由与尊重个人价值。今天美国文化中的独立、契约、法治精神，让整个国家充满自由的生机气息，也使政府针对社会不敢说谎，对人民不敢颐指气使、无视人权，每个公民有尊严地生活着。这些，对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真实，并对人类心存感激与对未来怀抱希望——这好处还不够吗？
至于美国给中国人民什么好处，那就远超过我的见识了。简单捋一捋：是美国的宣教士将现代文明传进了中国，使中国人学会了真正的信仰、教育、医疗、慈善等等现代人的事业；在中国对法西斯的抗战中，是美国无私的支持与牺牲，推动了最后的胜利；在美、苏冷战、中国插曲中，是美国有力的阻止，才避免了苏联原子弹毁灭中国的领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加入WTO，才获得了40年开放、快速发展的机遇。这些，Q们又明白了几多呢？
六
脱口而出，说我等同学“没有吃过苦”才“不知感恩”。显然，他没忘掉将一种“阶级烙印”的泛政治化，感觉自己的父辈也属于“苦大仇深”。实际上，Q家与阿.Q门庭倒有相似之处，与国、共两党却无半毛关系！群里支持我的，一位是H，她曾是本地县委副书记的女儿；另一位X的父亲是县银行的行长；至于我，小时候也常被父亲的同事揶揄为“局长少爷”。我当然很明白，自己的祖上是一茬又一茬的乡下人，是农民，然后是泥瓦匠的工人······
要说有谁更接近一点“赵家”的，当然就是H。她的父亲张氏，是南下干部，也曾是这个拥有50多万人口县的实际统治者之一。而X，其父也担任过某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同样是一个乡村社会手握重权的统治者。论底色，似乎都比起Q来要“红”得多！我想，她们后来上山下乡，经历了自己蹉跎的青春岁月，一定也体验过乡村社会的艰辛困苦。但她们有常识，并不因父辈曾是当权者、家庭条件相对优越，就蒙蔽了眼睛、放弃对文明进步的期望。
据H说，她还将我的文章转到她的同学群里，也遭到了同在一群的Q的抨击：“忘本了，不知党为他们贡献了多少青春与生命，才换来今天幸福生活！”也许，那场革命，除了H的父亲、家庭是直接收益者外，同其他人并无密切关系。不论社会新旧，都是平民一族。而我的父亲即便不入公职，靠着他的那点读书薄底，日子也不会有多大颠覆。而Q的苦力工人家庭就更是了！眼下虽已温饱，却也非权非贵，怎么感觉变身份了，可以维护公权力了？
我相信，在这个中学微信群里，我不可能有任何优势。虽俩女同学似乎站在我一边，但她们也没敢得罪老同学。除了不断对他发出“不谈政治，只谈友情”的请求，但还是没能止住Q的声量：“吃党的用党的，你们还要跟党过不去！”我曾经写过阿.Q是繁殖有后代的，只是基因有些转变，格局也比先辈大了一圈。他们生活在各类的人群当中，也包括都市里的那些知识分子。这也证实如今为何许多人，还那么执着地纪念鲁迅、感叹世道人间的缘故。
七
Q还有两句对诸位的严厉批评，谓之“养尊处优”及“吃饱了撑着”。这很像酒后的胡话。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过自己：这些年酒量大增！身为副职，主要工作就是接待，天天陪领导和客人胡吃海喝。而我等一样为生计敬业挣钱，亦无公款可供吃喝，劳作最后，何来养尊处优？阿.Q精神物质双贫困，即便鲁迅要将他作为受压迫者的底层代表，也无法兜住愚昧的悲剧面相。而Q，莫名地厌恶是对味的，类似“儿子打老子”，他也会给我一句“傻B！”
客观上，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都是通过自己的自食其力在维持生活。而作为政府或党政，却是依赖纳税人即公民们提供充裕的财富，代为这个国家及其社会进行管理。所谓“吃党的用党的”就是一混账逻辑！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常识，可也是相当相当严重的问题！关于常识，不久前好友老湾（《哲学的边界》作者），鼓励我能写一本类似潘恩那样的《常识》来。非常好！我告之：自己刚刚完成了《为常识辩护》一书的整理编辑，也正在设法出版。
日子好过前辈了，便惦记着如何认一个“主子”来报恩。这等奴性，真是自贱得可以！阿.Q们的穷困潦倒自然多少与官府有关，但显然自己也负有责任。只要县衙里有“父母官”，或代民做主的，他们都永远只属于低下的一群。别说要“谢主龙恩”，就连表达爱革命党、爱衙门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不姓“赵”。至于Q同学，因缺少关键的常识，欲高调表态热爱什么的，新意没有，出口也没有。当真爱国，那是需充足的理性与精神支撑的。面对武汉义举中“吹哨人”或“发哨人”，Q的知觉大抵就是个白痴。
