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心理因素
作者：齐业
内容
前言
时代背景（1）权力结构的坚实地基
时代背景（2）坚实地基之下的暗流
挑战方的挑战方式
3.1 大字报
3.2 聚集
3.3 发难
3.4 “点火”
权力方的应对方式
挑战方的节日
5.1 4月27日
5.2 5月4日
5.3 5月12日
5.4 5月13日
5.5 5月14日
5.6 5月14 – 16日
5.7 5月17日
5.8 5月下旬
权力方的反击
6.1 开明派败退
6.2 戒严
6.3 遇阻
6.4 大开杀戒
我对运动的认知和情感的变迁
7.1 第一反应
7.2 4月中旬 – 5月底：认知的变迁
7.3 4月下旬 – 5月底：试图醒来
7.4 6月3日 – 8月：恐惧与困惑
7.5 1989年8月 – 2010年代：遗忘
八九运动的几个特点
8.1 历史上的绝食行为
8.2 群体的一些特征
8.3 挑战者能代表谁
8.4 运动的情绪化特征
8.5 历史定位
未来挑战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参考文献
前言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民主抗议运动在北京的大学校园爆发，继而席卷中国，历时五十天。这场运动有几个显著特点：
- 规模之巨大。抗议游行在数十个大中城市爆发，参加总人次逾千万。运动从大学校园开始，最终远远超出大学生的范围：下至幼儿园儿童、小学生，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涵盖各个职业和阶层，甚至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都参与了游行示威。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官方媒体对这次运动给予了全方位的报道。如此大范围的反政府和平抗议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
- 镇压之残酷。五月二十日，执行戒严任务的大约二十万野战军将北京市区团团围住。六月三日晚，军队从市郊用冲锋枪和坦克强行开入北京市区。平民死亡人数估计从官方宣布的数百人到民间和外国情报机构估计的数千人到上万人不等。
- 被遗忘之彻底。从镇压到现在三十多年，关于这场运动及其被镇压的历史不仅在国内的公开媒体上，而且在多数人的私下话题中全面消失。经历过这次运动的许多人已将它淡忘，而199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年轻一代几乎无人知道此事。
这些特点把八九运动推上了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独特地位。
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与讨论目前在国内被完全禁止，但在一道防火墙之隔的海外的故纸堆中可以说是浩如烟海。
作为当时正在北京高校读书的学生，我在外围全程目睹这场运动，为之投入了认知和情感上的全部注意力。近几年来，这段经历中的一些画面不断回到我的回忆中，促我提笔为它作一个回顾。
一个大的事件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观察。我选择的角度是掌握政权权力的一方（权力方）与对它发起挑战的一方（挑战方）的心理背景和发展。每一方有各自的价值观、性格特征和试图在每个博弈动作中达到的目的。博弈不一定是一方赢即另一方输的零和博弈：它可能是双方共赢、可能是两败俱伤，也可能其中一方在当下是赢的一方，而在长远是输的一方，等等。对这些可能性的把握更准确、对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更透彻的一方会在较长远的时间尺度上得分。
这里定义的权力方不只包括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决策者们，也包括金字塔底部的亿万下层民众。我对这个“地基”的特别兴趣来自于三个原因：首先，他们对政权的无条件支持是政权权力的真正来源。其次，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传人，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助于理解冲突双方在互动中的心理动机。最后，那时我自己便是他们中的一员，对他们有近距离的观察。
权力方和挑战方的划分并非黑白分明：
（1）在权力体制内，固然有一部分人坚守体制的传统，却也有一部分人更看重个人自由、倾向于在某些方面反叛这些传统。他们通常分别被称为保守派和温和派（或开明派、改革派）。
（2）在体制外（如大学生中）也存在着坚决固守文化传统和更看重个人自由的两个人群。
（3）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在极端的保守派和极端的自由派之间都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人，其身上同时存在保守和自由两种倾向。哪一种倾向在他们身上居主导地位取决于许多因素，如社会环境：在受到威胁、被不安全感笼罩时，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趋于保守；在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开始占上风的大气候中，他们的自由倾向可能会开始苏醒。
（4）即使在自由倾向强烈的抗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传统在他们身上的难以抹去的烙印。比如，一部分统治者以他人的血为代价来捍卫权力的做法和一部分抗争者以他人的血为代价来“唤醒民众”的想法同是出于一种“我为了某个宏大理想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的文化传统。
本文选取的材料包括我自己的亲历和公开发表物中摘录的内容。选取的标准是它们有助于揭示各方参与者和旁观者（包括我自己）的心理发展轨迹，因此文章更侧重于运动的背景的叙述，而对于运动本身的进程只给出非常粗线条的脉络，略去了许多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情节。已经有许多优秀的著作给出了关于这场运动的进程的更详细的描述，本文最后的参考文献给出了其中的一些。
1. 时代背景（1）权力结构的坚实地基
在这一章中，我讨论与这场运动有关的时代背景，选取的视角是我长大的小县城。讨论的办法是描述我的几个幼年记忆，试图以几个点来连接出一些轮廓。这些记忆的年代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以此来讨论政权及其底层支持者的一些价值观和性格特征。
那个小县城地处中国北方腹地，是个极为普通的、与中国的千千万万个小镇没有什么巨大不同的小镇。反过来，极为普通也意味着它有代表性。全国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镇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政权结构的坚实地基。
第一个记忆是县城的老县衙。那是1976年左右。父亲在县政府工作，办公处在老县衙的后院。那是个由几进高大的正房组成的整洁的院子，院内青砖铺地，中间种有果树，房间都宽敞明亮，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前院中的一道门，门楣很低，大人得弯腰进去才不会撞头。问父亲，他用讲述一个有趣事实的口气说，这门就是提醒来告状打官司的人：到了衙门，哪个都得低头。
这矮门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公开宣示，而把这宣示永久定格于体制的建筑之中，也算得是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它与老县衙一起在那里数百年的悠久存在说明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悠久存在。
1949年后，虽然共产党力图划清与前朝的界限，在他们的县政府新楼里也不会再建筑这样的矮门，但由权力定义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在小县城里稍有改变。
第二个记忆是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的那些天。县城到处飘荡着旋律凄厉的哀乐。所有人，包括我们小学生，袖子上都带着黑纱。我还清楚记得母亲的悲痛。
一天，全校同学排队前往县城“红旗剧院”的毛泽东灵堂吊唁，在剧院左侧门口等候入场。带着黑纱的一队中年人从右侧门默默而出，面容悲戚。许多跟我母亲年龄差不多大的妇女拿着手帕抽泣。我意识到哭是那个场合应该有的表情，试了试，没有成功。
我的尝试说明当时还不满十岁的我已经失去了童年的纯真无忌，懂得了掩饰自己的真实感觉来做戏，为了取悦于那个掌控了我的命运的成人世界。
小镇人的悲伤是因为毛泽东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真神、是他们的全部精神依托所在。但与其说他们是在为领袖的死去悲伤，不如说他们是在为自己悲伤：精神靠山忽然崩塌，自己的生命忽然无处可依。世界上许多的离愁都是在为自己悲伤。
小镇人的日子后来很快恢复正常。不出一个月，他们就在街上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包括毛夫人江青在内的“四人帮”下狱。并且，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发达，小镇人的生活越来越有滋有味。毛泽东这个精神靠山似乎对他们并没有绝对的存在必要。
这是因为毛泽东并非小镇人的真正精神靠山。从上古开始，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的权力金字塔历经数千年和十几次王朝更迭而完好无损，这才是小镇人真正的精神靠山所在。毛泽东虽死，那个巍峨高耸的金字塔犹在。
第三个记忆是1977年。在毛泽东之后，闭关锁国数十年的中国稍稍打开了一条缝。我在父亲从单位拿回家的《参考消息》上读到首批踏上新大陆的几个好奇的外国记者对北京街头的印象：“蓝蚂蚁的海洋”。街上所有的人，无论性别年龄，都身着深蓝色制服。蓝蚂蚁们对那几个金发碧眼的记者一样好奇。记者们回忆：“每当我们站住时，人群会聚拢，礼貌的盯着我们看。”
我对这篇报道记忆至今，因为它在我这里产生了共鸣：我的老家也是蓝蚂蚁的海洋。
政权并没有明文的着装颜色限制。形成蓝蚂蚁海洋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大众害怕成为异类。在大众的价值观中，对离群的恐惧是比个人审美趣味重要得多的行为动机。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1970年代中的许多年，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而这已经让我的父母和小镇上的许多人非常满足。每个人似乎都能兴致勃勃地唱上几段。
贾平凹在《文学创作的“ 秘密 ”》中回忆：“许多人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文学特别热，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爆红。”一部短篇小说被全民阅读的时代可以被诠释为是值得怀念的时代，也可以被诠释为是全民只有一部短篇小说的脑容量的时代。
第四个记忆是1979或1980年，一名“历史反革命”在县城人民广场被宣判死刑。那个面积不算小 – 至少有几千平方米 – 的广场挤满了观众，其中有我和小伙伴们。宣判结束，脖子后插着两尺高白纸牌子的“历史反革命”在卡车上被押向城西的刑场，滚滚人流跟着卡车从人民广场向西涌动。伙伴们早已跑在前面，我被甩在人流的最后。到了刑场，观众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我只看见一个紧挨一个的屁股。
过了好长时间，听到人群前面传来数声枪响。
那些年，观看宣判和枪决犯人，如元宵节观看狮子舞、龙灯和秧歌一样，是老家人重要的娱乐方式。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死刑犯是老家人的同类。从文化、语言和血脉的角度来看，死刑犯与他们还是同胞、同族、同乡。但在那个时候，他是他们之中的异类，不仅其罪当诛，并且其就戮之日是他的同类、同胞、同族、同乡的节日。甚至具有同样的基本价值观仍然不足以成为同类。许多被公审下狱者并不反对当权的政党。他们被定义为异类是因为小得多的事，如对有权者尊敬程度不够、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等。只有如行列中的士兵那样着装完全相同、动作完全相同、表情也完全相同的人才是同类。
异类的命运是残酷的。不仅对政权不满的人是异类，残疾人、智障者、不识时务的书呆子也是，嘲弄和羞辱他们是小镇上从成年人到孩子的乐事。
在离我的老家千里之外，比我大几岁的作家余华在杭州湾畔的小镇长大：“‘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地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1 相隔遥远的两个小镇上的相似场面显示这样的场面在那时中国大地上是普遍的存在。
类似的场面也出现在更早的时代、更远的地方。“现在的市政广场（注：在巴黎），当年叫格拉夫广场，就是个用来执行死刑的地方，同时也是巴黎市民观看一出活剧的场所。每逢有行刑的日子，市民成群结队，前往观赏。刑罚就是一个公共景观。中国北京有菜市口这个专门展示杀人的场所。像明末袁崇焕的行刑，就招来上万人观看，行刑后愚民甚至争啖其肉。”2
第五个记忆是1980年代初，胡耀邦出掌党魁大权。作为名义上的全国最高领袖的胡在电视中出现时，父辈们对他很是不屑，说他在椅子上坐都坐不稳，来回活动，指手画脚，像个猴子，哪里有领袖的气魄。毛泽东的威严让他们更踏实。
假如他们能稍作了解，他们会发现胡耀邦对待他们这样的草民比毛泽东要仁慈得多。但这不是他们看问题的视角。
即使他们有能力作出这样的发现，对待草民是否仁慈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领袖的素质。仁慈这样的性格特征只有在地位悬殊不大的人之间才有意义。在他们的世界观中，自己和金字塔高处的人的关系是附属品和主人的关系。主人有威严，自己才有威严。
如同孩子的安全感来自于父母形象的高大，小镇人的安全感来自于领袖的气场的强大。
把这些记忆归纳起来，在1970 – 1980年代，以我的家乡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小城镇的几个特点是：
（1）个人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标准，要完全依附于外在价值标准来判断、行为。这个外在价值标准的核心就是传承了数千年的忠孝文化。建政不久的共产主义政权虽然宣称要“砸烂万恶的旧社会”，但实际上全盘继承了这种传统。在这种传统之中，人的安全感来自于政权的强大，政权的强大来自于领袖的强大。任何对政权的冒犯就是对自己的冒犯，惩罚冒犯者的日子是大众的节日。
（2）大众的价值观高度均一。每个人都恐惧成为异类，每个人对异类的容忍度为零。这类似于孩子社群中的行为：每个孩子都想方设法追求被群体接纳；不受群体青睐的那些孩子被冷落、歧视、羞辱、孤立。群体的成员是强者，异类是弱者；强者对弱者不必有同情心。
（3）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低处的人理当向高处的人朝拜，高处的人理当视低处的人为无物。大众、他们的文化传统、以及驾驭他们的政权是浑然一体的融洽关系。他们意识不到社会还可能有别的运行方式、人与人之间还可能有平等相处的关系。
夏普认为，强制性权力关系之所以能稳定存在，是由于被统治者的合作。3从这一章的叙述可以看出，在1970 – 1980年代，我的家乡小县城与统治全国的政权结构的关系不仅是合作，而且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不分彼此。中国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镇一起构成了政权的牢不可破的地基。
2. 时代背景（2）坚实地基之下的暗流
在第一章中提到，在1970 – 1980 年代，我的老家人的价值观高度均一，也与统治他们的权力金字塔高度融洽。从思想上到行为上都能跟上大流给了他们以安全感和归属感。安全感和归属感都是人的基本需要。
在这一章中，我讨论那个时代中与此相反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人类的另一种基本需要：自由。监狱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惩罚方式，正是由于人的这种基本需要。由于人对自由的需要，在看似固若金汤的政权铁腕之下也必有暗流的存在。我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和我自己经历的几个例子，大致以时间为序来说明这些暗流的一些特征。
每个人对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的需要程度各不相同。比如，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自由的需要更多。哈耶克观察到：“通常，人的教育程度和智力越高，他们的观点和趣味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也越不太可能同意一些群体价值观。”4在这一节中，六个例子之中的五个是关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人或人群。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创始人朱锡侯的回忆。他在自传《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中回忆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的 “思想改造”：
“牢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右派分子能回到人民中来的，最多也不过百分之五十，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回不来的——我时时想着这段话，觉得自己如果回不到人民中来，戴着帽子离开人间，那将是最大的耻辱，是任何人都可以唾弃和不齿的‘狗屎堆’。所以，必须彻底打掉自尊心，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必须把每一次训斥，每个人对你的监督，每一天的苦役劳动，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辱骂，都看做是关心你和拯救你；要到了不知道荣和辱，丧失了人的尊严，到了像一块抹布似的，不管人家怎么用，怎样揉，怎么踩，都无所谓的时候，才能脱胎换骨，才有可能回到人民内部来。”5
权力的一种形式是话语权，即对事物的解释权。把一些人贴上“右派”标签就是有权者行使话语权的体现，其作用类似于中文语境中的“汉奸”标签、纳粹给犹太人衣服上缝制的黄六角星。被打成右派就是戴上了黄六角星，就成了被开除于“人民”之外的异类。
可以对朱先生这段回忆作以下几个观察：
首先，右派标签得到了朱先生自己的认可。言者的话语之所以能成为权力，是因为听者的认可。在1950 到1960年代，政权给一些人贴上的右派标签不仅得到了普通大众的认可，甚至得到了许多右派自己的认可。
其次，那时朱先生对重新成为“人民”中一员的极度渴望是出于一种对离群的恐惧。对于朱先生来说，“人民”是他的心理依赖；他被政权踢出“人民”之列时与幼童被陌生人从妈妈怀里夺走时是一样的恐惧。
第三，朱先生后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感到懊悔，甚至恶心。他终于明白了“戴着帽子离开人间”才是他的正途，“像一块抹布似的”“回到人民中来”才是他的“狗屎堆”。换句话说，朱先生在多年之后终于获得了思想的自由。
最后，其实朱先生当时在下意识中已经隐约意识到“戴着帽子离开人间”才是他的正途，但面对这个想法就意味着自己要一个人与整个政权对抗。这景象何其恐怖，他不敢设想。他有两个对立的价值：一个是外界强加给他的：做“抹布”，尽一切努力回到“人民”中来；这是他熟知的一面。另一个是埋藏于他心底的：以 “戴着帽子离开人间”为自豪、为荣光；这是与他更亲近、却不敢相认的一面。
