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之后，这个帝王式的纪念堂一直困扰着、分裂着台湾的社会和政治。 （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同一社会中存在对立的历史记忆，这个现象并不少见。历史记忆的对立，经常引发政治对抗。由于历史记忆涉及基本的价值和认同，对立很难消失，甚至可以延续许多世代。由于对立很难消除，我们只能尊重彼此的记忆，各自怀抱、各自书写、也各自宣扬自己的记忆。同时在民主原则的规范下，合作营造民主的公共生活。

可是如果其中一方的历史记忆，化为庞大的实体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甚至受到国家资源的协助，它就构成对另一方的历史记忆的霸凌、甚至侮辱。面对其示威，我们无法和平地怀抱、书写、阅读自己的记忆，然后在互相尊重中共营和谐的民主生活。我们被迫在公共领域中去拥抱敌对的历史记忆。中正纪念堂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民主化之后，这个帝王式的纪念堂一直困扰着、分裂着台湾的社会和政治。这项难题尚未解决，不久之前我们又多了由国防部提供土地的「蒋经国纪念图书馆」，再一次冲击台湾社会的和谐。

中正纪念堂和蒋经国图书馆，它们雄壮威武地展现自己的历史记忆，向对方的记忆示威、霸凌、甚至侮辱。 （图片摘自蒋万安脸书）

雕像的政治和记忆

2017年八月美国维琴尼亚州的夏洛次维尔，内战南军指挥官李将军雕像之存废，演变成暴力冲突。在市议会决议移除李将军雕像后，抗议者在维琴尼亚大学的校园中，举行火把游行。第二天，支持黑人民权的群众举行反制游行。一位新纳粹份子开车冲入游行队伍，撞死一名年轻妇女。这个事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议论和愤怒。耶鲁大学学生要求「卡洪学院」改名；牛津大学学生要求移除罗德的雕像。

雕像经常不只是雕像。美国南方许多李将军、南方总统杰克逊的雕像，都是建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这是南方白人压迫政权逐渐崩溃、黑人逐渐取得公民权的时期。雕像也都为当地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发动和筹建，其政治意义非常明显。每一个自由的国度，都有群众缅怀残酷的压迫体制。我们必须面对这项事实。

威权独裁国家中政治领袖的雕像，是政治宣传中领袖崇拜的重要内容。列宁的雕像在东欧国家中到处可见，如今其废弃处成为观光景点。雷震出狱后给蒋经国留俄同学王新衡的信中说：

经国先生有若干做法，似欠考虑，如介公去世时，要全台湾各学校、各机关竖立铜像一尊。据说，台湾现有一千多尊，因而铜价大涨。我家不远的「世界新闻学校」，遵命也立了一尊。日本明治天皇把一个古老的国家变化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在日本九年半，走遍全国各地，未曾看到一尊明治天皇的铜像。明治天皇夫妇的墓，在京都附近的桃山，只是两个土堆子。

国民党的前辈中不乏头脑清醒的人。这样的人如今在党内似乎已经绝迹。

威权独裁国家中政治领袖的雕像，是政治宣传中领袖崇拜的重要内容。 （本报资料照片）

中正纪念堂明显是威权统治时期，领袖崇拜政治宣传的遗留。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处理这项遗产。台湾不是特例。西班牙政府于2005年，民主化将近三十年之后，移除马德里市区中一尊佛朗哥铜像也是费尽苦心：半夜两点动工，大群警察防止群众聚集，搬移的时候用布盖住铜像。因为事前没有宣布，同时也是半夜，没有多少人聚集抗议。第二天发现铜像不见的群众，开始聚集在雕像底座周围献花、下跪祷告。执政党一位国会议员说，「为什么不在白天拆除铜像？清除可耻的东西根本不须要害羞。」反对党的议员则说，这是「揭开历史伤口」，「破坏和解」。呐喊「不要揭伤口」的人经常没有受过伤，举世皆然。其「和解」的基础经常是「不准碰我的威权遗产」，举世皆然。每一个新生民主国家，都有群众感念独裁者。我们必须面对这项事实。

尊重或霸凌？

历史记忆永远不可能统一，尤其在民主国家。二二八事件被禁止公开谈论将近四十年，仍然普遍地在民间流传。我们能做的只是，怀抱不同历史记忆的人互相尊重，各自解读、各自书写、在心中各自感怀，同时也在公共论述中检视对方的历史记忆。这是民主的可贵之处。

可是中正纪念堂和蒋经国图书馆，却违反了这项民主文化的基本原则。它们雄壮威武地展现自己的历史记忆，向对方的记忆示威、霸凌、甚至侮辱。面对其霸凌，许多人提出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主张，试图加以转型、或美化。不论如何转型或美化，它终究代表唯我独尊的历史记忆，代表对另一种历史记忆的霸凌。不论铜像是否有卫兵看守、表演，它终究代表对另一种记忆的侮辱。

※作者为中研院社会所退休研究员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