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商务出版 2023 年 2 月 9 日
第五章 远离革命
3民族主义的呼声—脱胎换骨，成为爱国者之党
二○○一年，中国成功加入WTO，给全世界留下了富饶的印象。而在这样的富饶之中，这一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状态正在不断变化的象征年分。在七月庆祝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里，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表明，将入党资格由工人、农民、军人扩大至更为广泛的阶层。该方针在次年召开的十六大上成为明文化规定，党章第一章第一条的入党资格中补入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说得有点暧昧，但实际上，过去被叫作「资本家、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主等等也包含其中。
建党以来，共产党自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入党资格有严格限制，必须是工人、农民、军人之类，而工人及农民阶级所占比例在文革刚结束时大约有七成。与此相反，反覆的政治运动使得被称作私营企业主的人们几乎从社会上绝迹。这里说的私营企业主正如字面意思，是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经改革开放政策认可，由个人经营的企业活动而形成。他们一度销声匿迹，又如中国的财富增长比例一样成长起来，成为社会的一员。因为党接纳了他们，在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党也亲自转变了自我认同。江泽民发表讲话的二○○一年，工人及农民阶层的党员约占半数，也可以说是对这种现状作出了事后承认。
不过，私营企业主也能入党，还是需要一些合理的理由。其根据是稍早之前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要是「先进」的，「其他社会阶层」也可以成为党员。从江泽民之后，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党的领导人换届时会提出叫作「某某论」的理论或原型，并将之置于党章或前言内。二○○二年，胡锦涛接任江泽民成为党总书记，他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再往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胡锦涛在任时，十七大（二○○七年）、十八大（二○一二年）的党章中，做为「主要方针」和「行动指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也同样写入了党章，因此可以说，在党的运作路线方面，胡锦涛政权基本沿袭了江泽民政权。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实际上发生的，不仅有私人企业主能够入党这一大变化。还有一种显著的倾向，那就是大学生等高学历人才纷纷入党。据二○二○年的统计可知，全体党员中拥有大学以上学历者的比例已超过半数。回想昔日，建国之初大学以上学历的党员不足一％，文盲约占七成（第二章第六节），这真是巨大的变化。本书反覆介绍，人民共和国所谓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是被改造的对象。文革时期，只要是知识分子，就会遭遇苛刻的对待。文革的结束，意味着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终于结束了。不仅恢复了大学教育、切实改善教师待遇，过去统一规定的教师低工资，也随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而大幅增加。
若将开放新兴领域的先进分子入党一并来看，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党已不再是以工农阶层为基础、实行阶级专政的政党；它改变角色，承担了调整功能，积极吸收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并以扩大经济规模为前提，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种种资本及利益的大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将党员资格开放给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高学历人才，也可视为一种政治资源的分配。说到重新分配经济大饼，党也以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背景，在农村等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展开扶贫工作，并给予熟知国际舆论动向的知识分子相应于其知性成果的丰厚支援。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起因，是人们对部分中饱私囊的党干部有强烈的反感；而共产党从中得到的教训，就是在不超出党规章制度的范畴内，一定程度上认可言论和研究的自主性，由此拉拢这些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不是从前的「阶级专政」，而是党本身的专政。于是，一些过去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学生们也放弃部分权利，妥协转投于「特权阶层」。
党员组成从工农阶级转为知识分子或高学历人才，他们是相对新兴的社会阶层。配合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进程，对于他们如何定义党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任务，从中亦可见到显著的意识变化。
