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上在议论一桩的「秧歌案」（见Harrison Zhang 贴，他未开启分享，我无法贴在这里，「大时代小人物的悲歌」，大意是讲1950年春发生在台湾大学轰动一时的“扭秧歌”事件：台大学生于凯，组织大家在元旦晚会扭（唱）大秧歌，遭台大历史系学生李玉成举报，说该节目是为匪张目，要求当局查办，但是傅斯年反而以违反校规为理由开除李玉成云云。

Zhang的原贴大赞傅斯年，但是此事件隔开距离今天去看：

一、当时台湾和大陆两厢都是集权国家，都没有言论、文艺自由，扭秧歌也成「匪谍」不奇怪；
二、扭秧歌是西部民谣，其歌词「不分男不分女，一条大路把手携」，放置回那个年代，未必一定是红歌，但左倾意味浓厚，绝非是传统民俗，而中共起家山陕，其文艺特色即西北民谣特色，忽略此点，则对共产党生疏；
三、傅斯年以清醒识共而著称，在此事件上强拧蒋介石之「戡乱」政策，是迂腐还是风范，不易论断，因为确有学生是共谍，试想今日美国，遍地是中共派来的特务，不清理美国不亡吗？
四、再看今日台湾，在习近平强势威胁攻台的阴影下，至少有一半人不想战争，在其民主选举制度下选出亲大陆总统的机率也有一半，习近平「和统」的胜算也有一半，这是民意还是中国「认知战」的胜利，说不清楚。
这桩「秧歌案」令我想起中共宣传和文艺之利害，故贴一旧文。 】

周恩来有一次把周扬等人叫到西花厅，他在中南海里的住所，向他们吩咐了一项任务：排练一场大型歌舞剧，“向建国十五周年献礼”，那是1964年夏天。这个“大型歌舞”的概念，却来自是空军司令刘亚楼从朝鲜带回来的灵感，原来1960年他出访朝鲜，那边在一个巨大的机库里，招待了他一场表演，竟是三千人的大型歌舞《三千里江山》，把他震晕了，回来就下令他的空政文工团，也创作表现战争时期的大型歌舞。由此，一种来自朝鲜的造神“巫术”，便迷醉了北京的魅力型领袖，而真正的总导演是宵衣旰食的国家总理。

1964年是个什么年景？现在回想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迷信”正如同大潮涌起，可是有点奇怪，它好像起始于军队汽车连一个战士的死亡事故，他叫雷锋，北京的领袖们都题字号召向他学习，而掌管军权的林彪，刻意挑明“学雷锋”就是要“学毛着”，于是“红宝书”、学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等风靡全国……这次周恩来要排大戏，调动一切可能的文艺资源，并且指令节目编排，必须完整表现夺取江山的“五次大仗”，最后全剧分八场展开；演员、舞台美术人员、诗人、作曲家、舞蹈家、音乐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共三千多人参加演出，排练50多天，排练到第九次时，才确定这幕歌舞剧叫《东方红》，“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1964年10月2日晚8点在人大会堂首演。

记得还在那年国庆节前，一天父亲给我一张戏票：“你去看一场彩排吧，在人民大会堂，难得有机会，进到那里面去看看。”好像他自己不太要看这场戏，要我去看的，似乎主要也是那个大会堂。我这么个普通中学生，除非特别优秀，被学校的什么政治活动选中，是绝无机会走进那个“神秘殿堂”的；又好在沙滩离天安门广场很近，顺着北河沿走到南河沿，出了南河沿口子就是长安街，人大会堂就在广场西侧。

当你顺着很高的台阶，走进这座大会堂的时候，我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有一点不适感，某种忽然人被缩小的感觉，后来我才看到冰心的一句描述，她刻意写得很巧妙：“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敬虔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无边壮阔。”

