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高瑜女士为《光传媒》写的这篇独家专稿,写了刘亚洲个人经历,突出他占尽体制资源,不同于文革“台下派”红二代的政治背景;对刘亚洲战略著述的重新阅读与分析,强调了他为邓小平内政外交路线做战略设计的强国强军目标;还写了刘亚洲与自由派知识界一位领军人物何家栋的一段友谊。这或是一个更为立体的刘亚洲,或是他将进入清一色“经济犯罪”最高监狱——秦城的真实原因所在?全文分上、中、下三篇。】
刘亚洲与何家栋(下篇)
何家栋先生是我最后单位的领导,他是知识界公认的思想家,是李慎之之后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 1985年夏天,他在他的创刊号《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开拓》因此而关张,他也被迫“告老还乡”,重蹈了1957年,他因为出版刘宾雁文集《本报内部消息》,也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因为采访,就和他成为莫逆之交,我虽然人在中新社,但是此后重头文章都要接受他的指教,我曾说过:“何家栋才是我的总编辑。”3年之后,此言成谶。 1988年初他接受于光远、冯兰瑞邀请,接手已经出版十年的《经济学周报》,担任总编辑,这是他一生第一个自主工作的时期。不过数月,新改组的这份报纸就成为改革理论的重镇,有”南导(世经导报)北周“之誉。也成为胡耀邦、赵紫阳案头的报纸。胡耀邦去世之前托夫人李昭给何家栋主编的《经济学周报》写信,以资鼓励。 10月,我也投奔《经济学周报》,为了新闻自由,为了更多接受何家栋的教诲。
何家栋的《新道统》和21世纪之初的人文盛景
何家栋21世纪重要的著作是《中国“新道统“——从梁启超到李慎之》,他的主要观点是“人们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他说:“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这个新道统的主链应该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
引发我思考的是这个超过一个世纪新道统的主链,为什么在中共政权之下,都被打入另册?从顾准到李慎之,还有何家栋本人都遭到几十年的政治迫害,他们思想的影响,令人想到杨万里的《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其实新道统主链上的领军人物的遭遇远不如宋人笔下的小溪。两次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派的顾准,是在5个亲生儿女死不相别的尖利刺痛中离世的。李慎之从被打成右派的1957年,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1990年(因为六四、因为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等等),写的检查高达120万字,最后十年文字竟然不能见诸报刊。同样被打成右派的何家栋,文革中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自杀。 2006年10月16日一早,重病榻上的何家栋就在等待,丁东说要给他送来刚印好的《何家栋文集》,等到中午也没等来,12点10分,他在等待中告别了这个他放不下的世界。这天的凌晨墨迹未干的《何家栋文集》全部被查封,丁东被抓走。
中共政权下,“新道统”的思想家为什么都有几乎相同的悲惨遭遇?何家栋自己已有回答。他写道:“在早期文明中政统与道统是合二而一的,张灏(当代历史学家,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笔者注)称之为“宇宙王制”(cosmological Kingship)。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是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是人王也是法王。进入21世纪,中共政权进入现代文明了吗?回答是否定的:没有。李慎之给中共政权的定义为“后极权主义”。与完全控制社会的极权主义不相同,是呈现出一种有限多元的社会情景。而这种有限的多元,突出的是新道统冲破万山拦截的喧嚣,何家栋赞扬李慎之用普世价值、全球化思想批判中共的专制主义,赞扬李慎之用主动、热情、真诚、平等的待人之道,通过百人、80人、6、70人、50人上下的多个小圈子的定期聚会,成为“大陆一二九一代人、四五一代人和六四一代人思想聚合反应的催化剂。”
承接李慎之的是何家栋,何家栋之后是鲍彤。
被称为军事思想家的刘亚洲,能进得了李慎之新道统的圈子吗?当然不能。有说他是两位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合着《超限战》的策划者和修改者。我认为他的国家军队发展战略仍旧行走的是1840年之后,满清洋务派开启的现代化的轨道。作为军队的革新派人物,他极思政治、思想的突破,但是他突破不了,他不但要赞扬邓小平的六四屠杀,还要吹捧江主席三个代表’的思想可以称作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在他(江泽民)眼里,就是一球两制,一边中国,一边美国。
如何给21世纪的刘亚洲定位?我想套用鲁迅的一句名言,‘‘依徙官民之间,往来军文之界”,但是我没有嘲讽贬低之意。刘亚洲当然也属于21世纪初叶中国有限多元的人文之盛。
何刘之间一场“良知”的互动
我2005年批判刘亚洲的文章发表前后,都拿给何家栋先生看过,我认为刘亚洲是专制主义内部的改革派,而且“逼着”何老也得写一篇刘亚洲。何老写好后,我帮他发给金钟先生,但是一连三个月,《开放》都表示不好用,我不得不说:“那你们就发个节录?” 结果是《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问答》一字不改,全文照发了。金钟先生终于读进去了,这下不得了了,产生了轰动效应,以致轰动了刘亚洲本人。
2006年2月刘亚洲就派叶子(刘亚伟当时在国内网站的编辑)给何家栋送来一套自印的内部讲话集。
这套内部讲话共11本,是小开本,外包装还有一个纸匣,扉页是刘亚洲为何家栋的题字“中国不缺毛泽东,中国最缺何家栋——学生刘亚洲上2006,2”
说真话,以学生相称的刘将军的字与何家栋用圆珠笔写的蝇头小楷可差远了,但是真诚可鉴。
何家栋是如何轰动了刘亚洲呢?
