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刻文学出版 2023 年 5 月 12 日
六四的记忆与感受
在一九八六年《九十年代》两百期座谈会上，在美国修读博士学位的杨小凯，讲到在美国三年接触到的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的不同，他说中国文化已经有了分支，特别在两岸政治事件的共同情感与文化认知上，你和大陆人说高雄事件，他们没一点感觉，他们可以在理性上了解，却没有感情因素。你跟台湾人讲清查五一六运动，他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更不会有感情。
在政治事件上可能是的，但讲到两岸所受的中国文化基础，和人情世故，却有很大的同一性。至于两岸关系，我在一九八八年首次访台时，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向大陆开放的问题上，仍然一党独大的执政国民党主张缓进，资源短缺的本土派民进党反而主张急进些。
台湾开始远离大陆
北京八九民运发生时，台湾人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对中国局势高度关注，纷纷集会对北京民运作出声援。六四屠城后，我在七月一日应邀去台湾演讲，与一年前首访时同一个场地。一年前听众挤爆会场，又因我在六四前后成为香港媒体红人，主办单位和我都以为仍然会有许多听众，谁料现场除了各媒体记者外，听众寥寥可数。尤其让我意外的，是听众提问中，竟然有人说这次北京学运背后有外国势力在组织策画，否则那些学运领袖事后如何可以潜出大陆。这种没有根据的阴谋论，在香港以至我后来在北美的演讲中也没有人提过。
柏杨后来对我说，这类说法，是统派一贯的「反帝」论调，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共的统治是怎么回事，而是不愿意去批评中共政权，因为这会伤害他们的统派立场，而且会助长独派的声势。
对于大部分台湾本省人来说，六四把他们吓坏了，中共的野蛮程度超越了他们的想像，于是觉得中国发生的事再与台湾没有关系。以后就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陆怎么变化不再关心。这是我的演讲听众寥寥的原因。
我后来去美国，见到在联合国工作的前保钓人士。台湾出来的外省籍人士，对六四屠杀义愤填膺，都积极参与抗议中共的集会，而台湾人郭松棻就对六四漠不关心。我想起他一九七四年去大陆前对中国的热情，也想起那时一些推动台湾民主的党外人士，曾透过我同中共联络，想中共支援台湾的民主运动。一九八八年民进党一些人力主对大陆政策要更开放些。六四后，却变得如此冷漠。如果从大中华民族主义观念出发，谁才是民族主义的罪人，不是太明显了吗？
讲到八九民运与六四屠城，事件本身已经有太多书、太多叙说了。我的回忆只就对我的影响和记忆最深的片段来谈。
事实上，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只是民运的爆发点。如前文提到，真正的社会原因是一九八七年大家长的反自由化和违反党所定机制把胡耀邦罢免，到了一九八八年，大家长硬闯物价关导致「官倒」横行、物价飞涨，超越人民的承受能力。这些才是民运产生以及得到社会普遍响应的原因。
中共的「黑社会主义」
一九八九年一月，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邓小平，指这一年是中共建国四十年，五四运动七十年，还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建议中国特赦魏京生和所有类似的政治犯，以促进良好的社会气氛。这封措辞温和的建议信，获得北京文化界三十三位知名人士响应，接着是中国科学界四十二位名人也以公开信支持。香港和海外则得到有数以千计的名人签名回应。中国民主运动其实从一月就启动了。在大家长主导下的中共政权对这些温和诉求置之不理。于是，才在四月因胡耀邦去世而爆发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的抗争行动。
从一月开始，北京的讯息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四月民运开展，更是吸引了全球媒体聚焦。香港的电子新闻播报频率越来越紧凑。 《九十年代》编辑部日日夜夜关注事态发展。每月一日出版的《九十年代》六月号的专题是「北京学运」，到六四屠杀发生，又在十五日增出了特集「屠城记事本末」。两本都两度加印均瞬即售罄，可见香港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感情投入程度。
我在那段时间，成为电子媒体争相访问的红人。这不是我引为骄傲的事，而是我在电视萤幕前流泪和对中国的绝望时期。停在杂志社门前的电视新闻台和广播电台的车子，或来访问，或接我去电视台接受访问。而在多次电子媒体的评论中，我最被香港市民记得的一句话，就是在六四前，中共禁止了境外记者在街上采访，停止外媒使用电视卫星传播画面，我说这是准备「关起门来打狗」，预言会有大镇压。另一句是六四后我说中国现在实行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黑社会主义」。许多中国和海外人士给杂志撰文表达他们的感受，包括诗人顾城和杨炼。但让我记忆了数十年的句子，却是写在天安门广场北侧地下道墙上的没有署名的诗作。下文再介绍。
（原文发布于二○二二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一口活的「官财」
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现大转折：过去对政治冷漠，面对主权转移的无奈，或移民、或买外国护照作保险、或消极「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学生争民主并获各界支援的电视画面，而激发起对中国走向民主的期待，从而大规模去关心中国政治事态。六四改变了许多香港人从逃避转为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支援中国民主或联合中国民主派抗共的行动。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最记得那一年五月二十日风暴袭港，八号风球高悬，狂风暴雨下，常态是交通停顿，街道极少人行走，但香港却有四万人冒着大风雨走上街头游行。只因为前一晚李鹏在电视杀气腾腾的讲话，杨尚昆宣布军队入城，接着颁布戒严令，封锁新闻，香港人不顾风雨上街。
香港各界声援
在八号风球下，我接受两家电视台访问，就是在那时说出「关起门来打狗」这句话。次日台风过去，激发了一百万人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到跑马地马场集合，在那里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五月二十七日，香港演艺界总动员，举办了「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
