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2022年12月初，小杨在上海见到了小鱼，小鱼提起了在北京李思琪，说这位共同的朋友过得不太好，令人担心。于是三个95后女孩打了视频电话。

这是两个女孩最后一次见到李思琪。“她看上去精神状态确实不太好，不太愿意说话，很疲惫。”两个多月后，小杨向记者回忆，后来是小鱼告诉她，思琪在派出所呆了24小时，做了笔录，被扣下了手机。手机被扣了一两天后拿回来了，“警察没发现大问题”。

三个人视频时，全国各地出现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的聚集活动已经过去一周。在11月27日晚上亮马河畔的人群中，也包括李思琪和几名女性朋友。

11月30日凌晨从派出所出来后，“走在路上，觉得身后有人跟踪我。”她在视频通话中这样抱怨。小杨建议她去别的城市，比如大理，换个环境或许轻松些。但李思琪气馁地告诉朋友，不论跑到中国哪里，她都会被查到，因为在派出所时，警察报出了她在北京租住的准确住址，这是她从未主动备案过的信息。

小杨打算和伴侣去北欧，但其余两人并不认同这种“一走了之”的做法。三个人都曾在海外留学，她们毕业时，正是国内疫情封控最严的时刻，但这并没有打消她们回国的决定，女孩们都认为，只有在国内才能带来改变。“思琪尤其有使命感。”小杨说，李思琪不断写字和摄影，只为记录这剧烈变化的现实社会。她不隶属于任何机构，靠独立撰稿养活自己。

但在沮丧之外，女孩们确实看到了一点希望，这种希望植根于“在场”，甚或是“行动”。小杨说，如果不走出家门，只看网上的信息，就会很容易感到无力和绝望，但如果参加线下的活动，亲眼看到人们聚在一起，爆发蓬勃的呼唤，美好的预期油然而生。

过了一两周，疫情封控政策放开了。也就在那时，12月18日，独居的李思琪被警察上门带走，被羁押至今。

在黑暗中歌唱

第一次离开派出所后，女孩们预感自己会被消失，建了对策群。12月18日李元婧和李思琪被率先带走，翟登蕊消失于12月22日，曹芷馨由于回了湖南老家，到12月23日被跨省抓捕，被捕前，得知伙伴们已失去自由的她录下了质问和求助的视频。

12月底，被捕者的朋友们来到北京Y律师的事务所。这是位有类似案件经验的律师，且愿意为女孩们提供帮助。朋友们本来商议，请Y律师代理天津女孩李元婧，因为她被动当了群主，看起来最“危险”，但李元婧的父母拒绝了。接着Y律师被推荐给了李思琪的父母，年轻的朋友们直觉认为，思琪同样危险，她平日里的自由撰稿和漫无目的的交友，都令她在这起政治导向的案件中处境堪忧。

李思琪出生于1996年，父母是北京的公办教师。起初，她父母答应聘请Y律师，在签订代理手续后，Y律师立刻向平谷看守所递交手续，要求尽早会见，在等候看守所答复时，李思琪的父母决定解聘这位律师，理由是决定找一名亲戚代理自家女儿。

接近李思琪父母的朋友说，两位尚未退休的老人为女儿卷入政治风波而憔悴，但究竟有无律师会见，她在看守所里境况如何，老人们闭口不谈，因此对于李思琪的状况，至今没有任何消息被披露。

看守所传出了一些模糊的信息。在大年夜，李思琪、曹芷馨和翟登蕊，尽管分处不同监室，但她们隔着墙开了“跨年演唱会”。黑暗的凌晨时分，女孩们唱起了张悬的歌。还听说，警察一直试图让她们相信有人背叛了她们，企图让她们互相出卖，但她们的信任坚不可摧。

据说在她和几个朋友是否批捕上，检察部门有不同意见；然而她们还是被批捕了。公安已经侦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

从成年开始，李思琪就自己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她很少向朋友提起自己本科专业是经济学，那是循着父母之命选的。她在一篇文章里，描述自己交不起房租了，去向父母要钱。“那种时刻让我感到羞耻，不是因为他们给不起，是我知道他们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骄傲。”

她的目标明确而执着。本科期间，她不断寻找媒体业的实习机会，时常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去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旁听课程。