第二个例子是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八九运动组织者之一沈彤的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次民众聚集。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去世。从那天起，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开始出现纪念周恩来的诗文。当时不满十岁的沈彤住在离广场不远的地方。
“到了三月底，我跟着父母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看那些小字报。…许多人在抄小字报。爸爸一定是把他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抄下来了，因为他的好几个笔记本都抄满了那些诗。他说那些是非常好的诗。虽然我那时太小，没有问过他那些诗的内容，但我知道他自己写过诗，文学和写作对他很重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书店里卖的所有的书都是没有内容的政治宣传。爸爸和成千上万的北京人疯狂抄录纪念碑下的那么多诗，因为这是他们读到有真正文学价值的当代中文作品的唯一方式，也因为那些诗是他们心中共同的不满的表达。
“有些天，有年轻的诗人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高声朗读他们的诗。星期天，大家在广场上走来走去，好像在逛热闹的自由市场。但爸爸从来不离开纪念碑。他把每一分钟都花在读小字报和抄笔记本上。我厌倦了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写。我想回家跟我的朋友玩，想不通为什么爸爸要带我来。…虽然他当时没跟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想让我见证历史。”6
广场上的群众聚集在清明前的四月四日至五日达到高峰。五日晚，政府出动一万民兵用木棒将人群驱散，全城搜捕带头参与者。
“第二天，和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收音机上说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反革命运动已经被镇压了，任何收集了那些反动诗词文章的人必须上交工作单位，可免于刑事处罚。…督促闹事者投案自首的通告一遍又一遍，好象是那些日子里收音机中播放的唯一新闻。”6
沈彤的父亲沈天森连夜把所有的诗抄泡成纸浆，倒入厕所。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
（1）1976年的“成千上万的北京人疯狂抄录纪念碑下的那么多诗”与1980年代的 “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是同样的景观。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精神上的大饥荒。这正是政权最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人们没有了内在精神支撑时，便只能依附于政权这棵大树。
（2）每个人对“精神食粮”的需求量不同。同样的精神上的营养不良，在京城的知识分子那里会造成严重饥渴，而我的老家人则感觉似乎饱足。
（3）大家在心中有“共同的不满”。这是源于他们对自由的需求。这种不满会继续发酵、生长、聚集，对遏制了他们这个需求的体制发起冲击。
（4）另一方面，大家的不满又被恐惧感压制。这种恐惧感无处不在，他们每次尝试一些“越轨”的思想或行为就像是出洞觅食的老鼠一样，心跳加速、汗毛直竖，一瞥见猫的利爪便魂飞魄散。
纪念碑下的成千上万首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是：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二十个字准确刻画了对政权不满的大众的心态：
（1）对手是“笑”，自己是“悲”、“哭”、“洒泪” – 充满了焦躁和怨恨。
（2）对手是“豺狼”，自己是“雄杰” – 这是正义与邪恶的搏斗，而正义在自己的一边。
（3）解决矛盾的手段是“剑出鞘” – 暴力。没有商讨和交流的余地，只接受一种结局：把对手砍翻在地，自己站上高处。
这首诗成为众多天安门诗作中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说明这种解决冲突的态度被那时的大众普遍认可。
这样的态度也意味着冲突的双方没有可能共存于同一片天之下。好在镇压这次运动的政治势力（“四人帮”）随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沦为阶下囚，这才给了“剑出鞘”诗公开发表和在全国流行的机会。
十三年之后的再一次天安门运动（即本文的主题）也延续了同样的情绪和解决冲突的心态。
第三个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我的家乡小镇。1978年，讲述幼时被卖到南洋当妓女的日本妇女阿崎婆的电影《望乡》轰动全城。在那个年代，县城电影院通常每部电影只映一到两天、每天一到两场，而《望乡》史无前例放映三天，每天通宵达旦连轴放映。整整三天，电影院前挤得水泄不通。
或许可以把化学中的熵增加原理表述为：最整齐划一、没有自由的物质状态也是最渴望自由的状态。这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老家人的生活状态是最整齐划一的状态，他们的电影院中通常上映的是《地雷战》、《金光大道》、《火红的年代》这样的“革命电影”。但他们的好奇心并未泯灭。栗原小卷的炫目都市生活和田中绢代的凄楚故事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被震惊了。枯井中的青蛙做梦都想不到井外还有那么大的世界。再强大的极权也难以完全锁住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同时期的一些其它外国电影如《追捕》和《未来世界》也在小县城里激起了同样的轰动。
第四个例子是1979年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的张志新案。
张志新于1930年生于天津。“张志新身上有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很有名。张志勤告诉我，大姐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7
1969年，因不断发表对时政的异议，张志新被捕入狱。她在狱中受尽酷刑和凌辱，被逼精神失常。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枪决。为防她在大庭广众之下呼喊口号，由当时主政东北的毛远新（毛泽东之侄）首肯，在行刑前将其喉管割断。
1979年，即毛去世两年多后，张志新案在官方媒体公开，最早见于1979年《光明日报》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记者孙钧、苗家生、陈禹山）。抬手放行的是时为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
“《一份血写的报告》带回北京后，陈禹山先交给部主任卢云审，而后由副总编殷参和总编杨西光审，但考虑到所披露的是发生在新中国的极其残忍的法西斯罪行，又有‘好像是揭露无产阶级专政、揭露党的领导、太血淋淋、影响不好’等反对意见，稿子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7
于是在1979年6月5日发表的版本里，这情节被改为：“第二天临刑前，张志新被秘密带到监狱管理人员的一个办公室。接着来了几个人，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7
后来许多读者向《光明日报》编辑部追问“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话的意思。于是在一个多月之后，在姐妹篇《走向永生的足迹》中，作者把叙述又改回：“1975年4月4日，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7
又过了一个月，在《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一文中，又增加了：在被割气管时“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7
1979年夏季，张志新成为神州上下街谈巷议的人物，被年纪不大却喜欢关心成人世界的我在报纸上读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个割喉枪决的画面对幼时的我的感官震撼仍然历历在目。
张志新的直言和不屈代表了文革期间来自民间的向往自由的暗流，而张志新案在官方媒体得以发表则显示出权力结构内部的同情自由的暗流，其中包括后来引爆1989年学生运动的关键人物：胡耀邦。
张志新案被公开报道三个月之后，官方媒体上所有关于张志新的报道和评论被秘密叫停。张志新案很快淡出舆论视野。叫停执行得极低调，没有引起普通民众的任何注意。叫停的原因应该是这些报道使得对政权不满的暗流开始在大众之中酝酿，让当权者感到了不安。
第五个例子是1984年10月1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35周年庆祝游行正在举行，踌躇满志的中国最高实际领导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当北京大学的游行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城楼下时，几个学生打开一幅标语：“小平您好”。这一幕随着电视直播传遍了全国。
在我的老家，父母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时有些诧异。他们不习惯有人对最高领导人直呼其名。他们觉得这有些不敬，但游行队伍的那种欢庆气氛又是那么真诚，似乎在向他们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件事可作如下解读：
首先，在邓崛起之前，领袖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是神与人的关系；人理当向神顶礼膜拜。北大学生在游行中直呼邓小平的名字，其本意虽然是出于节省字数，要在有限的床单面积上写出个头最大的字，但其效果是借着全国电视直播在大众之中重新定义了一种更为平等的领袖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
其次，权力金字塔底部的大众一时还不能适应这样的认知转变。
第三，邓小平自己对此欣然领受。毛是暴君，而邓决意要走出毛的巨大的身影。作开创盛世的仁君对他似乎更有吸引力。
最后，这四个字获得了体制内外的一致认可，这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乐观、善意、平等的新气象的一个例证。
几年后的1989年4月，中共台办主任汪锋在会见台湾媒体人殷允芃时透露，“小平同志最近考虑，把‘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宪法》里拿出，放进《党章》。”8 不管这是邓的真实意图，或只是为了拉拢海外民意而放飞的探空气球，这口信背后的意愿透露出他对自己宏图大业的乐观、对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的向往。
第六个例子是1988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片《河殇》：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河殇》语言中的浪漫诗意多于学术的严谨，洋溢着年轻大卫挑战巨人歌利亚的急切。把中国的专制文明和西方的民主文明比作黄蓝二色，给我的视觉冲击至今难忘。只是我那时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知识几乎为零，没有意识到“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这样的用词在体制内许多人看来并不是普通的电视节目台词，而是挑战政权的全部合理合法性的檄文。
在政权的官方喉舌上对政权发起明目张胆的挑衅是异乎寻常的事。这样的事在那之前的共产党中国从未发生过，在那之后也再未发生过。《河殇》被允许在中央电视台高调播放的事折射出的信息是：在1980年代末，权力体制内部的开明派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其开明的程度超过了中共从建政至今一百年来的任何时期，也远远走在了我老家县城那样的金字塔底部的普通百姓的前面。
从这一章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在1970 – 19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政权严格控制社会已经数十年，精神的大饥荒在大众之中蔓延已久；另一方面，个人内心之中对自由的需要不可能被完全熄灭，它们一有机会便聚集、生长、寻找营养、表达自己。后一种倾向在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之中更为明显。
俗话说，饥不择食。对于精神饥饿已久的人，任何的精神食粮都香甜无比。一个例子是，据赵鼎新的统计，在1980年代，曾经有数十种“热”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流行，从功利导向的文凭热、经商热、特区热到思想文化导向的尼采热、报告文学热、讲座热、寻根热、新儒家热、流行歌曲热等。9 每一种“热”都指向一个在此前“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的中国社会中不曾存在过的方向。
这些新的价值也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根系深厚的传统价值之间发生冲突。一方面，那些很快接受了某些新鲜思想的人与他们周围固守传统的人之间会出现张力。另一方面，在那些接受了新鲜思想的人自己的价值观中，新鲜思想与专制等级文化对他们的一生熏陶之间也会出现张力。换句话说，新思想会遭到无处不在的传统价值的强烈的排异反应，其成活绝非易事。
诗人杨炼如此描述当时社会中的这种张力：“八八年我出国时，已经可以清晰嗅出空气里浓郁的压抑和愤怒，一根火柴就能将其引爆。所以，八九年的动荡，对我来说不仅不出乎意料，简直是势所必然。”
一位国内学者说：“八十年代不仅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十年，甚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十年。”这种特殊性的一个体现就是当时几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越来越激化的摩擦：摩擦的一方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一部分民众，他们对此前数十年的极度精神饥荒有强烈的反弹、对压制他们的专制制度极度厌恶、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如饥似渴；这一方也包括体制内部的开明人物 – 他们的开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对此前荒唐而蛮横的专制体制的反弹。摩擦的另一方包括体制内极权意识仍然深厚的保守派和社会金字塔底部仍然沉浸于数千年皇权文化之中的普通大众。
3. 挑战方的挑战方式
在以下四章中，我以挑战方和权力方的博弈方式及其心理动机为主线索、以时间为辅线索来叙述天安门运动的进程。
到了1980年代中期，自由的暗流已经在华夏大地之下的岩层中四处涌动，并数次涌出地面。1985年和1986年，中国多所大学相继爆发了学生抗议运动。1987年初，同情学生运动的党魁胡耀邦在保守派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另一方面，“自由”一词仍然是被底层普通大众视为瘟疫一般的字眼。在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中，即使对于沈天森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自由的那一点点争取也仍然是如火中取栗，既极度兴奋，又极度恐惧。这与“自由”一词在近几百年来的西方社会中牢固确立的崇高地位完全不同。
这从权力方对1986年学生运动的指控 – “资产阶级自由化” – 也可见一斑。 “自由化”之所以可能成为一种道德指控，说明那个时候“自由”的概念在中国普通大众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不堪。
在这一章中，我叙述1989年天安门运动初期的几种抗争形式。
3.1 大字报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这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间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当日晚间，全国许多所高校开始出现悼念胡耀邦和攻击权力体制的大字报。
此后的几天之内，我所在的大学的公告栏中大字报铺天盖地。每天从早到晚，公告栏前挤满了观众。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就，每张上字数不多，最密密麻麻的也不过是几百字（字多而小的大字报也称为小字报）。其煽动感情的功能胜过启发思考。
因为写大字报的人较多而公告栏的空间有限，通常每张大字报贴出后几个小时就会被新的大字报覆盖。公告栏中每天贴出的大字报大约有一百到数百张。个人署名的大字报很少。多数大字报是集体署名（如某某班）或不署名。
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分为几类：（1）口号、立场宣示、政治情感的发泄；（2）有关抗议活动的新闻简介，如新华门事件等；（3）罢课、游行、集会的倡议和演讲会等活动的预告；（4）官场内幕秘闻、历史分析、时事走向等。
政权并未对大字报进行明显的公开干预，尽管在镇压行动结束后体制的各种指控表明他们在运动期间一直在紧密监视公告栏中的动向。这种“隐忍”态度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首先，运动来势太猛，权力结构一时没有找到最稳妥的干预方法。其次，那时的政治气候较为开明，许多体制中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空气有一种亲近感，导致他们在运动初期采取的应对措施没那么极端。这从《河殇》这样的片子被允许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情形也可见一斑。
公告栏前的盛况与1976年天安门运动时“成千上万的北京人疯狂抄录纪念碑下的那么多诗”的景象是出于同样的心理需求。对于大字报的作者们，写大字报是他们发泄不满情绪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对于读者们，包括我自己，大字报是一种教育方式，如同当代海外网站的信息汪洋大海对翻墙出来的中国网民是一种教育方式，让他们看到在官方的新闻和书籍之中绝对看不到的观点和消息。
赵鼎新的调查发现大字报是运动期间北京市的大学生获取关于运动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9 这对我也是如此。我很快成了大字报的忠实读者，每天要去看好几次。
公告栏中不断更新的大字报一直持续到镇压结束，其读者群在运动后期则已经大幅度减少。在运动刚开始的两三个星期里，公告栏前的读者可以用里三层外三层来形容。到了五月下旬，公告栏前的读者之间已经可以拉开不小的间距。这应该是由于大字报的内容对读者们的新奇程度在逐渐退却。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虽然是个思想极为解放的时代，在大学校园中对政治问题有持久而深入兴趣的仍然只是少数。
3.2 聚集
阿伦特说：“只有对相互隔绝的人，恐怖才有绝对的统治力。所以专制政府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就是造成这种隔绝。” 隔绝大众是中共政权做得相当成功的一件事。除了通过严禁结社集会、鼓励告密和互相揭发，把个人之间的沟通隔绝，他们也通过封锁历史、限制出版、控制新闻，将个人与知识隔绝开来。
大众被互相隔绝之后，统治起他们来就轻而易举：