何家栋采用问答形式书写刘亚洲,不是直接褒贬,表现的是老一辈人的谦逊,当然比较我直接抡棍子何老还是要老辣得多。何况他还专门给刘亚洲安排了一个挨棍子的对立面朱成虎,对当时网上的两位风云将军,他明确说:“我比较欣赏刘亚洲,他毕竟是在谈军人的本行:战略战术。朱成虎不值一嘘,吹牛都不是地方。扔原子弹是你做得了主的事儿么?”
一,“党指挥枪“是何刘的根本分歧
刘亚洲的战略思维引发社会巨大争议,极右说他“军人干政”,极左说他是“带路党”。何家栋都不同意,他要批判的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他的主张是宪政制度下的“军队国家化”。文章第一节“中共党军关系的三模式”在全文占据提纲携领的位置。他说“党指挥枪”个虚拟命题,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才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说谁有枪谁就是党。“枪杆子里边出政权”,岂止干政?还出政哩。他用他锋利的笔剖析了中共历史上枪和党的关系及变迁。
“第一代,军党化,为主义而战。党拿枪,枪建党,党军一体,有党权即有军权,无军权亦无党权。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被夺了军权,就只能吃闲饭,发牢骚。遵义会议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他,就等于承认他 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就像是毛的政治秘书。毛成了党魁,又成了军头,这个党才能指挥枪。”
“第二代,草头化,为权力而战。邓大人要枪不要党,就因为枪可以指挥党,挟天子以令诸侯,总书记想废就废,捅出漏子就撇开中央,调军队包围自己的首都,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继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来一场‘武化小革命‘。历史证明:军队介入国内政治事务,政治斗争,只能乱上加乱,造成军队的不断分裂,不断清洗,文革中‘支左’是这样,六四平暴又是这样,都使军队丢脸,失去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军队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既是人民的悲剧,也是军队的悲剧。”
何家栋谈到第二代邓小平,顺便把刘亚洲“歌颂六四“的错误立场也解决了。
“第三代,家丁化,为利益而战,今日的将军 ‘挑选‘自己的主子,公然违背党法党规,为任满的头头上劝进表,也有个理由:要解放台湾。叫人想起“死了张屠户,要吃混毛猪”。何以如此难舍难分?原来他们已结成利益共同体,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跟谁获利最多就跟谁,如同主奴,一切从利益出发。只有利益可以指挥枪。军队还不腐败吗?
何家栋揭示了刘亚洲特别关注,但是只归咎于“信念和道德 ”,不能也不敢深入挖掘的军队腐败的根源。
二,何与刘的军队改革不是一回事
对于中国军队改革的方向,何家栋否定了刘亚洲一再高调提出的“军队要进行革命式的改革”:“所谓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就是将军队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依旧是一个拥有武装、带有暴力倾向和黑道性质的政治团伙,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
军队如何改革?老人家的笔锋再次指向邓小平。 “邓大人说,再发生动乱,还得开枪。不知他想过没有,如果拿枪的人也要乱动,出现张学良现象,他又靠谁?军队要成为真正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就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职业化,在政治生活中严守中立,不介入国内政治事务,让政治家在会议桌上 去解决他们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
三,何家栋这样赞誉了刘亚洲的战略思维
刘亚洲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其中有一段影响非常广泛的话;“我愿意做思想先锋,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在中国,讲真话真难啊。但我还是要讲真话。”何家栋非常体谅刘亚洲的苦衷,他说“刘亚洲不是自由主义者,不会主张为一切可能的价值创造发展条件。所以左右逢源就变成‘在夹缝中奋斗‘。“”刘亚洲似乎是用文艺创作手法演绎政治问题,以形象思维代替理性分析。它有利于煽情,却无助于思考。“
出人意料的是,何家栋这样评价刘亚洲“西进西进”,“直扑中亚,俯冲南亚”,”把中亚变成第二个中东”,以及“知雄守雌”的战略思维:“他把韬光养晦的自欺欺人之谈彻底戳穿了” 。“这算是一种赞誉吧? ”你那个政治制度就是扩张性的,无论怎么韬晦,也是和世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还当人家不知道。韬晦本来就不是个好字眼,无非是把弓藏在袋子里,别叫人看到你的野心。你说‘永远不称霸’,那是力有不逮;只要有几分胜算,还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想教训谁就教训谁!一个敢出动坦克车对付手无寸铁老百姓的国家,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政治上不改弦更张,说的再好听,摆的姿态再低也是没人相信的。”赞誉了刘亚洲,但是棍子痛殴的仍旧是邓小平,若无中国新道统的高度,对“韬光养晦”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评价?
何刘交往是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2006年,何家栋病重,9月刘亚洲到医院探视,留下合影。
对刘亚洲《战略文集》还有一个非常牛的评价,我认为是于浩成先生的“特权加良知”。所以我把何刘二人的友谊称为21世纪之初“良知“的交融。
还不到20年,中国曾经出现的人文盛景已不复存在,“后极权主义“呈现出一种有限多元的社会情景,也成为”明日黄花“,记述何家栋和刘亚洲,也是记述中国曾有的一段值得记忆的历史。
(全文完)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