也很赶巧，灾区武汉市政的首脑，居然近日号召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感激谢恩！消息一出舆论炸锅！如同一出闹剧，很快就在愤怒申讨中撤稿落幕。写作间，恰好收到一篇友人给我分享的《应该开展感恩教育》。其中写道：“我们是共和国。共和国实行的是民主政治。老百姓是主人，是各级官员的衣食父母。官员手中的每一分权力，都属于老百姓。老百姓的权力交到你手里，那是对你的信任。所以，要说感恩，首先应该是官员向老百姓感恩。”
此文出现及时而有力，点到了政府与人民政治关系的要害。文章作者是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曾为呼吁政治改革而颇具影响。今天这篇对当下的各级官员具有实际教育意义。“明明手里拿的是老百姓的权力，搞得似乎自己成了权力的主人。所以可以说，最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感恩，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感恩教育。”这样的揭示可以让那些头脑发热、不分西东的“主子”或“奴才”、“家丁”们浇一盆冷水：这是现代社会，少点腐朽的东东！
八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存世界的盲点，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问题是，那些事关人的自由尊严的常识、事关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辨别，若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将是对自身、对周围，也是对人类的致命伤害！以无知和蛮横来为某种“自信”做垫底，只能造成生命建筑的迟早坍塌。个人这样，社会亦如此。或者，一个人只有某种僵硬的立场，而眼里没有基本敬畏和可区分的是非曲直，那种倾口而出的叫喊，又有多少是可以拥有一种美感和力量的？
自从有了点公民觉悟，自己便很厌恶虚头巴脑的“爱”情泛滥。一种被无知与偏见碾压的思绪，将一个个正常人的存在扭曲、损毁。尽管许多人对人的自由毫无感知，似乎完全适应了浑浑噩噩生存环境，但还是感觉其风头正劲。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愚昧无知的人们总是分辨不出暗与光的区别。他们对独立的人格熟视无睹，对真实的人性亦不求甚解。而何谓国家、何谓民主、何谓现代社会，为数不少的一群新Q们，也更是时常假装明白，然后瞧准空隙，一片瞎嚷。
阿.Q式的中学同学，其实在我的视线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以前，隔了十万八千里的，若发生什么特别怪异的现象，我也是鞭长莫及。但现在的一个微信群，却勾连起不能完全回避的关系。实际上我早早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学时期的文章，为那个时代写一篇悼文。但又担心伤了自己也可能伤了别人，也就罢了。可这一回，我是不得不提笔。灾难来时，最易诱发普通人种种真实的美与丑。我当珍惜这个机会，揭示如艾伦特指的某类“平庸之恶”。
九
武汉的瘟疫，几种表像，就可以断定是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为此，我牵挂始终。也极少像这阵子这样，从《.文.亮.李之死，自.由.言.论之殇》开始，为这次事件连连发文，参与社会批评。如此，却大大刺激了Q同学，对方居然也亢奋了——攻击、嘲讽、批判。感觉就像扮演一位疫情灾区中言论管控者，或是地方封城断路中戴着红袖章的执法者。之前，我每分享一篇到群里，必有Q各式及时的捣乱，混淆视听。于是，也有了他步步推向想要的高潮。
阿.Q若转世复活，还是免不了某种痞味，尽管已隔了数代。我也尚未像假洋鬼子那样，在未庄里抛头露面，宣扬“革命”之类，而只在30多个退休同学的群里，转若干自己和别人的文章。但这不同的观点以及这个是非“辩论”中，也根本就不关什么政党语境，仅仅是就事论事的时政评论，却遭致欲罢不能的抵抗、反对与歪曲，有了“欲加之罪”，升级到“路线”斗争。那位表示一直很喜欢读我作品的同学X，也被圈成异己分子，一并遭到Q的讨伐！