（1）力量对比悬殊。被隔绝的个人是独自面对整个权力体系。他的对手如此之强大，而他自己如此之渺小，他不敢想象自己的抗争除了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以外能对现状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2）个人的恐惧感在隔绝的状态中被放大。一个例子是，在我的老家，人们普遍有对鬼的恐惧，而这恐惧在独自一人身处僻静黑暗中时尤甚。有多人结伴或在熙熙攘攘之处时，鬼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3）个人的成长被阻滞。从知识的来源上来看，由于难以获得准确而全面的关于历史和社会的知识，人的认知水平很难发育，其行动力也很难成熟。从交流的程度上来看，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阻隔，个人的认知错误和局限没有机会在互动中得到纠正。
对大众的这种隔绝如同将他们逐个关入心理上的单人牢房。被禁闭已久之后，绝大多数人的独立判断力和行动力都会被摧毁殆尽。在前述朱锡侯先生的例子中，朱先生之所以在下意识里完全明白孰是孰非，却难于在意识的层面摆脱政权的挟制，这种隔绝当是原因之一。
成功的隔绝政策的结果是：被统治者虽然有亿万之数，却是一盘散沙，对统治者构不成任何威胁。
反抗的时机到时，被隔绝的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聚集。从早先的韩国、台湾到后来的缅甸、苏东剧变和阿拉伯之春，聚集是极权社会中大众争取自由的必由之路。
聚集的方式有许多种。除了最高调的街头示威，大字报可以说是一种观念的聚集。此外还有不直接与政权发生冲突的发生在民间的观念交流等。由于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开放氛围，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八九运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组织各种研讨会（如北大的“民主沙龙”），这是聚集的后一种形式。这些组织中的成员不仅对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有一定认同，也对可能到来的大规模群体抗争有一些思想准备，他们在八九运动开始之后很快成为运动的灵魂人物。
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则绝大多数是对社会现状有不满、想要发泄，但因为一直处在被隔绝的状态，没有机会形成清晰的政治理念，对与政权的公开对抗及要因此面对的后果也没有心理准备。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都需要克服一个最强大的敌人：他们自己的恐惧感。八九运动的每个参加者都明白“秋后算账”这个词的意思。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明白“法不责众”的道理。大规模的群众聚集就是表达自由意愿的风险最小的方式。
胡耀邦的去世提供了聚集的契机。八六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说：“胡耀邦本人并非那么重要，大家对他的尊崇有点过头了。但是在中国，领袖逝世是民众聚集的绝好借口。党不能禁止人民纪念党的领袖啊！因为葬礼是民众可以聚集的唯一机会，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聚集。只有民众聚集起来，事情才能发生。”10
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对于上街游行示威的抗争方式有完全的共识。这来自他们从小的耳濡目染，包括政权长期以来不断宣传的民国时期的多次“爱国学生运动”以及1976年到1986年之间的多次群众抗争运动，这些给他们提供了现成的模板，让他们不假思索地把高调对抗政权的大字报和街头示威当作他们主要的抗争方式。
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大量群众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这似乎是1976年天安门运动的翻版。
4月22日 ，广场上的一位受访者说： “这两天，我听到的《国际歌》声是有生以来最多的，也是最动人的。13年前，为悼念总理我曾来过这里。那时，我们感到失去了主心骨，有天塌地陷之感。而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的缆绳从伟人身上解下来系在了自己腰间。”11（《国际歌》以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的极具煽动力的歌词和沉郁有力的旋律成为这场运动的主题歌，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各种游行队伍中被无数次唱起。）
数千年来，大众不需自己思考、不需自己为自己选择人生方向。他们是精神上的未成年人，伟人是他们精神上的父母、是他们的“主心骨”，他们的安全感来自于伟人的巨肩之侧、铁腕之中。正是这样的心理依赖让我老家的人们在毛泽东去世时悲恸莫名，也是这样的心理依赖导致了朱锡侯先生被踢出“人民”之外时的巨大惶恐。
在1980年代，一些人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了，但是“把命运的缆绳从伟人身上解下来系在了自己腰间”的过程并没有那位受访者说的那么容易。如同心理渐渐独立的孩子要脱离父母的阴影的办法是厕身于其同龄伙伴之间，渴望把命运的缆绳系在自己腰间的人们钻进了人群中才找到了勇气。
《科技日报》是率先大胆报道学生行动的官方媒体：12
“4月22日，首都十里长街，沉浸在肃穆之中。庄严的大会堂，人民爱戴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在这里举行。从大会堂向西，直到八宝山，宽阔的马路两旁，里三层外三层，排列着数十万沉痛悼念耀邦同志的首都人民群众。引人注目的是10余万大学生的悼念队伍。
“早在22日零时，在几天来放满花圈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在天安门广场，群众用掌声迎来了自动、有秩序地前来悼念耀邦的第一支大学生队伍。白布横幅上署名──北京科技大学。学生们步履沉重，情绪平稳。队伍两侧，学生纠察队员牵手成链，绵绵不尽，护卫着学生队伍，以防外人进入。紧接着的是专程进京参加悼念活动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随后是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校学生队伍首尾相接，缓缓前进。队首已进入广场，队尾还远在几公里外的西单。记者回首西望，沿街徐徐向前的红旗、挽联一望无际，悲壮的国际歌声低回于春夜。
“凌晨3时，10余万大学生队伍全部进入广场，学生们依序排列，席地而坐，国歌、国际歌声此起彼伏，广场气氛雄浑悲壮。”
这是自共产党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公民抗议聚集（1976年清明节那一次或许规模更大，但基本上属于自发）。这一天的广场聚集奠定了此后整个运动的基调。
八九运动从四月中旬的小规模校内聚集发展到五月中旬的上百万人的大游行，规模一次比一次大，这是旁观者和潜在参与者的恐惧感逐渐消除、成为公开参与者的过程。
这种广场式的聚集规模宏大，让参加者们看到自己不再是独自与强大无比的政权搏斗，因而勇气倍增。并且，大规模的聚集给旁观者的视觉和听觉印象深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造成雪球效应。
但聚集起来的人之间和观念之间并没有广泛、深层、长时间的交流，因此挑战方难以成为拥有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成熟的章法、高效率的结构分工、经得起压力和时间考验的坚固组织。
3.3 发难
人民大会堂外的学生大军耐心等着追悼会开完，盼着胡耀邦遗体车队在广场出现。他们知道那时国家领导人葬礼的惯例是在人民大会堂内的追悼会结束后，遗体车队要环绕天安门广场行驶，然后开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学生苦等遗体车队不来，后来得知车队已经从人民大会堂后门直接驶向八宝山，避开了广场。
气势如虹的十万学生被晾在广场，心有不甘。
“郭海峰等三人再次出列，走上大会堂台阶后，泪流满面地双膝跪下，双手高举‘请愿书’，长跪达三十分钟之久。”13
双膝下跪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下者对在上者表示臣服的举动。这种臣服经常被解读为一种羞辱。俗话说的“男儿膝下有黄金” 的意思便是：下跪是羞辱，非血气男儿所为。
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向政府官员下跪是前朝的仪式，而共产党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是建立在彻底否定前朝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为底层大众许下的一个重要诺言便是人人平等。
所以，三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其形式是对自己和自己身后的十万学生的羞辱，其目的则是对权力方的羞辱。用戴晴的话来说，是“中国传统戏剧中高频出现的逼宫戏码”。8
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接受了下跪学生的请愿书，等于他们承认了自己跟前朝的皇帝老爷是一丘之貉。他们无法承受这样的颜面扫地。而如果他们闭门不受，就更显得冷酷无情。
一位北大三年级学生回忆：
“那个场景我是在现场的，那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当时大家离得很远，大概中间隔了十几排的武警，看到他们在武警的后面，跪在人民大会堂那么高大的殿堂，宽宽的台阶，粗大的柱子，他们三个瘦小的人影，跪在那里，把请愿书举在头顶。大家心中的悲愤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发泄的程度了，成千上万的同学在广场上一起痛哭。”14
“下午一时，当他们终于明白根本不会有什么李鹏接见时，他们彻底失望了。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队伍率先退出后，各校学生也有秩序地撤离广场。怀悲壮而来，负耻辱而去的他们，临行留下了‘为民请命，万死不辞’，‘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13
跪呈请愿书的抗争方式可以称为发难。发难的心理动机是双方相对实力的变化：原来是单个人不敢挑战强大无比的体制，怒气和怨气积压已久；现在是十万学生聚集，气势如虹，终于有实力向敌人叫阵了。发难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被对方羞辱。由此双方互相之间的敌意开始一步一步升级。
3.4 “点火”
除了自发的聚集，挑战者们展开的另一个行动是主动招募兵马。他们要那点燃那些骑墙观望者的勇气。
北大研究生封从德在《六四日记》中写他与同学熊焱在四月下旬到清华“点火”：
“熊焱口才极好，几百人站在雨中听，不时发出阵阵掌声或欢呼声。开始是我们讲，介绍北大新近的情况、阐述时局与请愿要求。后来，受到鼓舞的清华同学也上来演讲。渐渐地，话筒在清华同学中传递开来。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作为火种，我们已点燃了许多清华同学的热忱。他们热烈地讨论起清华该怎么办。”15
“点火”是极为生动形象的说法：点火成功，是因为可燃物的大量存在；小火苗很容易被风吹灭，但火大到一定程度时便难以扑灭。
反过来，点火者自己身在火气之中，很难平静地设想自己的这把火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从下面这位运动积极分子的回忆可见一斑：
“不少外国记者到各校园里采访。我碰到过一个美国记者，他说他采访过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但中国学生运动的规模之大让他印象最深。他问你们这么大规模的运动要争取的是什么？争取民主。有什么具体目标？学生答不上来。其实，最简单不过了：中国学生运动之所以与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不同，就在于没有要推翻政府的目的。而学生们所理解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最不能容忍外国人和一些中国‘学者们’对学生的这种批评：学生们搞民主却对民主的理论一窍不通。”16
许多专著对八九运动的起因有各种分析，如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物价高涨、知识分子待遇低下、大学生对前途悲观等。但上面这段话可以说相当准确地道出了这次运动的直接心理动机：对政权压制他们的自由权利的不满。这不满最终将全国上千万人动员起来加入到抗议队伍之中。
另一方面，美国记者也问到了这位热情洋溢的学生活动家的痛处。极权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以向极权政府高调索要这种权利是在虎口里拔牙，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弗洛姆17和伯林18认为自由有两种：消极自由 (negative freedom) 和积极自由 (positive freedom)。消极自由也可称为否定性自由，是一个人拒绝他人干涉自己言行的自由，这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本文第二章中讨论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也可称为肯定性自由，是人在现实的给定框架中 – 不管这个框架如何限制了他的消极自由 – 选择人生方向的自由。按照伯林的说法，积极自由是做自己的主人的自由。
两种自由的不同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监狱中的囚徒基本上没有消极自由。如果他也不懂得积极自由，他就没有了任何自由，他就会因此痛苦、焦躁、暴怒。但拥有积极自由的囚徒可以把坐牢当作对自己意志的试炼、可以用坐牢的机会回味往事、整理思路、计划未来。拥有这些自由让他心平气和。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两个人产生矛盾，年轻气盛者会将所有的情感集中于这个死结，对死结之外的广大空间、死结之后的悠长时间视而不见，因而将火气升级。心性沉稳者则知道，在矛盾激化时，对方作出理性反应的能力会下降，这对自己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定有帮助。他能看得到此事之外还有空间、此事之后还有时间，所以有更多的选项来将互动的路径导向与自己的长远目的更一致的那一条。这也是一种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来自身外、取决于社会环境，积极自由则是一种个人能力。外部的强力能锁住人的消极自由，但锁不住人的积极自由。
美国记者问到运动的具体目标时，是沿着积极自由的思路，而被采访者还沉浸在寻求消极自由的愤怒发泄中。这与两者的不同生活环境有关。在美国，游行示威不被禁止，大学校园中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示威抗议活动，所以抗议者没有向政府索要消极自由的需要；他们可以直接使用积极自由，心平气和地考虑他们的具体目的和手段。相比之下，1970 – 1980年代的中国的社会环境压抑得多，使得抗议者难以达到平和而理智的心态。对他们更有吸引力的是追求消极自由带来的那种情感释放。
两种自由的关系或许可以总结为：恰当使用积极自由可以使寻求消极自由的抗争更有成效。比如，一个有经验的抗争者可能会选择在不与有权者正面冲突的同时低调而直接地实践他的自由权利，试图迫使有权者逐渐适应自己的存在，即使他们不那么心甘情愿。
4. 权力方的应对方式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都是依靠在暴力流血中胜出而获得“坐江山”的权力，1949年建政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他们对此并不讳言，且以此为傲。有代表性的说法是毛泽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历史学家们对共产党在夺权征途上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据做出了各种统计。这里引用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拉梅尔 (Rudolph Rummel) 的统计数字：
1928-193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约九百万人；
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约一千九百万人；
1945-1949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约六百万人。
二十一年间，中国因政府行为的死亡人数 – 包括死于国民党之手、共产党之手和日本占领者之手 – 共三千五百万人。19
由于政权对资料的封锁，不同历史学家的统计数据有一定出入，但量级近似。
共产党当政后对付异己的手段更是前朝望尘莫及。一个例子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四川哥老会（“袍哥”）的命运。据王笛记载：袍哥是历来被清政府查禁的秘密组织，但数百年来，不仅未被朝廷剿灭，且不断发展，并在满清灭亡后的民国时期达到空前的规模。当时四川成年男性的七成左右都是袍哥成员。而在1949年解放军占领四川后，袍哥头目们被残酷镇压，仅新繁一个县便处决六百多人。三百年历史的袍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土崩瓦解。20
政权镇压民间组织的办法仍然是给它们贴上在百姓看来邪恶可怖的标签，如在建政之初的“土匪”、“反革命会道门”和后来的“邪教”、“黑社会”。这样，除灭它们就有了充分的道义基础。
除了镇压民间组织，共产党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推行强力清洗。据拉梅尔教授的统计，从建政的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中国因政府行为的死亡人数是：
1949-1953年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时期：约八百万人，
1954-1958年集体化时期：约八百万人；
1959-1963年大饥荒时期：约三千八百万人；
1964-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约八百万人。
二十几年间，大陆一共有六千二百万人死于非命。19
毛泽东去世后，政权中的开明派开始取得一些话语权，试图对高压恐怖政策作出改变。《河殇》被允许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放的例子就显示出这种改变的迹象。开明派的领军人物就是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但政权中保守派的阵地依然坚固。同样以《河殇》为例，其被允许在党的喉舌高调播出使他们大为光火。21
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身处两派的中间，试图巧妙平衡左右。在他看来，保守派当道将会葬送他的经济强国蓝图，而改革派独大很可能将葬送共产党对社会的铁腕控制。只有他自己的大手指出的方向才是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行进的方向。
但对于知识界越来越高调的不同声音，他开始感到不耐烦。
4月26日，即学生代表跪呈请愿书的第四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社论语气咄咄逼人，充斥着各种恐怖的标签：“制造谣言”、“蛊惑群众”、“成立非法组织”、“阴谋”等。把其中的任何一个标签加在一个学生的身上都将毁掉他的一生前途。
社论是保守派趁着赵紫阳出访朝鲜之际，在赵不知情的情况下征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推出的。