前文提到江泽民建党八十周年的纪念讲话，是我们理解党如何看待自身历史人物的绝佳材料。讲话中，江举出党的最大历史功绩，是「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因为，正是我们党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状态。中国经济的飞跃伴随着军事力量的扩大，引发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共产党新的意识形态向心力也开始越来越偏向民族主义。 「结束了屈辱外交的历史」，也就是进一步强调找回民族独立和尊严。
共产党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特征，除了冷战思考模式之外，还残存着历史角度的思考方式，这是固有的中国近代思想的胎记。大略言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思考模式。
① 国外的敌对势力和反共势力要颠覆共产党的统治，通过日常的阴谋与情报战，不断搅乱、挑衅中国，企图唆使年轻人瓦解体制。 （和平演变论）
②国际政治最终是在弱肉强食的原理下运转。必须强大。就算提出漂亮的观点和理想空论，弱小者还是会被欺辱，弱国无外交。 （社会进化论）
③中国近代的历程，是做为文明后进者被欺压，从而反抗、发愤进步，直面欧美列强、艰苦奋斗的历史，要世世代代牢记这段历史。 （历史论）
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①是改革开放政策刚开始时就宣传的，在一九八九年镇压民主运动之际，也认为学生们的行动背后，有试图颠覆体制的资本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操纵着年轻人。这种解释的特征在于「阴谋论」式的世界观。特别是一九九○年代初东欧、苏联体制改革之后，冷战体制一瓦解，共产党领导人的担忧就愈深，危机感愈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成功在苏联、东欧实现了瓦解体制的作战，趁着在冷战中获胜的势头，中国被当成下一个目标。
有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就是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和中国的相关应对。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介入南斯拉夫内战的纷争，而中国反对北约；就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被来自美国本土的轰炸机「误炸」，中国大使馆有多名工作者死伤。美方致歉并解释说，是使用了错误地图导致的「误炸」。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强烈抗议，认为不可能是「误炸」，而是试图颠覆中国体制的阴谋与挑衅。在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共产党领导人的发言中到处能看到「阴谋」二字，「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颠覆阴谋。国际反华势力狡猾地利用了国际、国内环境中的种种不利因素」（李鹏），「不难看出，美国悍然使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是美国对我……对国际危机和冲突的反应和所持立场的试探。……空袭……可能蕴藏着更大的阴谋。」（江泽民），可以看到领导人们都是以阴谋为前提来理解国际政治的。
而像②这样的强迫观念，自清末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将之与成为精神支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如今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种世界观认为，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不仅适用于生物进化，也可以适用于全社会。在中国，人们常常把「落后就要挨打」挂在嘴边。这是史达林在战前（一九三一年）说过的话，后来被毛泽东继承，如今习近平也时常引用，可以说这是中国领导人至今仍然抱有的心态。
至于③则可视为，近代中国的历程和经验已成为「血债」，并被现代所继承；眼前发生的关乎国家权益的事件，其解决方案、成败、教训，都要从历史中寻找。比如邓小平因镇压民运而在G7会议上受到制裁时，曾这样反驳：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
相同的反应，在前述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之际《人民日报》的社论中也能见到：
这是一九九九，不是一八九九。 ……不是西方列强任意抢掠故宫、烧毁圆明园、抢占香港澳门的时代。 ……中国人民不可侮。 ……中国人民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一百五十多年来反帝志士的热血。
在对欧美先进国家发起某种复仇时，将之视为跨越屈辱历史的日子加以纪念，这种方法也包含在③之中。比如，二○○八年召开的北京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夺得了大量奖牌，在中国的叙事中，这意味着从前被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可悲民族，如今创造了新的辉煌。
