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满清政府砍头，光绪皇帝自1898年6月11日开始的维新运动宣告失败，这也意味着保守的慈禧彻底关上了政改的大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面对国难而力求救亡图存的愿望在1898年9月28日后化为泡影。而慈禧发动宫廷政变的原因在时人王小航眼里竟然只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自1898年9月21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期间不过短短的13年。这13年里，满清王朝为了既得利益集团一己之私利，多次拒绝来自民间和体制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不断为自己制造政治上的劲敌，最终落得王朝灭亡的下场。而十余年里，满清在民间制造的政敌以立宪派领袖梁启超为代表，在体制内制造的政敌则以北洋派领袖袁世凯为代表，正是在这多种力量的合击之下，大清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梁启超成了满清的头号掘墓人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难用文字准确描述的人物应该就是梁启超了，而有趣的是，在北京香山公园梁启超墓前，就耸立着两块巨大的无字碑。也许连梁启超自己都无法准确地评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因为即使在今天，梁启超超过一千六百万字的作品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而梁启超去世后，中国历史恰恰又进入五千年历史中最为动荡和血腥的时期，以致于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位历史学家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对梁启超的一生作出令人信服的评价。
尽管如此，对于梁启超在清末民初中国宪政运动中的作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大致上以民国建立为界，可以把梁启超的活动时间分为二个部分，清末他主要致力于鼓吹宪政，而民初则主要致力于捍卫宪政。
自1896年7月任《时务报》撰述起，至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帝下诏退位时止，梁启超从最初的为报馆写文章到最后自己开设报馆，十多年时间，他向国人大声疾呼的就是中国要走宪政之路。而主张实行宪政与当时满清王朝的专制政权显然是直接对立的。经过梁启超十多年的鼓与呼，不仅中国民间形成了势力强大的立宪派，满清王朝体制内也有大批梁启超思想的追随者，也正是在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下，清末才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满清王朝也在这种强大的时代潮流冲下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来看，梁启超是满清王朝的一号掘墓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不同的是，梁启超对满清王朝的态度更多的是批判和否定，因而在思想上表现的也更为激进。
1896年7月梁启超进入时务报馆，并通过《时务报》发表了自己最初的政治主张：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通议》）也正是在时务报馆期间，梁启超结识了自己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黄遵宪。黄遵宪，字公度，是梁启超的广东同乡。1897年，黄公度出任湖南按察使，他与巡抚陈宝箴在湖南大力推行维新。同年秋，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人在长沙开设时务学堂。他们一致决定由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梁启超还在与汪康年一起办时务报，谭嗣同怕汪康年不同意梁启超来湘，曾书信一封致汪康年，力言必须放梁启超入湘：……我公如更不肯，将不惜与公迕而豪夺以去。嗣同窃计，遽用霸道，似乎使公太难堪，今为公计，不如自劝两公往湘，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嗣同为乡人所迫，万分无可如何，兹先与公婉商，不遽作赴沪之举，所以为公地，使此事若出于公自己情愿者，可作一完全之人情也。公即不令卓如往湘，渠亦必往西湖，宁能终绊之耶？这封信既可看出谭嗣同求贤若渴的心情，也可看出谭对梁才能绝对的信认。梁启超的到来也使湖南时务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对于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的内容，狄葆贤在其所著《任公先生事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矩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于时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赖陈右铭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然湘中诸学子经此启发，风气为之一变。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最大贡献有二，一是在思想界开全国政改之先声，二是为当时的中国培育了一批宝贵的人才。梁启超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辞》里曾回忆了湖南时务学堂时的那段经历：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异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
1898年9月21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当晚就避往日本公使馆，并得到日本方面的帮助，很快逃往日本。对于救梁启超的过程，日本公使林权助在其回忆录《我的七十年》里有非常详尽的记载。梁启超跑到日本使馆是想要日本能出面保证光绪皇帝以及自己的老师康有为的安全，而他自己已抱定必死之心。林权助不仅答应了他救人的要求，也明确告诉梁启超他也不必去死：我（指林权助）决断地说：可以。君说的二事，我的确承担。我又说，你为什么要去死呢，试好好想一想，如果心意改变，什么时候都好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梁听了我的话，暗暗落泪，同时仓皇而去……到了夜晚，公使馆门口骚闹着。我正在奇怪的一刹那，梁飞快地跑了进来……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伊藤公（指伊藤博文），伊藤公说：这是做了件好事。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去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也就是到日本后，梁启超开始以文章为号召，公开宣扬中国必须走宪政之路，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要时不惜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以推翻满清王朝。从那时起，梁启超成为了满清王朝的职业掘墓人。
死不绝的那群湖南异数
湖南人杨度在其《湖南少年歌》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长眠着52位为建立一个宪政民主的中国而献身的辛亥时期英烈，他们当中的黄兴、蔡锷、陈天华、蒋翊武、焦达峰等人都是中华民国开国时代的不朽先贤。而湖南人为宪政民主抛洒热血的第一人则是戊戌维新运动时的谭嗣同。
