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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3-03-05 08:01 Posted on 北京

接上篇第12: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被毛泽东当面批评,吴冷西身心震撼,仿佛惊雷炸响。这是吴冷西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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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冷西向姚溱转述毛泽东的批评

3月20日或21日,结束了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吴冷西即回到北京,来到钓鱼台8号楼,来到姚溱的房间,转述了毛泽东在杭州的严厉批评。

姚溱听后默默无语,半小时后独自来到吴冷西的房间,心事重重地说,大事不好,大势已去,此地不可久留,望你好自为之!

这句话很重,吴冷西问,何以见得?

姚溱一字一句地对吴冷西说,你还看不见?主席狠批你一顿,连随他多年而又不在场的两位大秘书(指胡乔木和田家英——本文作者注)也扫得不轻,只剩下个陈伯达安然无事。这不只是几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全党的大局,关乎党的最高层的大事,后果难以预料,不过很可能凶多吉少。当然你也得小心行事,你1963年在杭州驳得陈伯达下不了台,当心他报复就是了。

吴冷西说,无事不怕鬼拍门,我是明来明去的人,从来只按党的规矩办事,从来不搞小动作,在毛主席面前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打小报告,别人说我坏话我不在乎,也不怕。

姚臻说,为人问心无愧就是了。

姚臻两三天后就从钓鱼台搬了出去,和吴冷西道别时相对凄然。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吴冷西《回忆领袖与战友》,新华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97页)

几个月后的7月23日,面对追责“二月提纲”起草过程的姚溱承揽一切,含冤自尽,1978年4月获得平反。

吴冷西从钓鱼台来到王府井,向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副总编辑胡绩伟保留的笔记中记录道,吴冷西传达:主席说了:“现在我喜欢看《人民日报》了,《人民日报》有好东西,有进步。”“我把你放到人民日报,是因为你比邓拓好。”“我是喜欢你的,也批评你,而且批评了多次。”“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前进,否则要垮台的。”“我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是从来不批评的。”(见胡绩伟1967年5月27日所作检查)

吴冷西后来检讨说,他在传达毛泽东批评的时候,先讲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近来有进步”的话,再讲毛泽东对人民日报亦即对吴冷西的批评,把先后顺序倒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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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月16日《人民日报》1版上的社论《求实》,这是《人民日报》版面上的最短标题,社论作者是时任副总编辑李庄。后来他回忆,写这篇社论,从内心来说,是希望正在进行的对姚文元“论海瑞罢官”的讨论和批判,要“求实”。

2、毛泽东对康生谈话,矛头直指彭真、中宣部

事态之严重果然被姚臻言中。

3月28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上海两次与康生谈话。

康生向毛泽东报告,彭真和“五人小组”扣押了关锋、戚本禹等“左派”的文章。他对毛泽东说,彭真批评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不向“五人小组”和中宣部打招呼。

《毛泽东年谱》第5卷对他们这天谈话的内容记载甚简,记录毛泽东对康生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1958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五八年精神,去掉五八年的缺点,要试点。(《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572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3月28日至30日,从杭州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在谈话中,听说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于3月11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说:

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报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卷第1406页)

毛泽东批评许立群,说他“专门搜集关锋的材料,不搜集吴晗的材料。要批评。”

毛泽东还对魏文伯说:“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在这次“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联名批评了邓拓、廖沫沙及吴晗,说邓拓写《燕山夜话》“反党反社会主义”。

一旦批判邓拓,党内斗争锋芒就由吴晗、邓拓而迫近了彭真。

毛泽东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06页,转引自王任重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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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的李庄,1966年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离休后,他完成了长篇回忆录,对1966年初发生的事情多有记载。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先向吴冷西、王力,接着向周恩来、彭真等传达了毛泽东前几天在上海的讲话内容。

毛泽东通过康生返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等人传达讲话,且不论康生转述是否准确?是否掺杂了他个人的主张?此种做法是在政治历史上留下负面痕迹的,康生传话结果造成极大的政治动荡,他将文化“革命”的潘多拉盒盖撬开了缝隙。

康生传话将个人意见凌驾在高层合议之上,表明在高度集中权力体制下,一旦个人错误决策贯彻下去,必然付出极为惨重的社会代价。按时间来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刚刚在杭州见面不过一周,开会中不提及,转身向康生提出对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的严厉批评,如此重大问题本当在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至少应向刘少奇、周恩来——政治局常委提出。康生中间传话,增加了此人的政治权重,为他此后10年在国家劫难中起恶劣作用增添了砝码。

听了康生传达的领袖讲话,书记处成员“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彭真退让。

4月2日,他向毛泽东写出简短检查,检讨自己的思想跟不上主席,称“二月提纲”有严重缺点和错误。彭真在报告中说:我脑子很乱,还有些问题没有想清楚,现在只能先写这些。(《彭真年谱1960~1978》第478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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