在一九九○年代江泽民执政时期，朝着民族主义方向倾斜的趋势开始变得显著；在其延长线上，胡锦涛政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现在的习政权更是大张旗鼓地宣扬。只是，这种必然从过去历史中寻求正当性依据的民族主义，始终需要外部敌人的存在。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某些副作用，亦即与邻国或欧美的摩擦，并促进了人民对这些国家高涨的民族主义对抗情绪。其结果是民族主义的回击扩大化、激烈化；共产党若试图控制和安抚，反而会被民众攻击说太过软弱，甚至被逼着采取不必要的强硬措施。
这和过去毛泽东时代的观点及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在毛泽东时代，基于立足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历史叙事主要着眼于和国内敌对阶级的斗争，以及领导大家走向胜利的共产党（毛泽东）何等伟大；党慎重地避免把与邻国的关系解释成国与国的竞争与斗争。另外，在情报管理方面，毛泽东时代有共产党的一元舆论引导，因而不可能发生偏离党意志的民族主义暴走等情况。我们知道，在中日恢复邦交（一九七二年）之前，共产党为了让仇视日本的民众接受和协助此事，曾展开一系列的宣传和说服工作，但这种做法如今已不适用。二○○五年及二○一二年，中国各地爆发了反日运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共产党无法有效控制，让暴动与掠夺进一步升级，这如实反映了不受控制的民族主义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这也说明了，当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和或对立时，这种能量可以被利用于排除党内异己、掌握主导权。
民族主义的问题，也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密切联动。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九二％）是汉族，其余八％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加起来统称「中华民族」，构成了大家族一般的人民共和国，但汉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对国家领土和安全保障十分重要的边疆地区，不一定都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因此在毛时代，所谓民族问题，结果只被当成了阶级问题；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甚至连民族性都被抹杀了。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调整这种极端政策的同时，也加强舆论引导，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在改革开放时期，有许多汉族人移居少数民族自治区或做生意；结果，少数民族地区的汉语需求也变高，逐渐从少数民族和汉语的双语教育，转向实质上以汉语为中心的学校教育。与此同时，文化方面的民族生活，特别是宗教生活，也因种种规定而发生改变，少数民族群体因此有很多不满。二○○八年的西藏、二○○九年的新疆维吾尔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暴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蔓延开的。
至于西藏、新疆的归属和独立问题，有着远比中共历史更悠久和复杂的前史；但近年，由于中共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警惕等因，甚至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群体实施了隔离收容政策，美其名曰职业技能教育（再教育营），并有组织地推进汉族文化的同化政策。共产党往往不问具体经过，就将少数民族地区爆发的反汉族、反共产党动乱视为暴乱分子勾结外国势力，企图分裂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恐怖行动。
同样的倾向亦可见诸对台和对港政策。对共产党来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自然是中国人，而台湾人也应当有这种自觉。这种意识是建国以来一直坚持的根本理念；在改革开放政策时期，对于同样坚持「一个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从未停止过呼吁两岸推进统一的会谈。但是，对于共产党呼吁的回应，在进入本世纪后，发生了很大的动摇。过去一百二十年的台湾历史中，两岸事实上有一百一十五年处于分隔状态，其中孕育出来的强烈的台湾本土认同感，使得台湾对中华民族主义的共鸣逐渐消失。
二○○○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结束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可谓意义重大。因为，这场政权交替可说是朝着台湾本土认同转向的象征，而且还是透过大陆没有的民主选举而实现的。在政治体制层面，两岸的鸿沟也更为显著。之后，虽也有国民党暂时夺回政权、两岸贸易往来频繁的时期，但不久又回到民进党政权（蔡英文总统），两岸关系趋于冷淡。对此，中国在二○○五年制定了〈反国家分裂法〉，严厉打击台湾独立的主张和活动，明文规定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将可能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此外，香港和澳门分别在一九九七、一九九九年回归中国，结束了殖民统治，生活在那里的人被视为「同胞」，生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这里的「中华民族主义」等同于顺从共产党统治，政治取向为「非民主」，这招致了以青年为中心的群体强烈反抗，他们拒绝与大陆保持一体性。二○一九年以后，通过二○二○年施行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共产党强行压制增加抵抗的香港民主派。在那之后，这样的主张更为强硬，即香港的统治必须交给「爱国者」。这种逻辑的源头，是对香港居民的「香港人」认同感毫无理解，并怀有厌恶。与看待台湾的视角一样，依然是二选一的绝对状态：国家和民族要么统一，要么分裂。