对于谭嗣同的死，谭的好友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中曾有记述：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余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年谱长编》100页）
谭嗣同之死对于当时的湖南影响深远。就连谭嗣同的父亲，极端保守的官僚谭继洵在谭嗣同死后写的挽联中也表达了对满清王朝的愤懑之情：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谭嗣同死后，谭的妻子李闰悲痛异常，终日以泪洗面。谭继洵为了劝儿媳节哀，曾要李闰不必太过悲伤，他说谭嗣同以后的名声要远远超过自己。由此可见连谭继洵都认为谭嗣同所从事的无疑是伟大的事业。
谭嗣同之死使清王朝把湖南时务学堂的那群学生变成了自己的死敌，这里面当然也包括谭时务学堂时的同事，几十年的刎颈之交唐才常。1895年秋天，梁启超与谭嗣同结识时，曾问及谭嗣同的好友，谭嗣同向梁启超介绍到，自己二十年来最信任的朋友，不过唐才常一人而已。
唐才常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生死之交，1900年，唐才常与梁启超等人欲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发起勤王起义，事败后唐才常为张之洞杀害。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1886年（光绪十二年），十九岁的唐才常，连得县、府、道三个等级的考试头名，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1891年至1893年间，为了开阔自己眼界，青年唐才常来到四川，担任学署教读等职。1894年，他又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这个书院乃洋务派代表人士之一的张之洞创设。在这里，唐才常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1897年，他进入当时全国最有名的学校湖南时务学堂。在这里，他与维新运动的巨匠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一道为中国的宪政运动播下星星火种。
1898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在光绪帝《定国是诏》的大政治背景下，唐才常四方奔走，他的思想也日渐激进。与改良派不同的是，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而他心中最倾慕的对象，是美国的华盛顿和日本武力倒幕的西乡隆盛。
1898年8月，人在北京的谭嗣同为了增强臂膀力量，电召唐才常赴京，想让这位好友参与新政的推广。
岂料，风云突变，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消息传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经被满清王朝杀害于北京菜市口。
得知生死知己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谭嗣同：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谭嗣同死后，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准备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东京期间，唐才常不仅同康有为、孙中山这些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也与林圭、吴禄贞等人密切往来。前者在湖南哥老会等会党中人脉颇丰，后者乃湖北人，正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们各受孙中山等人指示，与唐才常约定在长江流域起事，首要目的地就是武汉。其目的，就是想攻取武汉这个战略要地，作为军事大基地，进行全国性的起义。
1900年8月21日，唐才常在武汉被张之洞抓捕，同时被抓的还有林圭等二十多人，第二天夜里，包括唐才常、林圭在内的11人被秘密处决。唐才常被抓捕后，负责审讯他的是同为戊戌维新派人士，同时也是曾经的朋友郑孝胥。郑在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有简单的记载：8月22日地亚孟德来。晚，渡江，司道皆至营务处，会鞫匪党，斩十一人，唐才常与焉。夜，入督署，谈至二点，关道飞报”汉口明日匪党将焚市镇”，帅亟起发兵，余乃退。
当时，郑孝胥是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司职湖北全省营务处总办。维新派审维新派，且为旧日朋友，对郑孝胥来说，不知当时心里作何感想。
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是继谭嗣同被杀之后19世纪末中国又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此次湖南在人才上的损失更为惨重，自立军一案，被杀湘籍青年，就达五十人之巨。其中，跟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湖南时务学堂学习的40名学生中，就有林圭、李炳寰、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钟浩、唐才质、林述祖、范源廉、李群、秦鼎彝、沈荩、周宏业、陈为璜、朱茂芸、李渭贤和蔡艮寅加入了自立军，而林圭、李炳寰、田邦璇、唐才中、周南、蔡钟浩在此次起义中壮烈殉国。其中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还曾追随梁启超东渡日本，自立军准备起义时，他们与唐才常一道回国参与组织领导起义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是当时中国青年中最精英的分子。
很久以后，梁启超在其《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还沉重的回忆道：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找……我们又一块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唐先生死去大半。
这其中最为惊险的要数蔡艮寅，他是奉了唐才常之命到长沙去联络其他志士一道共同举义才逃过一劫。得知唐才常死讯后，蔡艮寅心如刀割，失声痛哭。泪干之余，他改名为”锷”，其深意乃”砥砺锌锷，重新做起”。
后来蔡锷重又遁回东京，他投笔从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武昌起义后，时在云南的蔡锷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成功后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
而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周宏业等幸存者逃亡日本后，继续从事反清事业，1901年5月，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创办了《国民报》，此报开创了留学界革命新闻的先河。
唐才常就义三年后，又有一群血气方刚的湖南青年在长沙成立国内第一个反清组织华兴会，这一组织的领袖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巨人，1905年9月，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当时反清的革命力量集结在一个共同的旗帜下，正是这些充满血性的湖南人前赴后继的反清革命行动，才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得以大功告成。
南方的总督们动摇了大清国本