见证李思琪“野路子”学习采访技能的朋友说，李思琪珍惜每一次写稿机会，总是反复思考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她在意自己所处的世界，和人们的生活。”很多次，这位朋友和她聊起报道的艰难和难以养活自己的忧愁，但聊着聊着，忧愁却又会被兴冲冲的灵感分享而取代，“她的眼睛会因为想到了值得报道的故事而亮起来。”

她总是挑战自己，寻求采访“突破”。方法之一就是就是去鼓楼找陌生人聊天。一位朋友就是由此被她搭讪从而结识。

伦敦生活

2019年秋天，李思琪从北京飞去英国，入读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学习媒体、传播与文化的研究生课程。在她的个人网站（siqi.love）介绍中，她赋予自己的三个角色都是“自由”和“独立”的，分别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 writer）、独立摄影师（Independent photographers）、独立小规模活动策划执行者（Independent planner and executor of small-scale events）。

作为自由撰稿人，李思琪是独立杂志《Ejaculation》的主编之一，这是一本线上杂志，朋友们回忆，已经完整地出版过一期，包含文章、摄影和拼贴画作品，杂志的中文名称叫《寸身》。另外，李思琪还在“别的女孩”、“三声”、“So Rock！”、“Story UK”“ 我爱摇滚乐Fanzine”等公众号或平台发表文章，关注的领域主要是亚文化、心理健康、性别问题、当代艺术等。

作为独立摄影师，李思琪的镜头主要聚焦街头、人体和音乐现场。 另外，身为独立小规模活动策划执行者，李思琪曾经参与许多组织，比如北京的706空间，伦敦的创业者组织“从无到有”（Zero to One）等。

2020年冬天，在伦敦的感恩节，小黄第一次见到李思琪。那之前，思琪早在伦敦的留学生圈子里小有名气。见到她之前，小黄听别人描述的思琪的特征是：话多、好奇心强，思维活跃，“有点像是记者型的人格”。但那天，小黄发现思琪真人其实很文静，“如果她没有在讲话，就无法想象她是思琪。”

那天晚上，李思琪讲了很多话，但不会令人感觉聒噪，而是将沉静观察者的印象留在了小黄的心里。小黄回忆，她与思琪主要讨论706空间的运营模式，思琪曾在北京706空间当小管家，认识许多运营者，而小黄是706空间的资深成员。706空间是12名高校学生发起于2012年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如今已经遍布全国许多城市。

当时，李思琪已经写完毕业论文，正在写创业计划书。她所就读的金匠学院有文化创意课程，在实践课部分会带领学生参观文创企业。受此启发，李思琪打算自己创业，创办一个聚焦亚洲地区亚文化的自媒体，“她在探索。”小黄那时就感觉到，思琪想做自己的事，不想附属于什么机构。

在2020年底的冬天，小黄与思琪碰了几次面。令她印象最深的，是去李思琪家里看片。她住在伦敦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与室友合租，因为有客厅，就能时常邀请朋友聊天吃饭。思琪的客厅里有一个L形大沙发，可坐四五个人；那次放映会，人们把沙发坐满了，思琪就席地坐在地毯上。女孩们看的是一部金马奖纪录片，内容是南方农民追求自由改革。

胡同里的塑料地垫

李思琪曾经上过英文创意写作的网课，但最终还是选择中文写作。她认为，许多细微的表达必须依赖于她的母语。2021年3月，她从伦敦返回北京。

父母希望独生女儿思琪能去相亲，结婚生子，再给安排上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但思琪没有去入职任何机构，拒绝住在北京的家，从回国开始，她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尝试自由撰稿。

小黄在2021年5月回国，那时什刹海的荷花开得灿烂，她到北京找住在胡同里的思琪。小黄回忆，思琪住在胡同平房屋顶上搭的违建部分，那个凸出来的木屋被隔成了三个小房间，思琪住在其中一间，房间没有厕所和浴室，要在上楼的过道里洗澡，屋顶会漏雨，太阳大时会特别热，但没有空调。牺牲了这些基本居住条件换来的，是每月两千块以下的租金，就其贴着恭王府和什刹海的位置来说，已是极高的性价比。

李思琪总是在写稿，她驻扎在咖啡厅里，早出晚归。有时她会加入什刹海边的夜生活，听朋友在水畔唱歌。她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矮桌，她在地上铺了塑料片组合的地垫，与朋友席地而坐。小黄和思琪还曾走出违建，踏上砖瓦房顶，骑在屋脊上喝酒，五月中旬的北京有温柔的春风和柳树，酒却不太好，因为隔壁的朋友把好酒喝完了。