从上一章和这一章的讨论可以看出，挑战方中的激进分子和权力方中的保守派对待冲突的手段相似，都是羞辱对方、以势压人。
尽管面对力量无比强大而手段无比强硬的对手，挑战方仍然在其后的几十天中把这场运动推向了庞大的规模。其可能原因是：
（1）大众被数十年的恐怖统治压抑，积累了巨大的怒气。
（2）挑战者的无畏；这主要是由于他们不了解权力方的血腥历史。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是因为胆略，而是因为无知。
（3）人群中的其他人都跟自己意见相同时，每个成员都会产生自己比对手强大许多的幻觉，这就是人群效应（最后一章会详细讨论）。这鼓励他们不断冒险向权力方进逼。
（4）权力体系内的开明派仍然拥有较大的势力，保守派无法完全任性行事。一个佐证是在1980年代，权力体制的公开反对者们受到的惩罚平均而言比1976年之前轻许多。9
5. 挑战方的节日
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是八九天安门运动的高潮。在这一章中，我以时间顺序，以挑战方的活动为主线索来描述这段时间的一些主要事件。
5.1 4月27日
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前一天宣布的 “4.26社论”。
“上午8时许，北京38所高校（有报导称54所高校）的数万名学生冲破阻力，上街游行。…… 学生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造成数十万群众围观，致使交通受到堵塞。学生和公安武警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在长达十几小时的游行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北大等校学生游行队伍在中央民族学院形成第一次大汇合。上午10时30分，警方在人民大学附近的友谊宾馆门前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几分钟即被北大等校游行队伍冲破。在车公庄二环路口，与来自东部院校的学生形成第二次大汇合，冲破数百名警察手挽手组成的封锁线后，沿市区交通要道二环路行进。”22
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记载：
“当队伍行走到北面的安定门高架桥时，桥上桥下，围观者如潮如海。‘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的呼声从高楼群到大街上，彼此呼应，形成共振。一个工人模样的青年，举着自己不到三岁的孩子在头顶挥舞，婴儿乐极，持续整整半个小时。许多学生都上前去摸孩子的头。一个领队的学生用干得泛白的嘴唇声音嘶哑地喊着：‘水！水！’于是，有人也提了水桶，站到了游行队伍前。
“路过的车上，有人朝学生队伍里扔下十元一张的人民币数十张。北新桥一带的冰棒、汽水、酸奶全被居民抢购一空送往游行队伍。后来的人买不到，就成箱地买可口可乐，排在后面的人够不着，直嚷嚷‘我全包了！’。一辆给学生送食品的平板三轮车，由一位模样挺标致的姑娘蹬着，两旁有自行车开道护送，神气活现地叫着‘闪开闪开！’俨然当年的‘支前模范’一般。
“豁口一带，一伙个体户在一起议论：这些学生年龄小，又没钱，累成这样，还不是为了我们？一个开饭馆的说，让我去给他们炒几个菜！菜炒好以后，他硬是从外面拖进来一个头上缠红布条的学生，要请这个客。那个学生推托半天，说‘绝对不能吃’，才被放了。” 13
在平时，大学生和市民的生活基本上没有交集，他们关心的东西也南辕北辙。但在那一天，他们发现了共同语言。在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权力，所以政府也要对民间所有的不满负起责任。喜爱关心天下大事的北京市民对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贪污腐败早已严重不满，但没有胆量公开表达。大学生做了他们不敢做的事。
一位参加了游行的学生在日记中写下他们傍晚凯旋返校时的经历：
“每当经过一座立交桥，像朝阳门，东直门，就会看到立交桥上站满了人，并热烈地向我们鼓掌致意，同学们于是又起劲地喊起口号来，像接受检阅一样从桥下通过。
“队伍转过二环路的东北角，踏上了北二环路。此时暮色已悄然降下。这段路，人和车都很少，同学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和兴奋了，队伍轰的一下在马路上撒开了，纠察队也没了，大家叫啊，喊啊，唱啊，挥舞着手中的旗帜，把一天里最得意，最来劲的口号来了个大总结。常常是这边喊完那边喊，这边一唱那边和，此起彼伏，互相呼应，喊得好的旁边就哄着再来一个，同学们欢乐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走在这欢乐的人群中，这种快乐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有这么多人和你一起笑，一起叫，同喜同悲，一样的爱憎，一起努力，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这种快乐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我喊啊，笑啊，觉得有生以来从未如此舒畅过，从心到口，觉得从未如此直率过，从未如此的没有顾忌。整个人完全融汇在周围一片欢乐热烈的浪潮中！
“有个外国心理学家曾说，人生有一种快乐的最高状态，称为高峰体验。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它，我现在所感受到的这种欢乐，这就是高峰体验！我知道我这个人，在这一刻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经过这一晚，我将会有点不同了！”23
他们有许多理由兴奋莫名：（1）生命能量被强权压抑太久，一朝得以尽情释放。（2）他们互相之间被隔绝太久，忽然发现成千上万的同道，找到了归属感。（3）冲破了军警的好几道人墙，环北京市区一圈，全身而返，有成就感。（4）得到了北京市民的热切支持，成了明星。如果游行队伍两旁的街道冷冷清清，他们的激动程度应该会减色不少。
四月底到五月底的京城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这与黄文雄对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回忆颇有相似之处：
“起义的前几天就像节日一样。每个人都那么快乐。本省人控制了岛上的大部分地方。晚上会听到枪声。白天很平静。但国民党援军从大陆开过来后情况就变了。火车站贴着被枪决的人的名字。朋友被绳子绑了双手抓走。大家怕得要疯了。此后你必须得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24
相隔42年的两段“节日”都是源于被强权压制许久之后情感突然得以释放的快感。
5.2 5月4日
5月4日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自治组织“筹委会”再次发起向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倡议。北大学运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沈彤在其自传中回忆（游行结束后回家见到父亲沈天森）：
“我能看出他生气的同时也高兴。那天对学生和民主运动是个美好的日子，他也跟别的北京市民一样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但他还是不喜欢我在游行时那样出头露面。我出去时，我听到他跟母亲说：‘我的同事们都问我，儿子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
“‘你怎么回答？’母亲问。
“我已经出到院子里，拿了我的自行车要回学校，但停步决定听下去。
“‘我跟他们说，是因为我们 – 我们这一代人 – 当懦夫太久了。’”6
沈天森的 “高兴”是因为儿子做了他也想做却不敢做的事。他的“生气” 是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他太了解政府的手段了。
“当懦夫太久”，便完全习惯了懦夫的生活，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是懦夫的生活。儿子的勇气让父亲意识到他这一代人的貌似正常的生活的不正常。他们也有对自由的渴望 – 如沈天森在1976年的天安门运动中疯狂抄写纪念碑上张贴的诗歌，但这渴望被自己的恐惧感压制了多年。终于，天气在转暖，恐惧在消退，渴望在苏醒。这是北京市民对学生运动的倾情支持的主要原因。
5.3 5月12日
五四大游行后，学运激进分子点起来的火在慢慢冷却，他们向权力方提出的要求也遭到冷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开始酝酿一个更大胆的发难方式。
沈彤在自传中回忆（5月12日晚，北大三角地旁29楼）：
“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树下面是一片黑脑袋的海洋，几千名学生静静地站着，注视着前方那个单薄的喇叭，从那里传出柴玲的演讲。我没有出声，也没有动；我被她的话感动了。柴玲的演讲富于人性、直截了当，比所有别的演讲都打动我。我一整天都在试图理解绝食这个主意，但只有柴玲让我想通了为什么学生要做出那样的牺牲。我们是在要求政府对话和承认，但为这两件事值得去死吗？我不觉得。但柴玲的演讲让我和许多人意识到绝食是为了比这两件事重要得多的目的：绝食学生愿意为了看清政府的真面目去死。”6
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理解这段话：
（1）“要求政府对话和承认”却被冷落时，学生领袖们感到被羞辱。“愿意为了看清政府的真面目去死“则是要以最极端的方式来羞辱对手。这与跪呈请愿书的心理动机如出一辙。
（2）由于权力方对历史的封锁，学生们不了解中国当代史。一个曾将几千万人毙于手下的政权当然不会被几千人的绝食行动屈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方的愚民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它有有利于自己的效果：把血腥的历史掩盖，从而较少激起大众的反感；也有不利于自己的效果：让挑战者因无知而无畏，一次一次地把自己逼到狗急跳墙。
一直关注北京学运的北师大留学生、BBC兼职记者Philip Cunningham（金培力）这样评论绝食运动：
“五月四日的游行和五月十二日的抗议的主要诉求都是言论自由，两次的气氛都和平、向上，我全心赞同。但现在事情向毁灭的方向转了，因为绝食是一种对自己的暴力。绝食也在局势的天平上放了个定时炸弹：矛盾必须在有人饿死之前有个解决。绝食行动将支持者和‘敌人’的感情同时劫持，这像是有人在自认为未得到足够关注时以威胁自杀来操纵或报复他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无可选择：如果他们不举手投降，就会有绝食者的死亡。这不是要求言论自由的游行了；这是向死亡的进军。”25
赵鼎新发现八九运动的口号和活动形式反而比早得多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9这可能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多来自接受西学熏陶较多的社会中上层家庭，而1980年代的大学生成长于“一部短篇小说可以全民阅读”的极度精神饥荒时代。绝食运动可作为赵鼎新这个观察的一个佐证：以自杀或自残来迫使对手妥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在农村中常见的斗争策略。
5.4 5月13日
在北大三角地的学生广播站，柴玲宣读了她的《绝食书》，正式拉开绝食运动的序幕：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当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 – 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
“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 – 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鸟将去矣，其鸣也哀。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柴玲的丈夫封从德是北大研究生、广播台负责人、绝食的另一位组织者。
“当她念到一半时，我已被《绝食书》震撼。之后，我在广播中反复播放其录音，常常都会泪流满面。后来知道，许多人都流了泪。”15
在八九运动期间产生的大量文字中，最能反映这场运动的情感特色的文字可能非《绝食书》莫属：火一般的青春激情、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用道德审判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
从胡耀邦去世的4月15日到绝食运动开始的5月13日，权力方除了发布4.26社论之外已经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强力反扑，北京的大街上到处洋溢着“起义”的节日气氛。在这样的情景中，挑战方很容易忘记自己与对手的实力对比：
权力方：（1）从组织的历史来看，权力方建党已经六十多年、建政已经四十年；（2）从空间来看，权力方的组织覆盖了全国十亿人，笼罩国土的每一个角落。（3）从组织结构的质量来看，权力方掌握了所有的物质和资讯资源、组织高度严密。（4）从民意支持度来看，权力方得到了多数社会成员、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成员的支持。（5）权力方是名副其实的“知己知彼” – 挑战方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之中。
挑战方：（1）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2）成员之间没有深入的交流和信任。（3）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一股怒气，这样的情绪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4）对对手的能力、社会支持度、狠辣手段等没有准确的把握。
5.5 5月14日
记者戴晴、《河殇》作者苏晓康等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赶到设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绝食营地，试图劝学生停止绝食行动。
王超华回忆：“戴晴开始讲解学者作家们希望学生们做什么。她讲的时候，广场相当安静。她提到下午的座谈会和第二天的一个版面，但是很显然，在那种气氛中没有人能理解这个版面的意义。她还试着再次肯定学运的成绩，但语气并不激昂，人群也就保持着安静等她往下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这种无法预料的成千上万人的暂时安静很可怕。终于，她开始说到让赵紫阳或李鹏出来见见大家，大家就撤回学校去。人群中有些骚动，但基本上还是安静的，有人大声问：‘他们出来说什么？’戴晴似乎对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准备，略停了停才说，‘让他们对大家说，同学们好！大家辛苦了！（她把声调提高）我们就回去，好不好？’听得出来，她在极力设法让人们接受她的方案，这个‘好不好’喊得甚至带有煽动性口吻。”25
绝食学生终于听明白了戴晴的弦外之音：别闹了，回家玩去吧。
“这回人群真的开始骚动了。我记得，或者是，我当时觉得，人们像欢呼一样高喊着回答她：‘不——好——！’”25
几个因素决定了戴晴的建议很难被学生们接受：（1）绝食行动刚刚开始，士气正高昂，无论谁出来泼冷水都是螳臂当车。绝食学生期待的是像英雄一样被接待，而戴晴的主张 – 政府首脑过来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话 – 虽然如果真的得以实现，将已经是政府很大的让步，在绝食学生那里听起来却像是在讨嗟来之食。（2）在公开的群众集会中，稳健和退却的主张通常都不如激进的主张有吸引力。（3）戴晴给出的请学生结束绝食的理由很勉强。她自有充分的理由，这将在下面讨论，但这理由不适合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讲。
将当时在场的三位重要人物后来的回忆摆在一起，颇有《罗生门》的味道。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绝食运动领袖的柴玲回忆：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什么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拼命地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帮助政府，或者不让政府采取这种措施，而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把我们瓦解掉、分化掉，让我们撤离广场。”27
在绝食现场怒夺戴晴话筒的封从德后来回忆：“几个星期以来的经验，令我深知这批共产党培养或迫害下成长的知识分子的懦弱。他们害怕共产党，没有胆量和能力承担启蒙者的角色，也没为运动提供成熟的理论或战略。学生组织缺乏有胆气的学者做参谋，运动缺乏思想体系。戴晴明显有一种精英意识，以为一说什么民众便会跟从，对民众既没有体验，也没有信心，更不会与民众‘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15
戴晴的评论则是： “八九年春天，由於先有了‘运动’而匆匆拼凑起来的‘组织’实际处於刚刚从‘党／国’控制模式下脱胎出来的无序状态，而它的後来占据了领导地位的领袖，只是一些视革命为节日的勇敢分子，他们对自由、民主、现代化的理解极为有限，不仅受到中国历史文化的限制，也受到他们自身成长经历的限制。”28
对于同一件事的如此不同的解读反映了三个人的认知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
（1）柴玲看重的是组织的生存和自己对它的控制。她把不同意见视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的阴暗动机、害怕的是她的组织在“政府最终狗急跳墙”之前散伙。她把撤离广场看作完全不可接受的失败，不认为一场运动可以有张有驰、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坚守。
（2）封从德欣赏运动参与者的“胆量和能力”，看不起的是“懦弱”和“害怕”。他在二十年后撰写的《天安门日记》也反映出同样的价值倾向。15
（3）戴晴认为学生领袖们完全没有领导这场运动所需要的阅历。
以柴玲、封从德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戴晴为代表的温和派反映了挑战方之中的两种互相对立的认知。如前文所述，在权力方的阵营中也存在保守派和温和派两种互相对立的认知。随着运动的发展，双方阵营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每一方阵营中的两派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深。到最后，两个阵营中的温和派都失去了话语权，这场冲突只能以暴力了结。
戴晴一行人劝学生停止绝食的真正用意可以从苏晓康后来的回忆中有所了解：“八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金水桥的栏杆旁，张望那沸腾广场上的黑压压一片，心里焦急的只有一件事情：怎么才能让这些绝食的学生，和前来助威、呵护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是会开枪的？那是已经杀了四、五千万人之后依然存在的一个难题！”29
红色家庭出身、身为著名记者的戴晴自然不会不知道共产党的血腥历史，但她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讲这些事。一方面，她并不打算与政权撕破脸皮。另一方面，她知道士气如虹的学生们是不可能被吓回去的。
而学生们不可能领会戴晴的这番苦心。八六学潮的精神领袖方励之后来评论说：“这些学生不懂。他们是文革以后长大的，从来没有见过党大规模杀人。”10这自然是政权掩盖历史、封锁新闻的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