对于康、梁主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满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们个个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清王朝已腐朽不堪，再不变恐怕只有自取灭亡这一条路。所以他们对维新变法大都持同情的态度，这从他们给朝廷举荐的人才确为当地一时之选的维新人物就可看出，在他们的心底里还是有希望通过变法而使国家富强的愿望。所以当维新运动失败后，他们大多表现出对满清王朝的不满和对维新人物的同情。我们从清人孙仲玙（李鸿章侄婿）的《日益斋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清楚看出维新运动失败后，清廷各层官僚对此事的态度：（光绪25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浩成咸在，问傅相（指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乎？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陛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指李鸿章）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有人劾余为康党，”余曰： “合肥（指李鸿章）在都逢人辄语云：康有为吾不如也。”
但是另一方面，身为满清重臣，他们已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满清王朝的命运捆绑到了一起，特别是当维新变法主张与他们的政治主张相背离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对此进行抵制。我们从满清湖广总督张之洞1898年4月发表自己的著作《劝学篇》的动机就可看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希望朝廷进行的维新变法能按自己所想的方式进行，在《劝学篇》序言中，他如是说道：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搤捥，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张之洞们对改革的底线是既能维护大清正统，又能使国家富强。但最后慈禧不但停止了维新，还准备废掉光绪另立新主，这是南方总督们心里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能说1900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等南方总督们搞的东南互保是发泄对慈禧1898年发动宫廷政变阻止维新变法不满的结果。但经过戊戌政变满清王朝在这些总督们心中的份量着实下降不少。参与互保的共有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12个省，省份之多，范围之广大大出乎清廷的预料。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对于满清王朝来说无非是一时之痛，但如此大范围的督抚不听中央号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的国之基础。1901年，慈禧被迫宣布新政，但此一时彼一时，满清已错过了挽救自身灭亡的最后时机。
1901年后，中国民间特别是南方省份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省治的思潮，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大清人，浙江人就是浙江人，湖北人就是湖北人，这种各省自治的风潮一直越过十九世纪，越过大清，来到民国之后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入最高潮，民初中国掀起的那股省治运动其源头实来自于张之洞们搞的东南互保。
袁世凯被钓鱼上钩的却是满清王朝
在1900年南方各省搞的东南互保中，就有山东省的参与，当时山东的省领导就是袁世凯。其实那时袁世凯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屁股都还没坐热，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现在的大多数所谓历史家都把袁世凯看成野心家和权力狂，好像袁世凯一出生就是奔着皇帝的座椅去的。
但事实上袁世凯的一生并非一帆风顺，最起码他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这在讲究出身的专制王朝里是致命伤。如果不是生逢乱世，袁世凯既算再有能力，也是不可能身居高位的。
袁世凯的发迹与戊戌维新运动有着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首先，袁世凯与当时大多数体制内的官员一样，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他也不会在强学会成立时马上加入并第一个捐款，而且数额达5000两银子。
袁世凯的麻烦也与戊戌维新有关，在现在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袁世凯是一个背叛了光绪皇帝最后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罪人。虽然历史的真相也许不是这样，但当时康有为、梁启超们一致认定正是由于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才导致戊戌维新功亏一篑，光绪被囚、谭嗣同被杀、康梁被流亡这些账都算在了袁世凯头上。加上梁启超无人能敌的宣传，袁世凯戊戌变法时卖主求荣的形象已是路人皆知。
而随着袁世凯官越做越大，场面越撑越宽之后，戊戌时的旧伤成了袁一生的心病。他只有硬着头皮把自己的官弄得越来越大、身处的地位越来越高，才有起码的安全感。或许历史就有那么荒谬，袁世凯追求自身安全的动力也许就是他起劲呼吁变革的原因。1900年东南互保如此，1905年上书要求朝廷实行立宪、改革官制莫不如此。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立宪，随后进行官制改革。这场改革的方案实际上是由袁世凯制订的。袁世凯设立了一个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内阁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袁世凯内心的担忧是，慈禧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哪天死去，光绪掌握了最高权力。按自己与光绪的误会，总有一天命都保不住。所以在慈禧死之前设计一套限制皇权的制度是袁世凯迫不及待的想法，而这种想法又与当时立宪派要求进行宪政改良的主张高度吻合，这样袁世凯自然而然地成了立宪派在清廷体制内的代表人物。
但袁世凯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以实现，他的过激改革遭致了慈禧的冷遇，很快，他被迫退出权力的中心，他用自己的激流勇退求得了一时的安全。
光绪死后，宣统继位，很多人或许已经淡忘了袁世凯。但有一个人对袁世凯却耿耿于怀，他就是当时的摄政王载沣，他是光绪的亲弟弟，他一直认为是袁世凯害死了自己的哥哥，他把袁世凯一脚踢了出去。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他把袁世凯踢出去的同时也把自己祖宗的江山和儿子的皇位踢掉了，他亲手制造了埋葬自家王朝的最大政敌。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看起来只是一帮书生面对国难一时的心血来潮之举，它也很快被掌握最高权力的慈禧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在慈禧们看来，谭嗣同们只不过是一群无足轻重的草根，他们的鲜血绝对淹没不了大清的万里江山。但慈禧们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是，正因为谭嗣同们的草根性，使他们真正了解万里江山里所有草根们的愿望和渴求，他们的背后是亿万民众，他们根相连，血相通。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不知现在那些身居高位的当权者能否以史为鉴？
2012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