惬意的胡同生活仍然不能不受到当时疫情防控的影响。街道干部听到“英国”和“外地”如临大敌，街道与派出所的各种查问甚至延伸到小黄离京返乡之后。

6月，兴许是试验成功，达到了收支平衡。李思琪搬离了屋顶上的违建，住到了旁边的平房。十几平米的空间，单人床脚顶着衣柜，还塞进了电子琴和一个小沙发，但也留下了少量空间供人席地而坐，塑料地垫也被移了过来。

这年盛夏时，小杨到北京应聘，顺道来这个胡同里的家。“印象里她有点忙乱，我起初很好奇。她爸妈明明就在北京边，她为什么不住在家里呢？但后来感觉她非常依赖胡同的土壤，并且和爸妈不太合得来，没办法住在一起……”

那间房子租金在4000元左右。李思琪开始同时操作多个选题。她又在琢磨创业了，一个老板每月给她投资两万元，要求她在个把月内“变”出一个日更的独立音乐自媒体，她付出了许多努力后最终放弃。这干扰了她的自由撰稿现金流，在2021年11月，她举办了地下摄影展，把自己的照片打印出来，企图卖点钱。为了推销自己的艺术，她甚至在约会软件上发广告，她还把家里剩下的多半瓶威士忌带到展览现场，取名“寂寞男人威士忌，直男 29 元/位，请自助，其 ta 人免费。”一些直男为此付了钱，这成了摄影展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

“那次展览是我长这么大以来最卖力推销自己的两周，但过了一个月后，如果不是因为把办展过程写出来后拿到了稿费，我还赔了不少钱。”她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摄影展的效果。

占据她大多数时间的事情就是写稿。小杨回忆，到了2022年1月，她和另一个朋友到北京旅游，与思琪相约咖啡厅，整个下午，思琪都对着电脑敲字，她与朋友只好看书。晚上她们去了一家比较贵的意大利餐厅，李思琪只点了最基础的肉酱面。

另一位朋友见过李思琪更艰苦的时刻。“一份打折的麻辣烫掰成两餐来吃。”她认为，思琪甘愿过着朴素的生活，“对她而言，看见世界的真相和发声是重要的。”

在场

2022年6月，李思琪把自己与另外两位朋友的工作经历写成故事。小黄认为，思琪在文章里倾注了写作者的沉淀与思考，这是成长的标志。那篇叫《年轻人正在工作中被损耗》的文章，于2022年6月24日发表在“单读”公众号，后被印成铅字出版，李思琪介绍了自己、阿拉登和另一位小杨三个好朋友对工作的思考。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她提及自己对“在场”的思考。

“我很清楚，我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朗读会就得到什么醍醐灌顶的启发，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如何工作’之类的宏大问题。但是通过写作、朗读、绘画等任何方式‘在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通过仪式的抵抗。”李思琪在文章里这样解释自己。

她一直为了“在场”而努力。她曾自费买最早的航班飞去另一个城市，只为了抵达马拉松失温惨剧的现场，尽管最后结果是“知道了在现场你什么都看不到。”但在2022年3月，上海疫情封控最严格的时，身在北京的她对小杨说：“一定要记录。”尽管在当时，她们的另一个朋友整理了一份死者名单，就被警察带走，遭遇了连夜的盘问。

2022年6月，两轮大规模封控间暂停的喘息时刻。李思琪组织了线下活动，邀请伙伴们讨论俄乌战争。到了10月，人们越来越封闭和沮丧，世界陷入撕裂，她采访了一个用中文写作的意大利人。到了11月底，因为乌鲁木齐的火灾，全国开始一些大大小小的悼念活动，这群年轻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冲击。

2022年11月27日晚上，李思琪在亮马河畔做了什么？由于她的会见情况不明，朋友们无法得知直接从她口中讲述的信息。唯一能确定的是，她必须“在场”。

与思琪最后的视频通话时常回荡在小杨脑中。“她不怎么讲话，感觉她不开心。”意兴阑珊后，女孩们玩起了滤镜，变换不同的妆容。李思琪选择了万圣节妆容，眼眶被涂满了黑色，点缀上黑色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