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引帖子称「想起了巴金晚年说过的一句话：当你深入了解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时，你会发现，他们的思想，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难！」巴金说没说过这种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亲耳听巴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意思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要由老百姓来决定」，这是很复杂的一个说法，不具有政治学含义，实际上在集权制度下，中国的命运是由中共决定的，除非老百姓有能力改变这个制度；巴金寄希望于「老百姓」，正包涵了这个选项。然而，空泛地寄希望于「人民」，则是一种民粹主义，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这种来源又导致「大规模群众运动」，在中国有过两次剧烈的试炼，令中共极度惧怕，它一定还会爆发，所以我们需要研究和熟悉这个东东。 】
为了这部《五四》，我们才有韶山之行，并且进了「滴水洞」。照我在剧本里的设计，这次我们要好生说说「文革」这档子事，去捕捉留在历史中不肯泯灭的那些镜头，如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活活打死校长卞仲耘 、老舍 跳太平湖、傅雷 和邓拓 的自杀；而我最神往的，是去上海采访硕果仅存的巴金，听他谈「为什么文革把人变成兽」、谈「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巴金《随想录》）。
一、「老百姓」是什么？
1988年岁尾，《五四》摄制组离开安徽绩溪，经宁国、广德、宜兴、无锡、苏州，深夜抵达上海。 12月29日晚上，上海《文汇》月刊报告文学编辑嵇伟，陪我赴武康路113号巴金寓所。事先我已托她，通过《收获》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探试，可否采访老人。李小林后来通知她，巴老听说是《乌托邦祭》的作者求见，就答应了。我们进寓所，李小林不在，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应门，他领我们走进一间很宽敞的客厅，巴老坐在一张轮椅上。我向他请求电视采访谈「文革」，他答应了，但他却问我《乌托邦祭》怎么写的？然后他看着我，反覆说一句话：
「要看老百姓怎么想，要看他们愿意怎么样。」
我当时没听懂他这话的意思，所以也没回应。事后，时间隔得越久，这句话的意思越清晰。老人的苍凉、深刻，竟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华民族的命运，只能由大多数老百姓来选择，即使所谓「民主」，也不过如此。如果大家选择遗忘、忍受、苟且，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而，很多年之后，我才慢慢厘清，巴老的说法，具有崇拜和惧怕民粹主义的两重意思，他自己就曾经置身于这两种境地之中：讴歌「抗美援朝」和经历文革批斗，他在高寿之年仍不懈地探索，但是这个思想泥潭非常可怕……。
二、「民粹主义」流变
共产党这个东西，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它没有多少办法——为了公平、理想而滥施残暴、反人道，很难说得通。民粹主义衍生成「不择手段」，被解释为苏联专制的根源，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来自《斯大林秘闻》一书。
此书作者爱德华•拉津斯基是史学家，也是剧作家，曾花二十五年创作《末代沙皇》，畅销世界。 《秘闻》认为前苏联的悲剧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斯大林的暴君和独裁者性格。与其说是斯大林缔造了苏联历史，还不如说是苏共在十月革命前夕争夺、巩固政权中需要这样一位残暴的领袖。
俄国知识分子和青年贵族，受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主义的影响，接受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十月革命」和列宁式政党的思想来源。民粹主义有三个要点：一是主张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二是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三是主张利用农奴服从成性的弱点，强迫他们走进新社会，甚至主张彻底消灭这个阶层。
列宁式政党将这三点完全继承下来。尤其，列宁将民粹主义者个人式恐怖活动，改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化集体化的恐怖活动；斯大林作为他的接班人，对「不择手段」尤其心领神会，无所不用其极，不仅用于对付沙皇政府，也用在对付党内同志，发生包括「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在内的七十年罕见暴政，有研究发现，其惨烈后果包括导致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出生率长期低下。
三、「多数人暴政」
无疑，「民粹主义」三要点也是被中共完全继承下来的，但毛泽东放胆玩弄「大规模群众」如文革这类把戏，则是苏共不敢望其项背者。毛泽东是一个搞「多数人暴政」的老手，这套技术他是从江西苏区清「AB团」、延安整风反王明就千锤百炼出来的，「文革」给他在八亿人的更大范围中又试了一次。
毛的诀窍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多数」以施暴的理由和目标。 「多数」能够为广泛的过激行为提供「理由」，就是民粹主义，但破坏达到一定程度，社会就会以更大的权威来恢复秩序，这是法国大革命催生出拿破仑专制的道理。中国这场「多数人的暴政」的情形很特别，最高权威毛泽东不仅是暴政的根源，而且他的权威始终没有被怀疑过，以至社会的法纪和道德一直走到全面沦丧的境地。
「多数人的暴政」在中国出现了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倒退到「狼与狼的关系」的蛮荒境地。到这种境地，还能限制「施暴者」行为的，只剩下每个人自己心里的人伦防线，我们今天才发现，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根本没有这条防线。
这就是「文革」后巴金老人万分痛苦的一件事，他问自己：孩子们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又如在广西发生大量吃人暴行，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是中国传统的人伦防线不能抵御如此残酷的政治环境，还是它早已不存在了？本世纪初鲁迅说他从中国几千年传统中只读出「吃人」二字，他绝对想不到，扫除了这个「吃人」的传统之后不过半个世纪，中国真的「人相食」了。这才是「文革」研究的最大挑战。人伦防线是一个文明最原初的成果，也是它最后的底线。这条防线在中国文明中是由儒家经历几千年逐渐建构起来的，却在近百年里被轻而易举摧毁了。
四、两场「抗争」走向反面
文革和八九学运，两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两者最后的制度化结果，并未对民间社会存留什么积极的遗产，反而是刺激了中共体制处理「民粹运动」的马基雅维利技术。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而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我们现在面对和承受的现实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着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这是非常讽刺的。
（文章来源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