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加强军事力量、与复仇主义的俄罗斯合作、竭力推行对争议领土的主张，加上它自己的一些言论，中国毫无疑问加剧了这些担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挫败他所认为的以美国为首的“围堵、打压”中国的努力，并表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中国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可塑性的，并非一个决定政策的僵硬牢笼，在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中，它不断地被调整以证明维持一党统治的正当性。例如，在毛泽东时代，资本家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受到迫害。但在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在2001年接受民营企业家入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信仰。今天的中国经济更像资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并且高度依赖世界市场。
用共产党的宣传中摘出来的措辞评估中国，会忽略言辞与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的差距。例如，在2018年，中国打压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和劳工组织者，可能是因为这些年轻的活动人士体现了“中共在实践中早已放弃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正如劳工学者、社会学家伊莱·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同样，北京多年来一直强调国家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却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外交掩护。
中国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公开承认，中国的言行很难自圆其说。“自己说话自己都不信，”以务实观点著称的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说道，“我们不是要战胜自由主义，我们只是想说我们这套东西可以跟你一样好。”法学家、习近平政治哲学的辩护者强世功曾写道，“‘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
习近平和中共显然认为，美国试图让中国永远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并认为在一个从北京看来有利于美国和发达民主国家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反对中国所做的或倡导的任何事情。但至少，中国似乎更倾向于从某些方面修改其赖以蓬勃发展的体系，使其对专制制度更安全，而不是取代它。
习近平经常将这种努力体现在他的政治口号中，例如“中国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在中国，人们还在继续争论关于这些愿景的真正含义，以及中国在寻求全球领导地位时应承担的成本和风险。例如，学者叶敏的研究表明，中国在海外的慷慨受制于满足其在国内自身持续发展需求的迫切性。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其他关键战略也是如此：人民币国际化和削弱美元主导地位的努力，受到了它对人民币币值的严格控制以及其他资本管制的限制。这些政策有助于稳定经济并防止资本外逃，但它们也限制了人民币的全球吸引力。
美国的担忧往往集中在对中国可能攻击台湾的合理恐惧上。但是，尽管中国具有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意在阻止这个自治岛屿更接近正式独立，但许多专家认为，北京仍然更愿意通过非战争措施来实现其“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中国可能会在战争中失败，并面临国际制裁和供应链中断。这些将在经济和政治上造成毁灭性打击，危及习近平政权安全、国内稳定和民族复兴的首要目标。
人们越来越怀疑，面对经济逆风和人口萎缩，中国能否实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目标，更不用说全球领导地位的其他衡量指标了。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它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仍然弱于美国，进一步的现代化取决于在稳定的经济秩序下继续获得国际技术、资本和市场。中国有影响力的学者黄仁伟指出，“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可能，中国要超速美国也不可能。”
中国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言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共鸣，它们也认为国际机构对它们不利。但几乎没有理由相信中共利己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会征服全世界，尤其是习近平的威权方式、针对外国企业和贸易伙伴的胁迫策略，以及越来越偏执的政策助长不信任的情况下。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往往更受欢迎。但这更多地归功于经济而非理念，它的海外投资经常因缺乏透明度、使穷国背负债务以及环境和其他问题而受到批评。
美国必须继续阻止和防范中国更具威胁性的行为，包括增强台湾抵制胁迫的能力。但华盛顿应该抵制完全被恐惧所引导，因为这会威胁到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所需要的开放性和活力。政策制定者应将威慑性威胁与寻求跟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更强有力努力结合起来，同时保护包容性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和利益，并呼吁北京为其意图提供更可信的保证。
毫无疑问，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对美国构成了巨大而复杂的政策挑战。但是，夸大对“生存斗争”的恐惧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努力受到挤占，并形成一种“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框架，这有可能疏远美国与盟友跟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条件反射般地采取策略来战胜或挫败中国只会让北京的强硬派更加确信，美国的敌意是执拗的，而唯一的回应只能是削弱美国。
如果继续走这条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终可能会把对方变成它们所担心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