这种来自少年同学的糟糕景象，相信不是一时一地在偶然发生。群里群外，都市乡村，几乎都在如潮汹涌着政治的假设，制造着对立的“敌人”。21世纪，让人感觉倒退有多么地严重！其实，许多人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或盲目或盲从，如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所指：他们“没真正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充耳不闻”。而“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很容易成为他们的主人；谁让他们幻灭谁就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虽是小人物，Q当然也可以列入“乌合”之流。也许有人认为，一滴水花，掀不起的大浪，何必计较？何况人家只限县城一隅。但我以为，从社会学角度，县城承上启下，作为乡村与城市的交汇地带，也最具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关注一下，便可能给陌生的读者多出一张躁动的面孔，也多一份外延的警惕。我自然远不及智慧者的观察与笔力，却多少也能够帮助人们管中窥豹，或拾得一角社会的矛盾与纠结。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新旧混杂的年代。
十
乌合之众，对文明的识别与增长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以多年的考证，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地扩大，且已延伸到了知识阶层。这当然是有关文明现代发酵的言论，被无端限制的结果。人们长期处在一个不敢、不能而变得不想言语的环境中，就越发从一个被边缘者，最终成为无法正常思考的懒散之人。只要出现各种的社会大霍乱，或产生精神系统的大坏死，那么，人们就会结束自己的孤独游离状态，形成乌合之众，释放非理性的情绪乃至付之暴力行动。
奇怪的是，Q竟可以把自己绑上一台标识阶级的战车上，这样涉及社会正义的道德风险，以他的政治智商是意识不到的。只能寄生土谷祠的阿.Q，即便是穷到根上也没那么死心眼，非要将自己与假洋鬼子混成铁关系不可。他知道革命是要砍头的，只以“精神胜利法”见好就收，就像眼下嘴巴没门只知耍恨，却从不敢承担社会道义与责任的五毛党人。但是，升级版的底层阿.Q们，或许比乡下的前辈聪明，比都市的五毛愚钝，关键时刻竟认错了敌人！
或者还有与他相近的人们，知道今日人类完整而真实的面目吗？我深表怀疑。他读过我的若干本书，也知道我是知识分子，还知道我与国际社会多有接触。但这妨碍他有自己的不屑——“那又怎样？”是啊，又能怎样？每一个人都是井底之蛙，不过口大口小而已。他通过《新闻联播》了解世界，而我则通过世界了解中国。可叹，却都不是真正的公民，在疫情爆发的时刻，谁都没权利与能力亲手遏制灾难的一寸蔓延，只能将彼此当成病毒防范。
十一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几乎没多少人是真正容易的。但不管人们的生活过得怎样，社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也无论你地位尊卑、身份高下，一种公正仁义的态度，和一颗怜悯的心总还是需要拥有的。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的无知，却不能没有基本的是非，胡涂到听不懂人话，混蛋到会恩将仇报！人们无法拒绝人生突然的变故或灾难，但总可以在对种种不幸与悲剧的体验中，发现人是该要面对纠错与成长的。这是人类，不是动物圈，博爱与行善才是共同的方向。
鲁迅已走了近百年，阿.Q们却还活着。如果说我们还有什么苦闷，或也有什么很深的痛苦，那就是这个时代越发显得浑浊不清，望不到一片纯净的土地，一个完全纯洁的群体。大学生误以为自己“觉悟高”，毫无愧色地举报自己的先生，获得奖赏犹如精神获胜。这种智性与情感的分裂，使品德的操守等同于失教缺德的盲流。转型社会与救人的常识，死于不能独立而贫瘠的思想面前。在广袤大地上，轮流着白天与黑夜，却无法停住一道很想看的风景。
很多时候，我是只想流泪的。历史一天天在加重自己生命的暮气，我只能年复一年，把曾鲜亮无比的人生美愿，允许她渐渐地褪色；无奈少年无邪的Q，也似乎步了阿.Q后尘。丑角上演如病毒的变异传承。那希望天下人不分贫贱、平等相待、彼此尊重，获得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竟凝结成无人欣赏的黄昏暮色。可我，最悲伤的莫过于：一些最具良心与正义情怀的好友，为揭示真相于常识，亦如当年秋瑾，正处于受难之中。想到此，灵魂又在飘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