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1 5 月, 2024 10:18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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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年前,鲁迅一直在为这个问题发愁:愚民能不能唤醒?值不值得拯救?

鲁迅所处的时代,被“奴才主义”洗脑的愚民实在是太多了,鲁迅将他们称为“熟睡的人们”。

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记述了与钱玄同的一段对话: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弃医从文,就是想要努力唤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但面对的是一群迂腐而麻木不仁的奴才,这让矢志改造“国民精神”的鲁迅非常的压抑和难受。

鲁迅先生的痛苦,民国另一位大师梁启超感同身受。

梁启超把奴才分为两类,一类是身奴,另一类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

网上有流传一个清朝时期的故事(没有查到这个故事的出处):

有一个叫罗杰斯的英国人对乾隆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

但没等乾隆皇帝回话,旁边的太监便抢着喝斥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情愿,你一个洋人没权力对大清朝的事说三道四。”

太监在喝斥完罗杰斯后,又立马对皇帝三拜九叩谢主隆恩!

这个太监就是梁启超说的心奴。准确的说,心奴是一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人,受迫害时间久了,对加害者产生好感和心理依赖。这类病人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甚至每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都是加害者的宽忍和慈悲,并因此对加害者感恩戴德。

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

鲁迅先生对于心奴有更精辟的论述。他在1933年10月发表的杂文《漫与》里这样写道: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
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鲁迅洞悉所处时代国民的劣根性,他的同胞中有大量“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的愚民,甚至可以说愚民就是麻木不仁的绝大多数,所以他才会在杂文里把历史分为两种:
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02

人一旦做奴才久了,奴性便深入骨髓。

1925年,鲁迅创作了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文章,讲的是一个奴才的故事。

这个奴才的生活非常悲惨,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有时还会挨鞭子。住在阴暗潮湿的破屋里,连窗户也没一个。

奴才经常向人诉苦。

奴才向聪明人诉苦,聪明人陪着他伤心,然后安慰他:“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奴才从聪明人那里得到了安慰,然后心情舒坦,继续过非人的生活。

又有一天,奴才向傻子诉苦。傻子听到他说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阴暗潮湿的破屋里时,大骂主人“混帐”,并埋怨奴才:“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一建议遭到奴才的严词拒绝:“这怎么行?……”“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傻子勃然大怒,径直来到奴才屋外,动手砸墙,给奴才“打开一个窗洞来”,改善他的居住条件。

岂料,奴才却不干了,他挺身制止,在地上打滚,大声哭喊:“来人啊,强盗在毁我们的屋子了。快来呀!……”

一群奴才应声而出,赶走了傻子。

主人出来时,那奴才立即献媚,“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
在得到主人的夸奖以后,奴才非常开心,觉得未来的生活都有盼头了。
写下这个故事,鲁迅的心情是灰暗的:给奴才砸开一个窗户,下场会很悲惨。
谭嗣同就是那个要砸开窗子的傻子,他宁愿用自已的血唤醒民众,却在押往刑场的路上,被他一力想要拯救的愚民扔了很多烂菜叶臭鸡蛋到身上。
在愚民眼中,变法维新是大逆不道,是乱党和叛逆,罪不容诛。如果那时有网络,在处决谭嗣同的新闻下面,一定是数十上百万的点赞。

1907年7月15日清晨,是秋瑾就义的日期。天刚蒙蒙亮,刑场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他们不知道这个革命党人是为何而死,为谁而死,他们是来看热闹的。

秋瑾牺牲十多年后,鲁迅在小说《药》中,以夏瑜来隐喻革命烈士秋瑾。

在监狱里,夏瑜给狱卒阿义讲道理,“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结果被“一手好拳棒”的阿义狠狠收拾了一顿。

夏瑜被押赴刑场时,围观的民众从未表现出对一个将死之人该有的同情,反倒是烈士的鲜血被愚昧的群众当作来救命的药引子。

对愚民来说,清醒是痛苦的。沉睡,或是半醒半醉带来的体验,反倒要美好得多。

愚民需要的是安慰,需要娱乐,不需要清醒。谁企图唤醒他们,他们就吃谁的人血馒头。

03

比鲁迅先生的“铁屋子”更早的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个“洞穴”的隐喻。

在一个山洞里,一群囚徒从小就被关押在这里,他们的头颈与腿脚被镣铐紧锁,面对着墙壁无法动弹,既不能转身,也无法回头。

直到有一天,其中的一个人挣脱了束缚,走出洞穴,见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恍然大悟,马上跑回去告诉那些仍然被绑着的囚徒,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然而,当这个人将那些被绑着的囚徒解绑之后,那些囚徒却恼羞成怒,他们早已经习惯了洞穴世界,而把别人的劝告当作毒药。

这些囚徒就用石头把那个拯救他们的人砸死了。

柏拉图的“洞穴说”影射了苏格拉底的悲剧。

苏格拉底死于不理解自己的同胞之手,被愚民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的罪名处以极刑,而且还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就是一个坚持真理的哲学家的下场。

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到鲁迅的的关于“铁屋子”的比喻,两者异曲同工:有些愚民是难以拯救的。

你同情他们,你努力去帮助他们,反而会被他们视若仇雠,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你。

04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记录了苏格拉底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在雅典城邦的广场上,苏格拉底为自己做了最后的申辩,他说自己深爱着雅典。雅典就像一匹马,而自己是一只虻。如果虻不去刺激马,它就会一直昏昏欲睡,萎靡不振。

面对法庭上的数百名陪审员,苏格拉底平静、坦然、温和:

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邦,就是让我起一只虻的作用,我整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

苏格拉底的平静激怒了陪审员,也激怒了雅典的民众。

愚民们千方百计想要拍死那只一心想要让他们保持清醒的“虻”。他们厌恶苏格拉底的清醒,想要继续昏睡,所以要致他于死地。

与苏格拉底一样,两千多年以后的鲁迅,同样想要做那只唤醒愚民的“虻”。他用尖刻的文字,对国民性格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样的文字是不受愚民欢迎的,鲁迅自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我还不能“带住”》中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

于是,不留情面的鲁迅,招来了与苏格拉底类似的攻击。在《论辩的魂灵》里,鲁迅抄录了愚民的种种弱智荒谬言论,至今读来仍然觉得很无语:

……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

鲁迅的文字如当头棒喝,令愚民们如芒在背。

“民众理解不了伟大之为伟大,然则对所有伟大事物的表演者和戏子,民众却是兴味盎然。”愚民们愿意听着塞壬的歌声入睡,闭上眼睛再续旧梦。他们不仅喜欢骗人,也享受着被骗。

05

被判处死刑以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们花钱收买了狱卒,要劫他出狱。

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逃生的建议,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沐浴净身,穿上干净的长袍,接过毒药,毅然决然地一饮而尽。

他是在用生命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

这是一个伟大思想者的悲剧,戳穿民众的愚昧,代价就是死亡。

苏格拉底去世两千多年以后,鲁迅在《寸铁》中这样写道:

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

浑身是胆,以文字当投枪当匕首,一心想要唤醒愚民的鲁迅,在写下这段话时,他的心情一定是悲凉到了极点。

 

文章来源:微信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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