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第12：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被毛泽东当面批评，吴冷西身心震撼，仿佛惊雷炸响。这是吴冷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1.吴冷西向姚溱转述毛泽东的批评

3月20日或21日，结束了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吴冷西即回到北京，来到钓鱼台8号楼，来到姚溱的房间，转述了毛泽东在杭州的严厉批评。

姚溱听后默默无语，半小时后独自来到吴冷西的房间，心事重重地说，大事不好，大势已去，此地不可久留，望你好自为之！

这句话很重，吴冷西问，何以见得？

姚溱一字一句地对吴冷西说，你还看不见？主席狠批你一顿，连随他多年而又不在场的两位大秘书(指胡乔木和田家英——本文作者注)也扫得不轻，只剩下个陈伯达安然无事。这不只是几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全党的大局，关乎党的最高层的大事，后果难以预料，不过很可能凶多吉少。当然你也得小心行事，你1963年在杭州驳得陈伯达下不了台，当心他报复就是了。

吴冷西说，无事不怕鬼拍门，我是明来明去的人，从来只按党的规矩办事，从来不搞小动作，在毛主席面前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打小报告，别人说我坏话我不在乎，也不怕。

姚臻说，为人问心无愧就是了。

姚臻两三天后就从钓鱼台搬了出去，和吴冷西道别时相对凄然。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97页）

几个月后的7月23日，面对追责“二月提纲”起草过程的姚溱承揽一切，含冤自尽，1978年4月获得平反。

吴冷西从钓鱼台来到王府井，向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副总编辑胡绩伟保留的笔记中记录道，吴冷西传达：主席说了：“现在我喜欢看《人民日报》了，《人民日报》有好东西，有进步。”“我把你放到人民日报，是因为你比邓拓好。”“我是喜欢你的，也批评你，而且批评了多次。”“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前进，否则要垮台的。”“我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是从来不批评的。”（见胡绩伟1967年5月27日所作检查）

吴冷西后来检讨说，他在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时候，先讲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近来有进步”的话，再讲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亦即对吴冷西的批评，把先后顺序倒了一下。

196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1版上的社论《求实》，这是《人民日报》版面上的最短标题，社论作者是时任副总编辑李庄。后来他回忆，写这篇社论，从内心来说，是希望正在进行的对姚文元“论海瑞罢官”的讨论和批判，要“求实”。

2、毛泽东对康生谈话，矛头直指彭真、中宣部

事态之严重果然被姚臻言中。

3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上海两次与康生谈话。

康生向毛泽东报告，彭真和“五人小组”扣押了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文章。他对毛泽东说，彭真批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不向“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

《毛泽东年谱》第5卷对他们这天谈话的内容记载甚简，记录毛泽东对康生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1958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2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3月28日至30日，从杭州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在谈话中，听说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于3月11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说：

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报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卷第1406页）

毛泽东批评许立群，说他“专门搜集关锋的材料，不搜集吴晗的材料。要批评。”

毛泽东还对魏文伯说：“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在这次“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联名批评了邓拓、廖沫沙及吴晗，说邓拓写《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旦批判邓拓，党内斗争锋芒就由吴晗、邓拓而迫近了彭真。

毛泽东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6页，转引自王任重日记）

1950年代的李庄，1966年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离休后，他完成了长篇回忆录，对1966年初发生的事情多有记载。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先向吴冷西、王力，接着向周恩来、彭真等传达了毛泽东前几天在上海的讲话内容。

毛泽东通过康生返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等人传达讲话，且不论康生转述是否准确？是否掺杂了他个人的主张？此种做法是在政治历史上留下负面痕迹的,康生传话结果造成极大的政治动荡，他将文化“革命”的潘多拉盒盖撬开了缝隙。

康生传话将个人意见凌驾在高层合议之上，表明在高度集中权力体制下，一旦个人错误决策贯彻下去，必然付出极为惨重的社会代价。按时间来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刚刚在杭州见面不过一周，开会中不提及，转身向康生提出对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的严厉批评，如此重大问题本当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至少应向刘少奇、周恩来——政治局常委提出。康生中间传话，增加了此人的政治权重，为他此后10年在国家劫难中起恶劣作用增添了砝码。

听了康生传达的领袖讲话，书记处成员“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彭真退让。

4月2日，他向毛泽东写出简短检查，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称“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彭真在报告中说：我脑子很乱，还有些问题没有想清楚，现在只能先写这些。（《彭真年谱1960~1978》第478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