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国开始接受资本主义时，29岁的何立峰恰好身处这一变化的中心。作为拥有两个财政金融学位的党员，他进入厦门市政府工作，这座沿海城市刚被邓小平从计划经济下解放出来，成为尝试自由市场改革的试点。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何立峰在厦门和附近城市担任的政府职位越来越高，直到成为地方上的党内高级干部和最高领导人。厦门则成了一个中小企业聚集的地方，国有企业很少。厦门是国家尝试市场经济实验的一个样板，帮助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多年快速发展。
本月，现年68岁的何立峰被任命为中央政府重要官员。他受命主管经济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放缓，而北京方面已明确地转回到依赖国有企业和中共严格监督的经济模式。
何立峰的新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将负责从产业政策到贸易谈判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过去五年里，他曾担任为中国经济制定总体规划的重要职务，现在，他在确保那些规划得到执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命令得到遵守方面，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本月，何立峰（右四）和其他政府官员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任命后宣誓就职。 NOEL CE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何立峰2019年在北京。他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负责中国的经济规划。现在，他在确保那些规划得到执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命令得到遵守方面，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经济学家们现在想知道的一个大问题是，世界将看到的何立峰会是个什么样的副总理。他会从他职业生涯早期在厦门看到的创业活力中得到启发吗？还是会按照他近年来不苟言笑的中共官员的样子行事，避免与外国高管接触、坚持与国有企业密切合作？
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政治学家史宗瀚说，何立峰最近的经历表明，他支持政府主导经济。这种做法能解决短期问题，比如通过建设高速公路和盖摩天大楼来刺激经济快速发展，但会带来长期的困难，比如需要不断借钱为建设项目提供资金。
何立峰“有按照上司的意愿马上把事情办成的记录，但可能会牺牲一些中期问题”，史宗瀚说。
新任总理李强在本月刚上任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承诺，国家将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试图表明中国想重振企业家精神。四名认识何立峰的人在匿名的情况下表示，厦门的工作经历对他有影响，让他意识到了自由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
但他们也说，预计何立峰会严格按照习近平的每个决定去做。习近平已经下达的国家主义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抑制了企业发展。
何立峰是习近平关系最密切的亲信之一，后者在本月获得了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中国政治舞台上多年来已几乎没人比何立峰与习近平的关系更近。何立峰从厦门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几个月后，两人作为年轻官员在厦门相识。习近平在公共场合露面时，官方发布的照片中总能看到何立峰站在习近平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何立峰（中左）2019年在罗马与时任意大利劳工部长的路易吉·迪马约握手，站在旁边的是习近平和时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塞佩·孔特。多年来，中国官员中几乎没有人比何立峰与习近平的关系更近。 ANDREW MEDICHINI/ASSOCIATED PRESS
厦门的沙坡尾社区，摄于上月。 20世纪80年代，何立峰曾是厦门市政府的一名年轻官员。厦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了中小企业聚集的地方，那里国有企业很少。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天津一处从未开业的购物商场。何立峰曾在天津担任高级官员，国有企业在那里占主导地位，大量借贷让天津成为中国面临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地方政府之一。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20世纪80年代，他们曾在厦门一起设立工业园区，宴请来自中国大陆其他地方以及港台的潜在投资者。
2009年，何立峰离开了厦门，追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中国北方。何立峰曾在天津市政府任高级官员，五年后来到附近的北京，成为负责经济规划的主要官员。
自2017年起，何立峰在中国经济转向由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他曾担任中国最高的中央规划机构、权力极大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兼党组书记。他改变了发改委注重外国投资的做法，减少了与外国高管的会面，转向强调与国有企业的密切协调。
何立峰在经济政策上的变化与他的老上司对市场的信任度下降同时发生。何立峰2008年在母校发表讲话时反映的是他早年对资本主义的信仰。他颂扬了邓小平1978年做出的自由市场改革决定，从那时起，邓小平主导了长达20年的中国政治生活。何立峰说，他和那些当时上了大学的人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
何立峰去年8月在政府办的《经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语气截然不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何立峰在政策制定上偏离了市场经济有多远，从他被调到北京的国家发改委工作之前在天津担任高级领导人时的做法可见一斑。
位于北京东南、距北京约120公里的天津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典范，在许多方面，这里与何立峰开始在政府工作时的厦门截然相反。国有企业在天津占主导地位。大量借贷让天津成为中国面临最严重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之一。
何立峰曾负责在天津海滨新区建设一个由摩天大楼组成的巨大新城，将其打造为一个“新曼哈顿”，但未能吸引许多企业。
在厦门湖里区工业园区找工作的人，摄于上月。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厦门，电焊工孙浩（音）说，“我以前给别人打工，但在这里我可以自己干，感觉好多了。”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天津港看到的是一排排无人居住的公寓楼。一座 103层高的摩天大楼只有底部的40层投入商用。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就算是里面的四家麦当劳特许经营店也几乎空无一人。
最近一个工作日的午餐时间，29岁的上班族大卫·邢（音）坐在一家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中心的餐饮区。他的朋友们搬到天津只住了几年就得出结论，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感觉这里留不住人，”他说。
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在艰难地应对沉重的债务问题，惠誉评级的一项分析发现，天津的麻烦比所有其他城市的都大。尽管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是重工业中心，有广泛的税收基础，但由于附属于该市的借贷机构的负债如此之高，以至于它们支付的利率位居中国最高之列。天津近五分之三的债务今年到期，投资者对于向该市提供期限更长的贷款一直持谨慎态度。
与天津不同，厦门的债务相当少。标准普尔全球本月发布的一项分析发现，厦门是福建省负债最少的城市，福建则是中国信用状况最好的省份之一。
厦门仍然是小企业活动的中心。现年40岁的孙浩（音） 15年前从河南来到厦门，因为他不想继续在自己的老家为他人工作。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只有他一个人的电焊坊，为附近的电路板厂制造钢支架。
天津海滨新区，那里有许多已建成但无人居住的建筑。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以前跟别人做，我在这里自己做，就更好一点，”他说。
但今天的中国更像天津而不是厦门。全国范围内，今年头两个月政府在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增长速度几乎是零售业的三倍，零售业是中国企业家最多的行业之一。
何立峰本人也许从未理解厦门的小企业精神。甚至在他去天津工作之前，在厦门政府任职的最后几年里，他曾下令将厦门历史老城周边的社区和村庄夷为平地，为现代化建筑腾地，曾在厦门附近任地方记者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吴木銮说道。
吴木銮补充说，何立峰结束他的厦门职业生涯时获得了一个新绰号：何大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