除了认知背景和个人价值观的差异，三个人对事件的不同解读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年龄。罗素曾把人的青年时期比作一条河湍急四溅的上游，把中年时期比作其静水流深的中游。在这里可以把前一个比方用在柴玲和封从德的身上、把后一个比方用在戴晴的身上。
5.6 5月14 – 16日
知识分子的劝阻失败，绝食活动继续进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后来的三千多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的一大片地方。几天后，绝食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很无奈。整个六四给人的感觉都是一种特别悲壮特别无奈的感觉，你一步一步地被逼到一种无奈的境地里。你总是想说要看看这些人还有没有良心，还有没有人性，当然最后实际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旁边的人都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整个街上都是急救车呼啸的声音。那时候不是说怕死，而是觉得你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绝望，觉得在这个世道上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哭坐在那里，其实身体已经没有感觉了，真觉得对这个世道绝望了。”14
“几天下来，绝食的学生开始有休克的。５月１６日艺术院校的几个学生开始绝食绝水。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立起一幅巨画，画中是一个跪在地上的赤裸少女，她的眼中有着哀求、怨恨、悲愤的复杂心情。她当然就是请愿学生的写照：面对强权和暴虐，学生们所能做的只剩下请求，请求得不到回响就是悲愤。在画像前一块明显的空地上，几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一字排开地躺着，身上盖着白布。不远有医生和护士守护，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检视，一有危险就赶紧送医院。实际上有几个是几进几出了：被送进医院，打了点滴，抢救过来还坚持再回到绝食的现场。他们是置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于不顾，要想唤起良知。”16
抗争者仍然要到“强权和暴虐”那里去“请求”，“请求得不到回响就是悲愤”，这再次说明几个星期前天安门广场上那位成年人的说法“我所感受到的是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的缆绳从伟人身上解下来系在了自己腰间”是过于乐观了。不管把绝食运动理解为是到 “强权和暴虐” 那里去“请求”还是对他们进行道德勒索，绝食者们都是把判断和行为的最终决定权交在统治者手中。他们命运的缆绳仍然还系在统治者的腰间。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情绪是“悲壮”、“无奈”、“绝望”、“哀求、怨恨、悲愤”，而不是心如止水。
5.7 5月17日
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绝食运动得到举国关注。五月十七日那天，全国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第二天的《中国青年报》文章《共和国：紧迫关头》（记者刘扬）报道了那天的盛况：
“昨天从全国各地传来的消息令人难以平静：发生了学生和社会各界上街游行、集会、静坐以声援北京学生的城市，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东南沿海，有上海、广州、海口、福州、南京、深圳、苏州、扬州、无锡等市；在重工业企业最为密集的东三省有沈阳、长春、哈尔滨；在西部，有成都、重庆、兰州、西安、太原、贵阳、昆明；此外还有天津、武汉、长沙、石家庄、徐州、唐山等。上述城市出现的游行声援队伍人数多则１０万，少则数千，其中有几个城市还发生了当地大学生绝食请愿，声援北京学生的情况。
“显而易见，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令人震惊的狂潮。
“在昨天的天安门广场上，除几天来多次出现的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的人士外，又出现了企业家们以及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店员；以及大批的出租汽车司机和个体户，这些公民通常被认为是１０年改革受益最大的阶层；还出现了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另外，还有大批普通市民及来京游览、出差的外地公民。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游行声援队伍，出现在绝食学生身旁。”30
绝食运动得到这样规模的关注的可能因素包括：（1）绝食者感受到的压抑也是许多普通人感受到的压抑；绝食者传达的情绪，如对体制弊端的不满、对社会前途的忧虑，也是许多普通人心中的情绪。两者之间发生了共鸣。（2）一方面，以绝食来抗议政府、为民请命在中国是一种新的做法，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绝食抗议是一种道德审判，这又是中国大众文化传统中最常见的处理冲突的方式。
五月17日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游行当是八九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整个运动的最高峰。
5.8 5月下旬
在运动初期的四月中下旬和五月上旬，游行队伍中的标语和口号的内容相当克制，限于悼念胡耀邦、争取民主自由、反对腐败等。这在五月中旬之后开始改变。到了五月下旬，政府失去对北京街头的控制已有一个多月，游行队伍开始口无遮拦，痛快开骂。口号和标语中被骂得最狠的是被公认为体制内保守派代理人的总理李鹏。以下是一些例子：
李鹏是蠢材，赶快赶下台。
只要李鹏倒，大家都叫好。
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
李鹏不自杀，我们不回家。
李鹏不枪毙，我们不顺气。
李鹏脸皮厚，三枪打不透。31
辱骂最高实际领导人邓小平的口号和标语也有不少。
游行队伍中口号和标语的口气的演变反映了博弈双方心理优势的演变。在运动初期，对政权的长期以来的恐惧感还重重压在抗议者们的心头，所以他们小心翼翼。到了后来，运动的支持者越来越多，北京城里到处都是抗议示威者，天安门广场上每天人山人海，连官方媒体都大幅度报道，而政府始终未拿出得力手段来应对，抗议者们眼中的权力关系便反转了。他们从被压迫者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了压迫者，可以向平日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些大人物尽情开骂了。
5月23日，戒严令宣布几天之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起草通过了《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宣言，其中有相当激进的政治宣示：“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无能的政府是一定会倒台的！”。32
6. 权力方的反击
在西方民主国家，通常是实力相近而理念对立的两个主要政党轮流执政，这意味着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大约一半民众反对现政府。相比之下，八九运动规模最盛时，上街游行的民众也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这部分人只占中国整个民意光谱中很小的一部分。光谱的绝大部分是如我的老家人那样的完全认同政权的行为方式的人。他们或许会在私下里对“朝中事”在父老乡亲面前发一通牢骚，但绝对不会以大字报、游行、请愿、上书等公开方式去陈述自己的政见。实际上，他们压根不认为自己对国家大事有任何真正的发言权。这些人可以称为“沉默的大多数”。沉默的大多数是体制权力的合理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极权制度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权力方从来都是只接受百分之百的顺从，所以这百分之一的不同声音已经把他们惊出一身冷汗。
久居中国的McCormack 和Blair教授观察：
“政府镇压异见是出于纯粹中国特色的理由。国家领导人不能承受脸面被扫的局面，所以不允许任何公开的异见。违抗他们的人就是威胁支撑整个金字塔体制的忠孝文化。…所以只有很少数人选择用极端形式抗议，而这些抗议者必须意识到他们不仅是在向中央政府的无上威力发难，而且是在向社会的通行价值观发难。”33
两位教授观察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的最强大的支持者是中国的忠孝文化：在上者的一切均为合理，在下者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文化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流淌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元老们到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从中华民族的几十代远祖到当代人，无一不是在这种忠孝文化的哺育下长大。
在这种金字塔文化中，挑战方想要随意驰骋自己的意愿，只有一种可能：将在上者挑于马下，自己变成在上者。但在上者自然不会乖乖引颈就戮。
在这一章中，我以权力方的反应为线索来讨论运动后期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6.1 开明派败退
组织的底线是生存；任何崇高的理想和价值都是次要的装饰品。所以，一个人一旦隶属于某个组织，他就失去了一些自由：他的行为必须符合组织的生存需要；如果它危及到了组织的生存，他就丢失了在组织之内的合法地位。在1989年五月，同情天安门运动的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在改革开放高歌猛进、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开明派尚有能力论证自己的各种做法符合这个组织的长远利益。保守派虽然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台面上也摆不出更多的挤垮他们的理由。
1989年初，虽然中国的知识界已经是暗流涌动，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自己把握局势的能力仍然胸有成竹。3月3日，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知识界异见人士近来的一些高调活动时，邓仍然摆出“仁君”的姿态：“闹过头了再采取措施。触犯法律我们再采取措施，不然就是一种政见。”8。他仍然倚重赵紫阳的改革派；他要靠这些人来大力推进自己的经济强国梦想。
但在挑战方已经罢课、绝食、占领天安门广场一个月之久，让他的政府颜面扫地时，邓开始失去了耐心。他的底线是：孙猴子翻几个跟头无妨，但必须是在自己的如来佛掌心之中。可是抗争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咄咄逼人，他看到他的改革派大将们根本无法掌控局面。
五月中旬之后，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保守派占据了上风，改革派丢盔卸甲。抗争者们失去了在体制内的同情者。
对于邓而言，以“仁君”清誉载入史册固然是一件美事，但其前半生毕竟是靠暴力杀人扬名立万的。比之仁君虚名，暴君的手段与他更亲近得多。
6.2 戒严
五月中旬，即抗议活动开始一个月后，权力方解决了内部的分歧，罢免了总书记赵紫阳，决定用铁腕解决问题。
“五月十九日，星期五，黄昏时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向北京市区进发，试图控制天安门广场。戒严命令要到第二天早上才宣布，但政府想在公布之前突然袭击，把部队布置到位。”10
据吴仁华的调查，戒严部队的规模是：
“中共当局为了镇压1989年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中共当局和邓小平、杨尚昆等人确实也是完全按照战争时期的方式来行事的，从军队的调动到进军路线的安排，从通信联络方式，到启用部队临时代号，等等。
“笔者在基本确定了每一支部队进京的师、团级单位之后，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邓小平、杨尚昆调动了18万到25万的解放军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参与北京戒严行动是可信的。”34
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当然用不了二十万大军。权力方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有几个可能的动机：
（1）由于镇压平民是违背道义的事，他们要对付可能会违抗命令的各种内部势力。
（2）“是情急之下的狗急跳墙之举 (the panicking of a desperate state)”。10
（3）权力方维持其权力的看家本领就是在大众之中制造恐惧感，所以近年来各种反对者不断的挑衅让权力方终于痛下决心：制造大规模恐惧感的时候到了。胡平认为，“一个人民既不信任又不恐惧的政府是无法立足的。中共既然拒绝作出令人满意的让步，它就必然要采取严酷的镇压。所以，它的所谓戒严，其目的决不在于仅仅是恢复广场的秩序。它必须要恢复的是人民对它的恐惧。由于人民的勇气已经通过民运而空前提高，因此它就必须采用空前恐怖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35那些年坊间流传的一句据传出自政权内保守派的说法“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反映的就是这种想法。一千人的军队或许足够把所有的示威者从街上驱离，但远远不足以在整个华夏大地造成空前的恐惧感、把那些对政权不满者吓得体似筛糠，彻底断绝非分之想。
在戒严令颁布的同时，军队也进驻各大新闻机构，媒体对运动的全面报道嘎然而止。
6.3 遇阻
戒严部队马上遇到了阻力。
“军方没有料到市民的反应那么快。在戒严令发布之前，甚至在学生发觉部队的行动之前，市民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军方派遣的每一支部队 – 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入 – 都被拦截，开始是被数以百计的普通人，然后是数以千计，然后是数以万计。… 参与的群众如此众多、行动如此之快，以至于几个小时后你就忘了市民的胜利是从完全自发、没有任何事先计划、没有任何指令渠道的状态开始的。市民的行动 – 或许是由于对绝食学生的同情，或许是由于上个星期在天安门广场的百万人大游行，或许是由于学生对公民权利的呼吁 – 就这样成就了。……
“戒严是个非常措施，通常也是个狗急跳墙的措施。这显示公共秩序已经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这显示政府的权威已经受到威胁。这情形对于中国是第一次，对于中国的领导人们也是第一次。”10
组织与个人一样有求生欲，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也会“狗急跳墙”，把所有的道德考虑和长远后果抛在脑后。
戒严的一个无意之中的效果是它将对手的阵营急剧扩张：本来是旁观者的北京市民现在正式成为对抗权力的主力军。
一般而言，市民们的思维方式比大学生更倾向于对抗模式，于是在冲突升级时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更大。
堵军车的行动虽然大获成功，但远非大获全胜。二十天后，一位北京学生坐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旁边一位阿姨则告诉我，她住在海军大院。戒严令下达时，虽然群众和学生在各处堵军车，可她们大院里，早就住上了军队。她说：６·４前几天，我就知道广场上的学生要糟。住在我们院里的部队，天天开的都是一级战备灶，每天都在院内的操场上嗷嗷地操练。到６·４前几天，子弹都发下来了！看着他们在那里擦枪，上子弹，退子弹，一个劲地练，我就知道广场上的学生要倒霉了。”23
6.4 大开杀戒
五月31日到六月一日，高层形成了武力清场的共识。
六月三日晚饭时分，我在校园宿舍的收音机中听到电台突然反复播放通告，警告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所有人不得上街，否则后果自负。我感到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那天晚上校园中的空气有一种亢奋。那好像是一场群架造势已久，而终极对决迟迟没有发生，围观者的好奇已渐渐磨损。但每个人都知道事情还没有完。他们都在期待着什么。
然后，号角吹响了。
于是好多已经很久不再关心广场之事的同学也决定去广场看看。
许多北京市民也这样想。据吴仁华统计，当天晚上“参与围堵军队的民众逾百万”。36许多回忆者后来都说他们是要去“见证历史”。
这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军队会开枪。
我听到那反复播放的警告之后心里开始矛盾。一方面，好奇心驱使我很想去广场看看。另一方面，我从那警告的严厉措辞之中嗅出了死亡的味道。反复权衡之后，我决定不去广场。
我与多数人作出相反决定的原因是我有比他们更深的对政权的恐惧感。这将在下一章中有更多的讨论。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冲动、愤怒或好奇的学生和市民们没有兴趣了解他们对手阵营中的情形。
“几乎是所有的解放军戒严部队军人在接到部队开进命令后，都迫不及待地杀出封闭已久的临时驻地。当天安门广场清场命令下达之时，几乎在每一个解放军戒严部队的临时驻地都是欢声雷动，磨刀霍霍，官兵们的普遍心理是：终于等到了报仇和立功的机会。据现场目睹者说，1989年6月3日晚上，陆军第38集团军和陆军第63集团军等部队在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的机关大院举行出发前的誓师大会，全体官兵杀声震天，令人不寒而栗。”37
士兵们在军营中日复一日打杀操练，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用枪杆子说话。这个时刻终于到来时，不难想象他们的亢奋。并且，他们对付的是平民，不需要有送上自己性命的恐惧感。
士兵们的仇恨和亢奋情绪有两个可能的因素：首先是政权的成功的隔绝政策。上级控制了他们的消息来源，他们完全不了解北京大学生和市民抗议的内容，只知道街上有“反革命”暴徒要他们清剿。他们认为自己射出的是正义的子弹。其次，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子弟，无条件认同体制，而对这场抗争运动的诉求相对陌生。
38集团军从京西的总参杀出，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和六部口一路杀向天安门，是那天晚上杀人最多的部队。
从电台反复警告大家不要上街的动作来看，权力方希望流血越少越好。但少流血比起镇压行动的成功来只是第二位的考虑。他们比对方的实力高出太多太多，有能力单方面决定冲突的结果，而他们的对手只有承受。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是北京的高中生，三日晚上背着父母去了长安街。