接着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声谴责，传统左派、中资直属机构，《大公》、《文汇》，新华社员工都走上街头，并在报纸刊登广告谴责屠杀。跟着是秘密展开救援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
正如抗日战争的悲愤激发起中国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八九民运绝食学生及支援者的命运，和中国的暴政，也激发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愤的民族感情。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转变的意识基础。
更重要的意识是出于自救心态：「抗暴政、救中国从而可以救香港」。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被迫接受，越来越近的香港主权转移的无奈，加上那几年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对联合声明附件一，从市民权利最大化向国家权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国背弃承诺，令香港人对前景越来越悲观。中国民主运动的突然奋起，燃起了对未来宗主国从专权政治迈向民主的希望：这可能是香港未来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聪明人」的押宝心态，尤其是中资机构的负责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们看到中国各界包括党政机关人士，纷纷走出来对北京学运声援，认为中共的开明派最终会赢得权力，于是把赌注押在开明派身上。最明显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后来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后七次在报纸刊登广告，声援学运和谴责北京政权镇压。后来他绝口不谈六四，还在二○一一年表示邓小平应该获诺贝尔和平奖。
奉行强权暴力
六四最流行的爱国歌曲是多年前为追悼在越战中阵亡的解放军战士而作的〈血染的风采〉。最能够表现香港人参与精神的，是在「民主歌声献中华」中紧急创作出来的〈为自由〉。而我最受触动且数十年没有忘记的诗句，就是写在天安门广场地下道墙上的〈疯女人〉：
「中国／一箇杀死了自己儿子的父亲／在这夜又凌辱他的女儿／中国／中国／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们几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寻味。多年后，我在中国网页上读到另一首无署名的诗，或可以作一注脚，诗题是〈中国人的墓志铭〉：「我们生在中国／我们葬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不幸／只有这么两个／躺在里面的／再也不必假装死了／留在外面的／还要继续假装活着。」
诗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议，在九月十二日零时，即六四死难英灵的百日忌辰，家家户户，灭去电灯，在窗台上点起一枝蜡烛，以至于尽，以此来寄托我们刻骨铭心的痛惜。他又提议以后每年六四周年，都以这方式，抒发沉哀，时刻反思，「敬申吊于英灵，寄长怀于民主」。
一九八九年八月号，《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题材的著名画家林风眠的新作〈噩梦〉。那一期杂志封面，我创造了一个新词：「黑社会主义」，并为此撰文解释，中国口口声声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实际上所实行的是「黑社会主义」。 「黑社会主义」奉行黑社会逻辑：只讲强权，不讲规则，不讲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强制就是道理。对于和平表达意见的学生，回应就是坦克和射杀。
五月二十日戒严前后，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吁召开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掌军权的大家长置若罔闻。人大委员长万里，因为可能会公正主持会议，于是用枪杆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后「请」一个已经退休、什么职位也没有的元老彭真来主持人大副委员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向下达戒严令的总理表忠，以示司法将忠诚为枪杆子服务。军委主席掌党政大权，可重组党政最高层级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听话的常委，指定从上海找来一人当「核心」，并下令其他人「谁也不要不服气」……。这一切像不像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逻辑？
一个人不论以前如何开明，一旦掌握了绝对权力，就会奉行黑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个大怪物。活的「官财」，造就中国成为一口活的棺材！
（原文发布于二○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作者本名李秉尧，1936年出生于广州，童年在上海、北京经历抗战与内战，1948年移居香港，1970至1998年担任总编辑的《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是华文世界知识阶层影响最大的政论杂志。 2005年至2014年任香港《苹果日报》论坛版主编。 1956年开始写作不辍，秉持忠于自己、质疑权贵、就事论事、不怕独特异见的原则，结集成书近50种，其中1977年《四人帮事件探索》有译成英、日、法、西多种语文，1996年《香港一九九七》、2013年《香港思潮》、2020年《香港觉醒》有译成日文。 2021年迁居台北，2022年病逝。
书名：《失败者回忆录》（上下）
作者：李怡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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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