这反而是建筑师梁思成所反对的。据说1958年在讨论大会堂设计方案时，梁思成批评当时选中的方案，失去尺度感，“犯了简单放大的错误”，他举例俄国圣彼得教堂在尺度上的失败为例，即为了追求伟大、庄严、隆重，而把开间、层高、门 、窗、户、壁的尺度，放大了一倍，于是人进去就变小，到了巨人国的感觉，他说这叫着“小孩放大”。其实他一定知道，盖一座“一万人开会，五千人会餐”的“万人堂”，是毛泽东的意思；周恩来还要求“八个月盖成、寿命不能少于350年”；在此之前，已经盖了一个“百万人广场”，梁思成也为它跟所有人都吵翻。

《东方红》演出在万人堂里面的大礼堂。我找到座位坐下一看，观众不多，二楼是空的，因为彩排嘛。八幕戏中包括五个大合唱、七个表演唱，还穿插了十八段朗诵、三十多首革命歌曲、二十多支舞蹈，总之对观众绝对是一场疲劳轰炸。序曲是《东方红》，多声部合唱，还伴随“葵花舞”。它本来是一首山西民歌《芝麻油》，歌词如下：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呦，哎呀我的三哥哥。

据戴晴考证，一九四〇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取得绝对领导地位后，1943年有个小学教员迎奉政治形势，往《芝麻曲》里填了新词，一支民谣就成了颂歌：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然而演出其间确有几首脍炙人口、悠扬动听的民歌，令人难忘。如第二场《星火燎原》里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第三场《万水千山》里的《情深意长》，彝族民歌，邓玉华独唱；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的《松花江上》；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里的胡松华唱的《赞歌》，都是传诵一时，落入寻常百姓之口。我记得有另外两首歌，《八角楼的灯光》和《抬头望见北斗星》，虽然都是“红军战士想念领袖”的俗套，但是具有革命歌曲里缺少的那种缠绵委婉的调性，在不久后兴起的文革派仗中间，被大江南北的千万造反学生们反复咏唱，以寄托他们莫名的孤冷和愁苦。

还有一位西藏女高音才旦卓玛，在这里唱了一首《毛主席的光辉》，但是令她著名的，是另一首《在北京的金山上》，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几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经代换成汉人的“崇拜”仪式，虽然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说成神山，把毛泽东说成神——借藏传佛教的艺术来塑造汉人的“现代迷信”，也算一种“洋为中用”吧。

我看得目瞪口呆，末了像喝醉了似的回家去。出来那万人堂，又跌进灯火阑珊的万人广场，好似从一个空谷走进另一个空谷，只是高歌欢跃对听觉视觉的满堂灌效应之后，蓦然又把你摔进万籁俱寂中去，冰火两重天的落差，叫人感觉冷飕飕的，一时理不出头绪；要到两年之后，我再又站在这里，周遭是万众欢呼“万岁”的癫狂涕零的大串联学生们，远远的天安门城楼中央，有个人在挥舞他的手臂，此时此刻，我仿佛什么也听不见了，忽然悟到在万人堂里被歌咏的对象，终于送到这个空间里来了；原来我看到的那个彩排，其实是在彩排十年文革，舞台上的阿谀、迷醉、癫狂，后来如法炮制到万人广场上，观众席里如潮水一般流传的，则是来自全国的百万红卫兵。

国庆节后的10月6日晚上，毛泽东带着八千驻京官兵前来观看《东方红》了；

毛泽东看完表演，只说了一个建议：第一场要表现旧中国的上海，表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苦难，应该在“公园”的门口加上一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0月16日晚，毛等领袖接见全体演出人员，他们到达大会堂之后，获悉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周恩来随即向文艺演员们提前宣布，并且说：大家不要把这个宴会厅的地板蹬坏了！

《东方红》在北京连演14场，场场爆满，北京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多场实况转播。

《东方红》是有思想史意义的，即“领袖”纠缠了我们一辈子，成为难以摆脱的一种“父权”。

（文章来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