“六月三日晚上，朋友到他们家一起吃晚饭。饭桌上的主要话题是政府会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学生赶出广场。‘妈妈，你认为他们会开枪吗？’王楠问。‘不可能！’她回答，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混乱中共产党也没有向人民开枪。……那天深夜，枪声响起时，她不相信那是真子弹。当枪声持续大作时，她开始害怕。从窗户看出去，她儿子的房间灯还亮着，于是她觉得他还在家。……六月十四日，屠杀后的第十天，张先玲接到了她一直在等的那个电话。她儿子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跟她儿子年龄和相貌很像的一具尸体被拉到了护国寺中医院。那位工作人员说，尸体被拉到这个又小又没名气的医院是因为所有医院的太平间都满了。她去了。那就是她儿子。一颗子弹从他的前额穿进去，从左耳后穿出，把他的红色自行车头盔打出一个坑。”38
沈彤后来回忆：“大家都觉得他们能够堵成军车，而且每个人都相信一定不会用真枪实弹。”39
不知道历史的还有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几天后中央电视台通缉令上的第一号人物。“那天夜里我确切知道开枪、死了那么多人之后，我没有任何愤慨、惋惜和悲痛。我整个心情是麻木的、一片空白。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开枪。”40
挑战方认为只会有橡皮子弹、棍棒和催泪弹，而他们会在“最后的斗争”后大获全胜，把对手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暂时被赶出天安门广场，他们还可以很快卷土重来，他们的欢乐节日和高峰体验还会继续下去。
但权力方不会使用必输的办法来打一场可以轻易打赢的仗。
血流漂杵的西长安街与我的老家小县城的审判大会和刑场起到的是同样的作用：打死一些跳得最高的，把所有的观者吓得再也不敢乱说乱动。
民间、外国学者、外国情报机构的估计死亡人数从数百人6到两千多人10到上万人41不等。我认为后两个数字的量级更为可信，其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当天晚上在全市各地堵截入城军队的市民和学生“逾百万人”，北京市区主要街道都挤满了人。这些街道又都相当宽阔，所以敌对双方的对峙前线极长。以长安街为例，其宽近百米，所以平民与军队对峙前线的第一排就当有二三百人。其次，再以死伤最惨烈的西长安街为例，军队从在军博、公主坟一带开始开枪到抵达天安门广场用时长达四个小时。漫长的对峙前线和漫长的对峙时间都指向惨重的平民损失。最后，北京市是全国的医疗事业中心，大医院林立，而在镇压后“所有医院的太平间都满了”。38
可以说，运动的结局与挑战方中多数人的预期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挑战方中的多数人并没有认真设想过这场运动将以如何的方式收场、以及收场之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时间之内他们与权力方的互动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的欢乐节日和高峰体验来得太突然，将他们送上了云端，双脚很久踩不到地面。他们也不知道历史，所以也找不到一块里程碑来判断自己现在飘到了什么位置。
相比之下，权力方虽然在运动初期有些手忙脚乱，不同派别的处理意见之间也有严重的分歧，但很快稳住了阵脚。运动的结局完全在他们的预料和控制之中。这可以部分归功于他们对历史和群众心理的透彻了解。在这场对峙中，双方不仅实力不对称，掌握的信息也不对称。
7. 我对运动的认知和情感的变迁
各种迹象显示，在八九运动之前，中国社会中已经是暗流汹涌。但很少人预料到这场运动会发展成如此巨大的规模。在这一节中，我以我个人的心理发展来尝试理解这场运动何以迅速卷入众多的参加者，而他们又如何在风向突变之时迅速作鸟兽散。
对于我，八九运动突如其来，给我打开了一扇奇异的窗口：那些见闻对我既完全新鲜、完全始料未及，又与我的一些被埋藏已久的记忆完美契合。
7.1 第一反应
三十多年后回头望去，我看到那时的我有两面：
一面是为我所熟知。这个我成长于一个对政权完全忠诚的家庭、是被体制选中的天之骄子，正在它为我铺好的阶梯上奋力攀缘。这个我认同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也力图取悦于各种在上者：父母、各种长辈、老师。一个例子是不到十岁的我在毛泽东灵堂前挤出眼泪的企图。
另一面则藏于暗处，偶尔露面时我也不敢与之相认。这个我对政权恐惧莫名；这恐惧一部分继承自父母的恐惧，一部分来自政权的直接威吓。父母本来都是胆小怕事的人，从年轻时起亲身经历过从反右到文革的各种政治运动。虽然他们自己并未被打、被羞辱、被关押，但看着无数的上级和同事在他们眼前遭受这些就已经把他们吓得心胆俱裂。父亲经常说起某某一句话说错就坐了牢，一辈子被毁掉。来自于政权的直接威吓包括我见到的公判大会和枪毙反革命的场面、报纸上读到的张志新案等。
这一面虽然藏于暗处，却又拒绝永远离开我的记忆。回头看去，那个老县衙的矮门之所以成为留在我记忆中的为数不多的童年画面中的一幅、张志新的故事之所以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都是因为我下意识里觉得这些事不正常、不符合我的价值判断。但要确认这些事不正常就意味着要确认我周围的整个社会都不正常；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于是这个对政权恐惧而怀疑的一面被那个对政权完全信任的一面强力压入记忆的黑暗深处。这与前文所述的发生在朱锡侯先生身上的情形如出一辙。
4月15日晚上看到公告栏里悼念胡耀邦的语气激愤的大字报时，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紧张、担心：这些大字报很快就会被调查，写大字报的人一定会遭迫害。我不敢相认的那个久违的一面赫然站在了我的面前。
7.2 4月中旬 – 5月底：认知的变迁
那段时间里，我花了好多时间看大字报。我每天要去好看几次：那四五个大公告栏中，老的大字报很快就被新的覆盖。我想我在那五十天里看过的大字报应该有数千张。
可以说，那数千张大字报是我的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启蒙教材。那些内容我没有在任何一本官方出版物上读到过。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读父亲拿回家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每天早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醒来，我的价值观的千里之堤看起来坚不可摧。但它转眼之间就生出蚁穴。那些大字报的内容对我既是全新的，又与我一见如故。我不敢相认的那一面在那个季节试图醒来了。
7.3 4月下旬 – 5月底：试图醒来
4月下旬，班里接到筹委会关于全校罢课的倡议后，我被派去告知给我们上课的X教授。教授已六十多岁，头发稀疏，背驼得很厉害。我去向教授宣告罢他的课，心里有些忐忑。
到了教授家，吞吞吐吐说起罢课的事。没想到，教授老花镜后两眼放光，声音激动，盛赞罢课行动是爱国爱民的壮举。
在那之前，我是政权的好孩子，我尽了最大努力做的事是取悦于掌控了我命运的各种在上者。教授的反应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只是个工具；我对社会、民族、国家负有某种责任。一种自豪感在我心中升起。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
但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我的任何独立意愿早晚会与有权者的意愿发生冲突，而责任就意味着我必须独自为此承担代价。责任不是一张单程车票，而是包括回程的整个旅途；责任不是一时被自己感动、然后很快被打回原形，而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那么，一个人要担负起一种新的责任就意味着他必须永远抛弃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与一些新的生活方式日夜为伍，不为任何困苦、失落或威胁所动。这不是一时的感动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那段日子里，我不敢面对的那一面在不断试图吸引我的注意。五月中旬到下旬，我每隔一两天就要骑着我的老自行车去一趟天安门，看那成千上万张自由而舒展的脸、感受那节日的气氛。
五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从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听到筹委会大喇叭里说他们需要人手。袖手旁观了一个多月的我感到在被召唤，但心中又有会被秋后算账的恐惧。最后是召唤战胜了恐惧。
7.4 6月3日 – 8月：恐惧与困惑
从6月3日晚到4日凌晨，京城发生大规模屠杀。电视和收音机上开始不间断地反复播放镇压了北京“反革命暴乱”和开展了全国大搜捕的新闻。
6月6日，我乘火车回到老家小镇。在老家，我惊奇地发现老家人完全不理解学生到底想要干什么。尽管那年的五月是共产党建政以来媒体最开放的一个月，电视上每天都有学生游行抗议的报道，但在我的老家人看来，那好像只是大学生和政府打了一场群架。大学生放着读书升官的路不去走，却非要跟政府过不去，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
在屠杀发生后的好几个月里，我的主要情绪是：
（1）恐惧。6月13日，《新闻联播》中播出对21位大学生的通缉令时，我全身被恐惧笼罩。那里面就有我认识的同学。我以为他们都会被枪决，而我自己的名字会在某个时刻被念出来。这恐惧的内因是我从儿时起已种下的对政权残酷手段的印象，外因是突然降临的白色恐怖大环境。人在无法克服自己的恐惧感时，他的自尊就被完全摧毁。这正是政权想要通过镇压得到的效果。
（2）困惑。在老家的一个多月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每天看着电视上一遍又一遍播出的平暴新闻，脑子里一遍又一遍问自己：我到底该相信什么、相信谁。在那数千张大字报中、在人们亮色四射的脸上、在成千上万人堵截军车的北京街头，我自以为发现了一些真理。然而现在，用枪杆子扫射真理的人也能说出理来，也让我觉得好像有理。听到中央电视台说天安门运动有幕后黑手和国外反动势力指使，我也开始相信，懊恼自己的天真、懊悔自己不知道这运动不只是我在大街上看见的那一点。
我的困惑体现了政权的隔绝政策的成功：首先，它把我塑造得对历史和社会完全无知。在运动突如其来时，我无法把强大的体制和同样强大的反对体制的声音归纳于同一个认知框架之内。其次，它也把我塑造得对自己完全无知，在突如其来的镇压之后完全乱了方寸，找不到了价值判断的基石。
这里简述我的同班同学对这场运动的关注和参与情况。在运动初期的四月中下旬，大约有一半人关心、参与。到了五月下旬，已经很少人仍然在关心。在六月三日晚上，听到戒严指挥部在广播电台中的严厉警告之后，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同学进了城，但都只是抱着好奇心、而不是抱着与人民解放军对抗的态度而去。这与历史学者们对更大尺度上的运动参与情况的估计基本上符合，也说明这场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即使在北京大学生中，从始至终倾情参与的人仍然是少数。如果运动的组织者们意识到己方力量的弱小和热情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当权者们意识到自己完全不存在丢掉江山的危险，并且双方都能根据这样的判断来计划自己的动作，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7.5 1989年8月 – 2010年代：遗忘
8月，学校复课，我从老家乘火车回到北京。
从北京站出来，上了去往学校的公共汽车，车上的售票员和乘客都是往日的冷漠，让我疑心五月那自由舒展的亮色是一场梦境。主要路口都站着端冲锋枪的士兵。
在短暂的节日狂欢之后，冲锋枪将每个人都打回原形。北京市民和我的同学们似乎转瞬之间就完全忘了刚刚过去的春夏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
学校的每个学生，包括一次游行都没参加过的，都必须写出书面交代，讲在那五十天里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做了什么。我没有听到哪个同学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对这道命令表示异议。这是一种侮辱，如我老家县城衙门里的矮门对告状者的侮辱。但我认识的每个人都乖乖交出了自尊，如矮门前的告状者。权力方制造恐惧的策略大获成功。
那五十天的数千张大字报中宣传的自由、正义、社会责任感早已被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我那时唯一的理想就是秋季开学后的审查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
对于我，遗忘的动力来自几个方面：
（1）运动突如其来，且只持续了五十天，不足以将我的理智和勇气提升到让我与被压制于心底的那一面正式相认的程度。
（2）虽然运动的主旨与我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运动的一些形式，如街头游行、呼喊口号、谩骂，不合我的个人口味。
（3）镇压之后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学生运动的宣传对涉世未深的我产生了效果，让我觉得自己在那五十天中好像是犯了幼稚病、做错了什么事。
（4）我对镇压之后自己的恐惧不感到骄傲。
所以说，我并不是遗忘 – 本来也不可能遗忘 – 只是不愿意想起。人不愿意回忆从前的一些经历是常见的事，我身边的一些长辈都有这样的倾向。如果每回忆一次，就痛一次，且从中得不到任何对当下生活的启示，那还是不去回忆的好。
在那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在对养育我长大的那个社会和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也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之后，我终于确认：我心中自幼深藏而不敢相认、在那些日子里呼之欲出、镇压之后又被打入地层深处的那一面原来是与我更亲近的一面。这时我才明白，那五十天之所以最终定格为我的大学时光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原因即在于此：我与我心底最珍视的价值相遇了，虽然最后未能相认。
我在这场运动中的心理轨迹可以总结为：
（1）运动开始之前，生活在对体制的慢性恐惧之中。努力去适应体制、努力忽略自己的真实感受。
（2）运动发生时，与许多所见所闻发生共鸣，开始注意到那些久被压制于心底的价值是值得珍视的，开始发现生活不仅仅是活下去、赚钱、出人头地。
（3）运动被镇压后，重回慢性恐惧之中，重新努力去适应体制、努力忘掉自己的真实感受。
如果这心理轨迹可以代表运动中相当一部分外围参与者和心有所动的旁观者的心理轨迹，这可以为这场运动迅速达到巨大的规模、而在被镇压之后又被迅速遗忘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
也有少数人不愿意轻易忘记。回忆起来时，他们的情绪经常是屈辱、愤怒、无助、仇恨。
不管是希望忘记它的人还是不愿忘记它的人，这个话题都是他们心中的死结。
几年前，我意识到人内心深处的那些死结是有可能变成营养和财富的，其前提是要解开那些屈辱、愤怒、无助和仇恨的缠绕。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8. 八九运动的几个特点
在这一节中，我把八九运动置于历史的上下文之中来讨论它的几个特点。
8.1 历史上的绝食行为
可以把北京学生的绝食抗议与甘地的禁食抗议做一个比较。甘地在领导印度人维权和独立运动时曾十七次禁食，其中有三次每次历时长达二十一天。
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来看，绝食有更强烈的斗争色彩、其目的指向外在，是以自残来迫使对手屈服于自己的意愿；它在英文中的对应翻译是hunger strike。禁食的目的则较为内敛，英文的对应翻译是fasting, 通常指宗教徒的一种自我修炼方式，在佛教徒、基督徒、印度教徒、穆斯林的实践中都有。
甘地早在南非生活时就开始练习禁食。在他看来，许多欲望对人有害，而食欲是一种欲望，所以可以用禁食来训练“克制动物欲望 (curb animal passion)” 的能力。42这时他的禁食纯为出于个人修行的目的。
一次，甘地得知他的自修营中的两个营员有“道德沦陷”的行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决定禁食七天作为自惩。42这是他把禁食用于群体事件中的开端。从文化背景上来看，印度教之中多有自惩的实践，所以甘地的决定不是太惊世骇俗的事。
甘地自惩的目的是自省，而不是自残：“喝足够多的水，不管它如何让我如何恶心”。42他平时经常练习禁食，且注意在禁食期间调整心态，所以七天的禁食对他不是极难的事。
1915年，四十五岁的甘地回到印度，开始领导印度人的维权和独立运动，其间多次禁食，直到1948年被刺。
甘地曾就以禁食作为抗议手段提出过两个原则：（1） “禁食是达到自律的一种手段，且不是唯一手段。如果生理上的禁食没有精神上的禁食相伴，就会以虚伪和灾难告终。” “精神上的禁食”就是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如“生理上的禁食”是控制自己的食欲。（2） “禁食不是施向对手，因为那是胁迫。”
由此可以比较甘地的禁食与北京学生的绝食行为的异同之处：
（1）甘地禁食的目的是对他领导的运动的自律。他的队伍并无严密的组织，也没有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给，从结构上说正是勒庞形容的“乌合之众”。那么他自己禁食时，他的队伍就会慢下脚步、重新定位、回归理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甘地的禁食是施向自己和自己的队伍，让他们在非暴力的意义上更有战斗力。这是个内在的目的。北京学生绝食的目的是使对手屈服；这是个外在的目的。把希望寄托于对手屈服，而对手却不屈服时，绝食者的情绪就无法控制。用甘地的说法，学生们虽然在物质上禁食，在精神上的欲望却太盛，所以产生“哀求、怨恨、悲愤的复杂心情”。通常，人把希望都寄托于某个外界事件的发生时，就会焦灼难耐。
（2）甘地的禁食有充分的练习和准备。每次禁食期间，甘地都有一整套办法来调节自己的身体反应。实际上，禁食是甘地的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北京绝食学生没有身体上的充分准备，结果是让自己的身体受伤；他们也没有精神上的充分准备，结果是让自己的感情受伤。
（3）甘地一生的大多数禁食都是自己事先宣布了期限，其目的不是死。北京学生则没有为绝食行动设期限，即把绝食理解为一种自杀性行为。这种情绪在柴玲的《绝食书》中溢于言表。
8.2 群体的一些特征
中国的极权政体前后绵延数千年，在社会中无孔不入，将社会成员的独立行动力泯灭殆尽。其结果是，即使少数人对政权有不满，他们既没有独立与政权抗争的勇气，也不认为这样的对抗会有任何现实的功效。对政权的肆意霸凌，他们只能在各自的“单间心理牢房”中默默酝酿怒气。这些人就是封从德要点燃的“火”。他们在苦苦等着某个声势浩大的群体走过他们的门前，招他们入伙。
两个人以上、互相之间有交流的人群都可以称为群体。一个社会、一支军队、一个公司、几个青春期少年邂逅结成的朋友圈都是群体的例子，这些群体的规模、历史渊源、结构坚实程度、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等大不相同。这里只讨论天安门运动群体这样的短时间内聚集而成的规模庞大而组织松散的群体的一些表现。它们或可以称为无序群体，但为行文简便起见，在下文中直接称为群体。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详细讨论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也是类似的群体。43
这样的群体通常是为了一个单一的目的而存在，如八九运动是为了抗议政府的高压而存在。这个目的就是群体的生命力所在、是群体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的那一口气。这个目的是每个成员被压抑已久的自由意志的释放，正是这种释放的愉悦让大家走到了一起。他们在聚集状态中互相感染，感知到了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一种新的生命可能性，或“高峰体验”。从“单间心理牢房”的囚徒变成浩大群体的一员时，他们就从地面飞上了云端。他们即将成就个人想都不敢想的壮丽愿景；这让他们激动不已。
这样的群体有几个特点：