专栏⑫ 天安门广场上唱起的歌──〈血染的风采〉
在被武力镇压之前，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上，高喊民主自由的学生们和支援他们的人们唱响了许多歌曲。五月，摇滚先驱崔健也来到广场，探望了绝食抗议的学生，并为他们唱了歌。当时，摇滚乐在中国刚刚开始流行。天安门事件时，在广场上留到最后的人们当中，也有六年前移居中国大陆的台湾歌手侯德健。他和日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等人一起，加入了支持民主化的绝食抗议。在戒严军队逼近之际，他们劝说誓死坚守广场的年轻人们，与戒严军队的现场负责人展开交涉，成功让学生们撤退。六四过后，侯暂时到澳大利亚大使馆避难，之后回到了台湾。他身为中国人的自我探索，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抗议武力镇压、支持民主化的运动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在中国也能看到追悼牺牲者的动向。当然，不能大张旗鼓，而是经过了巧妙伪装。人们用来寄托哀思的一首歌，就是〈血染的风采〉（作词：陈哲，作曲：苏越）。这原本是一首安魂曲（一九八六年发表），写给一九八○年代中越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士兵，歌词是这样的：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再不能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崔建演唱会场景
曾经对战死沙场的年轻人们的哀悼，就这样成为对因追求民主而献出生命的人们的追悼。挪用的结构类似专栏①写到的〈国际歌〉，唱这首歌的话，应该是不要紧的。不过，当政府意识到其中的含意，一段时期内就不再允许播放〈血染的风采〉。于是，这首曾经上过春晚的歌曲，在一九八九年之后成了禁歌。与此同时，人们在香港经常唱这首歌，每逢六四纪念集会，惯例就是众人在烛光里齐声合唱。
崔健在六四之后也暂时停止了活动，一九九○年起，他开始了名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全国巡演，成为闻名海外的摇滚明星。一九九一年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解决》。收入其中的〈最后一击〉是非常特殊的作品，曲子大部分都是枪声，令人想到「六四」，在当时颇引物议。巡演上演奏新歌〈一块红布〉时，崔健用头带状的红布蒙住双眼，吹起小号，这些做法都说明了他的反骨精神。
不过，若问我崔健的歌是不是流行歌，我却没有自信说是。上个世纪末，包括崔健、唐朝乐队、北京雷鬼、重金属在内，各类型的音乐宛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听众的趣味、倾向和播放的媒体快速呈现多元化，某种特定歌曲将人们的心吸引到一处的现象急速减少。正如昭和年代结束后，日本人也逐渐不会一起聚在客厅听电视里放的歌曲那样，随着数位化和电子设备的快速流行，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开始用自己的音乐播放器或手机听歌。就算除夕夜大家聚在一起，除了看春节联欢晚会，大家也都是看着自己的手机。在这样的时代，很难再出现人人都会唱的流行歌了吧。
通过歌唱共通的经历，可以培养做为近代民族国家一员的意识。按道理讲，流行歌正是在有这类要求的特定时代与地方绽放的花朵。当这种条件不复存在，又或已然实现，那么流行歌就消失了。不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是如此。
作者1963年生，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中共党史、中日交流史。
石川教授的研究以一贯缜密周延的考察、细致入微的文本辨析、不偏不倚的见解著称，内容不时充满了深刻又出人意料的洞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2001）是他的成名作，内容研究中共创党时期的历史，更首次正确考证出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 2006年发行中文版后，迅速在中共党史学界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另外着有《「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2016）、《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2015）等书。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是他的最新作品，目的是要纠正当代年轻人对中国和中共的固有观点，期望大家抱持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个东亚的强大邻国。甫出版即获各界高度肯定，更荣膺有「日本文艺界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司马辽太郎奖。注：该奖由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设立，从1998年开始颁发，由朝日新闻社、讲谈社等11家文艺社团进行评定。历届得奖者包括宫崎骏、宫部美幸、盐野七生、杨海英、杉山正明等名家。
书名：《中国共产党百年史：革命、开放到专政，共产党特质的世纪追寻》
作者：石川祯浩
出版社：台湾商务
出版时间：202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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