首先，群体有强烈的求生欲和虚荣心。群体成员们热情洋溢去追求的这个理想如此伟大，它一旦失败，他们就个个成了傻瓜；他们丢不起这个脸。所以，这样的群体一旦形成，就处于只能荣、不能辱；只能生、不能死的状态。从天安门运动在中后期的演变可以看出，群体的求生欲让它很容易偏离其形成的初衷，将淳朴的理想慢慢蜕变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包括群体内部的斗争和与对手的斗争。为了在强敌的虎视眈眈之下求生，群体可以牺牲许多东西，包括道德准则、其成员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群体的求生欲越强，它可以牺牲掉的个体利益和道德准则也就越多。八九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了“唤醒民众”而“期待流血”的想法就是群体为了生存而不惜牺牲个体利益的一例。
由于群体的强烈求生欲和虚荣心，在个人交往中通常被认为品格不高的一些手段在群体中都变得可以接受。比如，假如八九运动后期的游行队伍对政府领导人的那些辱骂和挖苦是发生在个人之间的冲突中，旁观者会觉得这样的辱骂不厚道。但是如果这样的声音是群体发出，它就戴上了正义的光环。
其次，群体通常情感有余而理智不足。群体成员们在心理单人牢房中被囚禁多年，一朝被释放出来，又见到一大群志同道合者，这种“节日体验”使得群体成员之间的情感和认知有强烈的传染性。一个消息、一种情感会以极快的速度从群体的一头传播到群体的另一头。这种传染性也进一步帮助成员们甩掉了恐惧感。另一方面，这种强烈情感体验也使得每个个体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外在信息牵制，难以静下心来内省、斟酌、权衡。其结果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经常错得离谱、荒谬得可怕，极易被谣言和一些简单空洞的口号左右。一个例子是5月23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的宣言：“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无能的政府是一定会倒台的！”。32
群体的成员们在得势时忘乎所以，但其恐惧感并未走远，在遭到打击时就被瞬间打回原形、作鸟兽散。勒庞早就注意到群体具有儿童式的认知和情感特征，这个观察也适用于八九运动群体。
群体的情感有余而理智不足意味着它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哈耶克说：“人们总是很容易在破坏性的纲领，如对敌人的憎恨和对富人的嫉妒等口号上达成共识。相比之下，在建设性的任务上达成共识则总是艰难。这似乎是人性的普遍法则。要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能统一行动的集团，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共同与集团外的人进行斗争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成分。”4尼布尔的观察是，“如果我们把群体的行为与其个体成员在日常交往中的行为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总是展示出更少的疏导和阻止冲动的理智，更少的自我超越，更少的为对方着想的能力，以及更多的自我膨胀。”44
第三，由于群体的单一目的性，个人需要交出自己的独特性来换取群体的入场券。在群体内，每个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而他的新身份只是群体的大沙滩上的一粒沙。群体中的个体之间无法进行深层次、有内容的对话，导致群体对不同意见的不宽容。他们的世界里是“光明与黑暗”的简单对立。在这一点上，群体与专制政权的思维方式相似，虽然他们的大旗上写的可能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大字。
生活是万花筒，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没有丰富的细节，而是只靠口号长期生存下去，所以目的单一的群体通常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其寿命不可能长久。一味追求火势之大的运动组织者最后经常是欲速不达。
个人的独立行动力越缺乏，在大规模冲突发生时，他们对群体的依赖就越强，群体的均一程度就越高，这个群体的走向就越容易远离其美丽的初衷。
第四，人在独立行动时必须考虑行动的后果，这需要勇气和责任感，而群体中的个体不需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八九运动群体的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如游行队伍中大量的辱骂政府首脑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群体中个人责任感的淡漠。
王丹在2022年回忆：“现在的人们都称赞三十多年前的八九一代大学生充满理想主义，为了推动民主敢于走上街头，其实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在八九民运爆发之前的一九八七年，甚至一九八八年，很多知识分子和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对当时的大学生也是很失望的。因为当时的校园，包括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充满了对政治冷漠的气氛。我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民主沙龙’，经常是只有十几个人参加；每天晚上的学生宿舍中，并不是大家都在议论国事，相反， 更多的是在打牌消磨时光。当时的青年群体的集体气氛，可以用‘颓废’来形容。然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当社会气氛改变，民主运动爆发之后，绝大多数原来看上去很颓废的学生很快调整了情绪，积极投入了气氛激昂的社会运动之中。这样的转变，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相当令人吃惊的。”45
对于多数人而言，从“颓废”变成“激昂” 的条件是投入群体。反过来，当群体被打散时，他们也会从“激昂”马上重回“颓废”。1989年5月，我在北京街头见证了千万张自由舒展的面孔；那是我在此前从未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见过的景象。两个多月之后，我重回北京时，发现那些面孔重回冷漠。
颓废与激昂、自由舒展与冷漠都是人心中真实的侧面；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显现。
群体并非完全有害无益的存在。青春期少年的心理独立之路通常是首先反叛父母，然后融入朋友的群体、跟着朋友一起追捧他们的时尚。在这个阶段，朋友圈是他的精神支柱，对他的进一步成长至关重要。等他心理开始成熟、独立，朋友圈对他的重要性便渐渐消失。同样，如果一个抗争群体愿意成长其每个成员的独立判断力和行动力，这就是一个有长久生命力的群体。
8.3 挑战者能代表谁
这一节分析八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们的两个坚信不疑的信条：我代表了正义；我代表了人民。
（1）“我代表了正义”。正义与个人心中的是非观有共同的来源。两者之间的不同是：个人是非观是属于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正义通常用于表述群体的价值判断。诉诸正义把本来复杂的人和事简单化：每个具体的人都不是纯善或纯恶，而在一个群体自封为正义时，他们自己就成为纯善，他们的对手则成为完全的邪恶。群体在势力弱小时，正义的简单符号给其成员以凝聚力；他们在力量膨胀时，他们的正义符号也随着他们的自我一起膨胀，成为自己的护身铁券和打击对手的道德大棒。
正义也可以分为批评者的正义和行动者的正义。打个比方，观众有权说某个球星在一场职业足球赛中踢得不好，尽管观众的球艺不比球星的高；这是批评者的正义。球星在比赛中把球踢到最高境界则是行动者的正义，其内容比批评者的正义要复杂得多。批评者的正义经常是与邪恶的简单黑白对立。行动者的正义则包含了众多的考虑因素，其行为的后果经常会被一部分人视为正义、另一部分人视为邪恶。批评者没有要为他们的正义负责的问题，因为那只是发生在他们的心目中。行动者则必须为他们的所有行动负责。
在民主国家中，在野党的正义是批评者的正义，执政党的正义是行动者的正义。在一场群体抗争运动的酝酿期和初期，抗争者的正义是批评者的正义；当抗争运动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就成为行动者，他们的每个决定都可能带来他们自己根本想象不到的社会后果，只靠批评者的正义就不足以指引他们的行动。
在大的社会冲突如八九运动中，冲突双方各有正义的标准，而它们经常是南辕北辙，每一方也都振振有词。自封正义，自己的事业就成了正义与邪恶的搏斗，而自己行为的后果 – 不管它们有多么残酷 – 都只是伸张正义和惩治邪恶的必要代价。
自封正义，把对手贴上邪恶的标签，也就否认了对方与自己有共同的对话平台，因为邪恶没有与正义对话的权利。抱着这样的心态，八九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们抓住每一个机会羞辱对方：跪呈请愿书、绝食、甚至在与政府的对话中。在运动的前期，游行示威中的口号和标语还算比较克制，在后期则加入许多对李鹏和邓小平等人的辱骂。学生领袖沈彤说：“绝食学生愿意为了看清政府的真面目去死”；柴玲说：“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 – 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这都是用道德大棒打击对手的做法。在两方的互动中，如果压根不想尊重对手，也就不要怪对手心狠手辣。
把自己抬上神坛，也就会不断为自己的不理智、甚至不道德的行为寻找借口，把与自己意见稍有不同的潜在合作者都看作是动摇分子、投降派、奸细，而他人的利益甚至生命都成为可以被牺牲的代价。
挑战方有为善的可能，权力方也有为善的可能。所以有反思精神的挑战者不急于抢占道德高地。他们致力于改变社会的极权模式，但尊重权力体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欢迎他们的每一点妥协。他们对对手的尊重不是花招、伎俩，而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
（2）“我代表了人民”。中国历代的革命者总是自信满满地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比如，他们不假思索地将“为民请命”奉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很少去探究，在这个口号之下，人民的“命”到底是什么；自己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自己有没有资格宣称自己的诉求代表了人民的“命”。八九运动也没有脱出这个传统之外。在《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宣言中，作者们以人民的民意代表自居，在短短一千多字中提到“人民”二十一次。32既然自己代表了正义、光明和人民，在自己的演讲台上就没有对手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其他不同意见者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的几乎每一次政治冲突最后都成为一个越拉越紧的死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权力方和挑战方都当仁不让地要代表全体人民。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这种心理：
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自己能代表别人是分不清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疆界时产生的幻觉。这在人的幼年时很常见：孩子有要求时父母就马上跑过来照顾，所以孩子在下意识里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父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实际情况是，政权的任何挑战者都只是一个政治集团，只代表一些人、一些政治诉求，这些人及其诉求并不见得比其他另一些人及其诉求更为正义，也不能代表除他们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其次，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自己想要的是判断和行为的自由，那就也应该给他人以判断和行为的自由。如果自己的意愿有合法存在的权利，那么那些比自己读书少、比自己地位低、与自己的利益不同的人们的意愿也有合法存在的权利。如果别人没有授权自己代表他们，自己就无权代表他们。
第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的以个人自由为主旋律的抗争运动都是发端于知识分子，而这些人与沉默的大多数之间历来缺乏共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断重演的夏瑜与华老栓的寓言。抗争者们只是眼睛向上，想当然地把自己视为天选的“为生民立命”者，去跟政权叫板，其诉求的结果也可想而知。在八九运动中，大学生们的诉求虽然得到了大城市中许多平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加起来也仍然只是中国大众政治光谱上很窄的一段。其余那些被他们想当然地代表的“人民” – 如我的老家人 – 并不理解、也很难认同他们的诉求。
最后，从现实操作的角度来看，如果挑战者的政治主张只是代表自己、他们的抗争运动只是去争取自己作为社会中一员的权利，这或许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共鸣。只是代表自己，诉求的目标就会相对简单具体，要权力方作出的让步就会少一些。这样的诉求就有可能在权力方那里得到正面的回应。另一方面，诉求简单具体不等于抗争运动的意义小：简单具体的诉求通常也是最容易为大众理解、共鸣和同情的诉求，正如在数学中，一个小的数字更可能是许多大的数字的共同因子。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胡平对民众抗争运动的“见好就收”的建议。如果抗争者的运动只是代表自己，“好”就是一个简单、具体、难度较低的目标。如果抗争者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他就有了号令大众、审判统治者的权力，就只有把对手打得跪地求饶才是“好”。对“好”有现实的理解的抗争者习惯于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他做自己的能力允许的事、努力去改变世界的一些角落，但不必非要整个世界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运行不可。
对于那些自认为代表了正义和人民的激进抗争者，“仁君”和“暴君”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都是必须要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专制余孽。但是那些不认为自己的意愿比其他人的意愿有更大发言权的抗争者会警惕自己的道德洁癖。他们尊重现实、对普通人在抗争运动中要付出的代价有同情心。他们抗争的目的是促使骨子里的暴君作出仁君的选择，而不是把想做仁君的统治者逼成实际的暴君。
8.4 运动的情绪化特征
中国是历史极为悠久的极权体制，权力方只接受百分之百的服从，不允许丝毫的反对或不满。在这样的环境里，挑战方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是挑战方的极度情绪化。这由几个因素决定：
（1）从外部环境来看，他们被权力方极度压抑，心中的愤怒在不断积累。
（2）从他们的教育背景来看，在极权文化的长期熏陶下，他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是极权式的思维方式。他们不屑于做一些低调、实际、有长期功效的工作，只以在疆场上手刃对手为唯一的成功标准，如那首著名的“扬眉剑出鞘”诗所示。
（3）理智在交流中才容易产生，而权力方对社会成员的隔绝导致挑战方的个体之间没有有效的交流渠道，于是他们只能被原始情感驾驭。
另一方面，权力方对物质和信息资源的完全垄断意味着挑战者以冲动和愤怒来争取自由是死路一条，除非挑战者的暴力更胜一筹。而即使挑战者以暴力胜出，靠暴力上台的新政权通常仍然会是一个极权组织。如戴晴所说，在暴力革命中，“不论在朝的统治者还是在野的叛逆者，只有对生命漠然、对人权漠然的最血腥者才能胜出。”8
处理冲突的高度情绪化方式在中国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们都是以火气旺盛流传后世，如“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荆轲、“怒发冲冠” 的岳飞、以石灰自比的于谦。共产党则延续并光大了这样的传统：毛泽东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播撒革命火种”的宣传用语、“怒火翻腾热血涌”的歌曲，都在告诉下一代：火的情绪才是英雄的本色。
把自己比喻为火，自己一方就代表了正义、光明、高大，而对手便是邪恶、黑暗、猥琐。
假如北京的抗议者们对“火”的狭隘和盲目有一点点意识，在6月3日傍晚北京广播电台连续几个小时循环播放那段杀气腾腾的警告之后，他们就不会涌到大街上以卵击石。
如果可以用火来形容八九运动，那么可以用水来形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从甘地对同仁提出的一些原则可以看出：46
- 不酝酿怒气。
- 承受对手的怒气。遭到攻击或惩罚时，不报复。
- 不因害怕被惩罚或被迫害而屈从于对手在盛怒中发出的命令。
- 自愿被逮捕或被没收财产。
- 不咒骂、不侮辱对手。
- 坐监狱时，行为有礼貌、遵守监狱规则，除了那些有违自尊的规则。
- 坐监狱时，不要求特别的、优惠的待遇。
- 坐监狱时，如果失去某些便利不伤及自尊，不要为赢得这些便利而禁食。
从这些原则可见，甘地是以一种心如止水的心态去对待他的抗争大业的。
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火”与“水”的不同工作方式：
第一个角度是社会的复杂性。社会之错综复杂，其问题体现于诸多领域，如历史渊源、地理环境、城乡差别、经济形态、教育形态、政权形态、学术形态、民间组织形态、社会矛盾形态、艺术形态、价值体系等。这些维度之间既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又互相交叉、互相影响。每一个维度上的进步都是社会的进步。火气之中的挑战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其中那个最万众瞩目的维度，即政权权力的维度，但这经常不是挑战者有能力改变的维度，如一座大山的最陡峭壮丽的一面通常也是最难攀登的一面。但水无孔不入，可以在所有的维度中工作，在最有利的维度中开始渗透。这样的抗争也在时间的维度上绵延不断，给抗争者充分的机会来辨识最有意义和最可行的工作方向。
第二个角度是与沉默的大多数的互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新的主张都是发源于少数人。这个主张要在现有权力结构的重重挤压之下生长、壮大，一个必要条件是要得到沉默的大多数的认同。因此挑战方与权力方的互动并不只是他们两方之间的事。决定互动的走向的往往是哪一方更善于与中间地带的沉默大多数互动。在八九运动中，抗争者采用的互动方式是“点火”，其结果是短时间之内的巨大成功和随后的被迅速扑灭。而水的滋养和浸润则是低调而效果更为长久的互动方式。
吴乃德在分析台湾1970 – 1980 年代民主化转型过程时写到：“人在反抗不义权威的时候，最恐惧、最难以忍受的并不是来自权威的处罚，而是社会的隔离和鄙夷。不论是集中营、监狱，独裁政权消除反抗者最有效的方式都是切除其社会连系，摧毁其自尊，并且透过对其同侪或亲人的处罚，让反对者不但不能成为英雄，反而成为遭受谴责的拖累者。在白色恐怖时期（注：指1949 – 1979 年的台湾），政治犯及家属所获得的不只是威权政权的处罚，更难以忍受的或许是社会隔绝：被孤立于社会的边缘角落，获得的不是社会的赞美和尊敬，而比较像是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带菌者。”47 这些感受也是在八九运动被镇压后的若干年中多数死难者家属、被关押和被审查者及其家属的遭遇。难属丁子霖说：“在我们孩子刚遇难的开始的、最初的日子里，我们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还有我的老同学，都曾经给我们一些安慰，说不久就会翻过来的。可是没多久，随着各级清查的开始，来我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见了面也不说了，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40
吴接下来写到：“可是在美丽岛（注：发生于1979年）事件的镇压后，这一切完全改观。政治犯成为台湾社会的英雄，其家属受到高度的同情和热烈的支持。民众对反对者同时给予的社会支持和政治的支持应该是让统治者/统治集团认识到其所谓的‘时代在变’的重要因素之一。”47 吴认为，美丽岛事件中的抗争者在民间受到的广泛支持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在其后的1986年民主化运动中转而采取妥协态势的主要原因，而后来获得“开明”美誉的蒋经国“至多只能称为‘有良好政治判断的独裁者’。”
可以把台湾白色恐怖早期的抗争者比作一棵刚种到土里的小树，其根系与土壤之间没有紧密的接触，一股大风就可将它吹倒。而美丽岛事件中的抗争者更像是一棵已经在土壤中生存很久的树，其根系与土壤几乎已经融为一体，它抵抗风雨的能力就强得多，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
第三个角度是人发现真理的过程。在强权面前，挑战方的每一种资源都远逊；他们要想在抗争中取得任何进益，其唯一可能调动的优势资源就是真理，这包括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认识、与沉默大多数的潜在需求的共鸣等。如果能保持与真理的沟通渠道的畅通，就可以保存自己、成长勇气和能力、在权力的眼皮底下生根开花。
要想发现真理，水一般的开放、谦卑和耐心是必要条件。火的情绪将自己抬上神坛，也就将自己与真理绝缘。
第四个角度是抗争者对抗争目的的定位。火是为摧毁对手而存在。在如火的心态中，成功是个发生在未来的一次性事件，是那个己方欢呼凯旋、对手跪地求饶的日子。对于“如水”的抗争者，成功是一种在当下即可体行的生活方式。甘地与对手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关系，他的理想世界也不是在对手覆灭之后才突然降临。甘地坚持与对手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之下，不管对手同意或不同意。胡平的如下论述说明这样的方式是符合新事物发展壮大的规律的：“在任何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中，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性的特点，即事实先于名义。很多新生事物，首先是作为一个公开的事实顽强地存在了，过一段时期后才能取得官方的正式承认。……应该说，这种 ‘反对–默认–承认’ 的三段论，在渐进改革过程中是一种很自然的正常现象。我们不应该、也没必要指望当局对这些具有重大挑战意义的事物一下子采取肯定态度。从负数过渡到正数，一般都要经过零这个点。这未必都是坏事，因为新事物往往需要这样一种自然的、充分自发自生的发展过程。凡是经由了这一过程而巩固存留下来的东西，才会具有真正的生命力。”35
高压之下、盛怒之中时，火一样的发泄是最自然、最接近于生物本能的抗争方式，尤其是抗争者一呼百应、貌似势不可挡之时更是如此。而权力方自然不会坐以待毙。这就是八九天安门运动在极短的时间里发展为巨大的规模、又很快被残酷镇压的原因。
借用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火的抗争模式是追求消极自由，而水的抗争模式是运用积极自由。
相比甘地五十多年的抗争生涯，八九运动历时五十天。这样短的时间不足以让挑战方澄清其目的、熟练其方法。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所以随着时光的流逝被当事者淡忘，亦不为后来人所知，除了大环境的原因，如中国数千年的忠孝文化与政权权力的浑然一体、权力方的消息封锁、镇压后三十多年间国人物质生活的相对饱足，也有它自身的原因：其精神遗产的贫瘠。
8.5 历史定位
把八九运动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或许可以把它定位于中国部分民众表达自由意愿的一次练习：
（1）既然是练习，尤其是一次匆忙上马却规模宏大的练习，手生、出错就不可避免。后来者如果能从中吸取到一些经验教训，下一次练习时就会有长进。
（2）不只是对权力的直接挑衅才是练习。了解历史、与志同道合者交流、在小事中锻炼独立判断力和行动力等活动都是练习。
（3）一种新观念要想在盘根错节的强大传统之中争得一点生长空间，需要的就是其践行者们的不断练习。练习的过程是长进自己的认知、智慧和勇气的过程，也是对更多人的浸润和教育的过程。
（4）练习不需要非达到某个外在目的不可。表达自由意愿的练习本身就是练习者的生活方式。心静的练习者不以自己的意愿为支点来试图撬动社会现实，而是以社会现实为支点来改变、长进自己。他们并不背负“革命尚未成功”的沉重十字架，因为他们知道社会的踏踏实实的进步不是一夜之间的变天，而是在点点滴滴、生生不息的流动之中连续发生的。
9. 未来挑战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矗立于珍视自由的那些中国人面前的是世界上体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中央集权制度。勒庞对这种社会制度的超稳定性有精辟的观察：
“当然尽可以从哲学的高度大谈中央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但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民族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来优化其中央集权制，然后一场大革命发生，其初衷本来是要摧毁这个制度，后来却不得不恢复它，甚至把集权更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承认中央集权制是这个民族深切需要的结果，是它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而对奢谈摧毁这个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客，我们应该对他们可怜的智力水平感到遗憾。倘若他们凑巧成功了，那就是一个信号：残酷的内战迫在眉睫，然后接踵而至的是新的中央集权制，而且其压迫性远胜过老的中央集权制。”43
勒庞的书发表于1895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中国在其后一个世纪的变迁尽在其预言之中：大清王朝的集权制在民主共和的口号之中倒台、残酷的内战爆发、蒋政权的中央集权制接踵而至、然后是“压迫性远胜过老的中央集权制”的中共荣登大宝。
中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数千年的极权体制深度塑造了其中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极权体制生产出来极权意识浓厚的人，极权意识浓厚的人适合于生存和心向往之的社会体制都是极权体制。在古时候，农民起义的领袖们都打出均贫富的大旗，心里想的都是为自己捞取最多的财富和最大的权力。在现代，革命者们都打出民主、自由、共和的口号，而最终掌握了权力的那些人都是极权的迷恋者。这是因为挑战者们与他们挑战的对手一样，都是身负同样的极权文化包袱。
所以，对于中国极权体制的未来挑战者们，尼采的话 – “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 也就尤其有特别的意义，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面前的极权政权。他们这个真正的最大敌人身上有三个缺陷需要他们面对：无知、恐惧和权力欲。
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无知。极权体制对历史的修改、对新闻的控制和对外部信息的过滤使得其中的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生活在精神的大饥荒中。八九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其诸多领导者和热情参与者对中共政权的历史背景没有基本的了解，而对这些背景有切身了解的中年知识分子被他们冷落。因为不懂得历史，运动的组织者们关心的是“点火”、把摊子做大、占领天安门，而不是把事情做长。也是由于对历史的不了解，六月三日晚上的暴力镇压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在物理学中，知道了一个物体从哪里来，才能预测这个物体到哪里去。同样，人把握未来的唯一依据是历史。不了解历史的人眼中的未来是与当下现实没有接合点的幻觉。“首都各界联席会议”把一场已经式微的抗议运动形容为“最后决战”，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个无能的政府是一定会倒台的！”，就是不了解历史的结果，而可能是数千、甚至上万的平民百姓就是在这些口号的煽动之下喋血京城。稍微了解一些历史，就会知道广场群众与共产党政府的“最后决战”是如何的不自量力。
精神的大饥荒扼杀了人们辨别真伪的能力，也扼杀了他们辨别真伪的兴趣。
除了知识和判断能力的缺乏，挑战者们在政权的高压之下也缺乏抗争的历练机会。这些都导致他们的实际行动能力的缺乏。
他们其次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恐惧感。八九运动的参加者和围观者们的恐惧感在本文中已经多有提及。与行动能力一样，勇气也需要历练才能成长，而且并不是只有做占领天安门那样的大事才是历练勇气的机会。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一些最小的事 – 如腾出一段时间读一本给自己带不来任何物质回报的书 – 都是历练勇气的机会。
要面对恐惧感，他们还需要了解自己的价值观：恐惧感束缚人的自由、摧毁人的自尊和快乐，所以一个人如果觉得自由、自尊和快乐是值得拥有的价值，他就有面对和战胜恐惧的需要。
最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权力欲。极权社会中的大众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权力，而“顺民和暴民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48 – 当顺民蜕去了恐惧感之后，被压抑已久的权力欲得以尽情释放，他们就成为暴民。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在共产党的土改运动中都是如此。本文中讨论的抗争者的一些方式和心态，如要挟式的绝食运动、自以为代表了正义和人民、以及旺盛的火气，都是把自己当成了宇宙的中心，要求他人 – 包括对手 – 都屈服于自己。这都是权力欲的表现。
在有能力面对自己的无知、恐惧和权力欲之后，智慧、勇气、平安、对弱者的同情心和对对手的善意就开始生长。他们就能在尊重现实的同时怀抱理想，从苦苦寻求消极自由的愤怒抗争者变成能够享受积极自由的快乐抗争者。
回到尼采的话，极权政权虽然强大无比，但只是抗争者们的次要对手。如果他们能首先战胜自己，他们在小一些的对手面前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参考文献
- 余华，“一个记忆回来了”，收入《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
- 赵越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谈， http://www.rfi.fr/cn/%E6%94%BF%E6%B2%BB/20200218-%E5%8F%8D%E5%8F%9B%E4%B8%8E%E8%A7%A3%E6%9E%84%E7%9A%84%E6%99%BA%E8%80%85%E7%B1%B3%E6%AD%87%E5%B0%94%C2%B7%E7%A6%8F%E6%9F%AF-%E7%AC%AC%E4%B9%9D%E8%8A%82-%E6%9D%83%E5%8A%9B%E7%9A%84%E5%A5%A5%E7%A7%98%E4%B9%8B%E4%BA%8C
- Sharp, G. 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 The Albert Einstein Foundation, 2003
-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George Routledge & Sons, 1944
- 朱锡侯，《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Shen, T. Almost a Revolution. Houghton Mifflin 1990
- 陈禹山，“一份血写的报告”，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 戴晴，《邓小平在1989》，新世纪出版社，2019.
-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民族的良知──三位悼念者心灵特写”，《科技日报》1989年4月23日，记者张戈斐
- “风一程，雨一程，壮歌送君行──首都人民悼念耀邦同志” ，《科技日报》1989年4月23日
- 陈小雅，《天安门之变：八九民运史》，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1996
- 枫晴，“献给８９——亚细亚的孤儿”，《华夏文摘》增刊第二九四期
- 封从德,《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晨钟书局，2009
- 海明，“六四回忆录”，《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八○期
- Fromm, E., Escape from Freedom. Rinehart & Company, 1941
- Berlin, I.,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18-172
- Rummel, R. J. China’s Bloody Centur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 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Zhang, L.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 Affairs, 2001
- 吴仁华，“89天安门事件大事记：4月27日 星期四”，https://blog.boxun.com/hero/201104/wurenhua/17_1.shtml
- “八九学运的日日夜夜——一位清华学子的经历、见闻”。《华夏文摘》增刊第三十九期
- Buruma, Ian. Bad Elements – Chinese Rebels from Los Angeles to Beijing. Random House, New York 2001
- Cunningham, Philip J. Tiananmen Mo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 王超华，“我与十二学者上广场”。《华夏文摘增刊》第十二期
- Eddie Cheng, 《天安门对峙》 ，Sensys Corp., 2009
- 戴晴，“天安门事件中的朝野关系”，北京之春1999.6
- 苏晓康，“灰飞湮灭一甲子”，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
- “共和国：紧迫关头”，《中国青年报》1989年5月18日（记者刘扬）
- 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火与血之真相: 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纪实》，1989。
- http://www.tiananmenduizhi.com/2015/05/blog-post_28.html
- McCormack, J. and Blair, J. G., Thinking Through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2016
- 吴仁华,《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真相出版社，2009
- 胡平，《中国民运反思》，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03/huping/zgm.htm
- 吴仁华，“89天安门事件大事记：6月3日 星期六”，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2430
- 吴仁华，“戒严部队军人凶狠杀人原因”，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2214
- Louisa Li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 Tiananmen Revisit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六四25周年回顾（十）沈彤专访”，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zhuantixilie/64-25/64-05302014150717.html
- Gordon, R. and Hinton C.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天安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auJ34d2K0
- “英国解密‘六四’镇压细节 称一万人死亡”，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8345
- Gandhi, M. K.,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 with Truth. Navajivan Publishing House.
- 勒庞，《乌合之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Niebuhr, 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Kindle boo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2
- 王丹，“如何看待人大学生对习近平的欢呼？”，http://hx.cnd.org/2022/04/29/%e7%8e%8b%e4%b8%b9%ef%bc%9a%e5%a6%82%e4%bd%95%e7%9c%8b%e5%be%85%e4%ba%ba%e5%a4%a7%e5%ad%a6%e7%94%9f%e5%af%b9%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6%ac%a2%e5%91%bc%ef%bc%9f/
- Gandhi, M.K. “Some Rules of Satyagraha”, Young India (Navajivan) 23 February 1930.
- 吴乃德，“人的精神理念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 – 美丽岛事件和台湾民主化”，《台湾政治学刊》第四期，2000/12
- 胡平，《犬儒病 – 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博大出版社，2005年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