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0日，梵蒂冈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枢机主教拉伐西（Gianfranco Ravasi）表示，“进化论”与“神创论”没有抵触。 2009年3月，罗马宗座Gregorian大学将举办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国际研讨会。教廷新闻办公室表示，研讨会将对达尔文的贡献作出“重要评价”，并从基督教信仰角度考察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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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包括三大分支——罗马天主教、基督新教（习惯称基督教或新教）和东正教。罗马天主教教廷公开宣布与“进化论”和解，这将逐步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中传布开来，为愈来愈多的基督徒接受。当然，还会有许多基督徒会引用《圣经》中“上帝造人”的词句，继续否定“进化论”，但基督教世界接受“进化论”的大趋势已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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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物种起源》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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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尔文以前，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人们认为，形形色色的生物都是上帝创造的。 《圣经·创世纪》说，地上的各种生物，昆虫、鱼、鸟、野兽、人都是神创造的。这就是“神创论”。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在伦敦出版。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 “自然选择”学说的要点是，所有生物产生出的后代远比生存下来的多，具备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生物就活了下来，不利变异就被淘汰，在这样的“自然选择”过程中，通过遗传和变异，就形成新的物种和生物的进化。在达尔文看来，不是任何外来力量，不是神，而是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从上述文字来看，“进化论”明显与“神创论”是冲突的。于是，150年以来，基督教世界为了捍卫“神创论”，发动了对“进化论”猛烈批判，攻击达尔文学说”亵渎圣灵”。虽然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 Ⅻ）在1950年首次提出支持研究“进化学说”，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在1996年在演讲中宣称进化论“不止是一个假说”，科学发现使进化论成为“有意义的论点”。但总的来说，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还是在宣讲“神创论”——“上帝造人”的同时，对进化论持否定、反对态度。
2005年7月，天主教枢机主教萧伯恩（Schonborn）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在自然中发现设计》，提出生物系统的“智慧设计”特点见证了上帝的创造。这就是“智慧设计论”。这是新版本的“神创论”。 2005年8月，布什总统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公立学校应该同时教授“智慧设计论”和“进化论”。自此引发了“智慧设计论”和“进化论”的争论。美国基督教会又发表出版了许多批判“进化论”的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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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和“反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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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创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冲突，是“目的论”和“反目的论”的冲突，这是“神创论”与“进化论”不可调和的根源。
要解释事物或现象，需要指出原因。古代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提出“四因说”。所谓“四因”，是指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也就是说，要解释事物或现象，需要知道它的物质成分、形式、形成的动力和目的。亚里斯多德把“目的因”称为“终极因”，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16、17世纪，由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牛顿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发展起来。人们越来越不接受用“目的因”来解释自然，而越来越用自然本身的原因来解释自然，这是“反目的论”。
“目的论”（teleology）是一种世界观，是用某种目的或结果来解释事物的学说。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使“目的论”世界观日趋衰落。到17世纪，“目的论”已备受批评。在达尔文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前，“目的论”的世界观又有局部恢复，如康德、黑格尔。康德（1724—1804年）没有在科学的领域中恢复“目的论”。但他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是一本详尽探讨“目的论”的著作。康德认为科学处理的“现象世界”是不能与“精神世界”混淆的。比康德还要晚出生近半个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1770—1831年）在19世纪上半叶复活了“目的论”。黑格尔认为，世界最终有一个目的，普遍精神通过人类历史而不断展开，朝着世界最终目的发展。黑格尔是一个揭示运动和变化的哲学家，与16、17世纪的“机械的”世界观相比，黑格尔的世界观是有机的，他从演变中观察事物，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是“有目的”的演变论，即人类为实现上帝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奋斗的演变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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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世界有大量“合目的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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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世界中，人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有目的的现象，或者说，叫做“合目的性”现象。例如，蒲公英的种子上长着银色的毛，像一个个降落伞，似乎是为了让风把它吹到远方，在适宜的地方生根、发芽。樱桃、苹果为鸟类提供食物，似乎又是为了鸟类把它们的种子散播到各处。还有一些植物生长出难闻的气味、毒素来驱赶其他生物。雄孔雀长出美丽的羽毛来吸引雌孔雀。就是那些并没有表现出完整生命特征的噬菌体，也有某种“合目的性”。一些噬菌体长出几条尾丝，是为了把自己的DNA注射到宿主体内。生物与非生物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生物的形态发生和行为看上去有某种“目的性”，似乎是指向一个具体目的。人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粮食，在植物中选出小麦和玉米，大量栽培和种植，这是一种明显的“有目的”的行为，而迈克尓·波伦说，所谓农业，不过是一些植物为了“让动物来干活”的一种策略。小麦和玉米为了使自己更好地蔓延，“煽动人类砍倒大片森林，以便种植它们而腾出空地，而花朵的美丽贯穿所有文化；植物是这般吸引人，这般有用、这般可口，它们激励人们去种植、去运输、去赞美”。 （注1）生物世界所存在的这些“合目的性”现象，在许多基督徒看来，正是说明神的存在和神创造生命、创造人时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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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从生物学中驱逐了“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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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进化是生物通过斗争增加生殖成功来适应局部环境。 “自然选择”是作用于生物无倾向的变异上、通过使生物的优势变种造成更大的生殖成功率而使生物群体逐代改变的现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种“无目的”的进化论。进化过程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一切都是偶然的、随机的。达尔文并未否定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的作用，只是把它看作比自然选择次要的进化机制。自然选择没有目的性，由于适者生存的作用，却造成了生物的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既继承了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精神，从生物学中驱逐了目的论，同时，又克服了机械论的局限性，用进化的观点看待世界。
然而，达尔文“无目的”的演化论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偶然的、随机的演化—-从简单分子到大分子、从大分子到形成生命、形成脑、形成人类—-所有这些演化过程都需要时间。 “无目的”的演化论之所以造成进化，依靠的是一种“偶然的、“随机的试错法”的进化模式。物理学家杰拉尓德·施罗德（Gerald R·Schroeder）认为：“概率论表明，在可资利用的时间内，比如500万年至700万年中，生物如果严格遵循随机的试错法进化模式，它们将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到今天的复杂状态。 ”“即使变异率比目前基因活动中观察到的高100万倍，从黑猩猩进化到人类阶段也需要经历令人惊骇的1亿代。如果假定变异率正常，那么需要的时间将是上千亿代。 ”（注2）
施罗德的理论是对“随机的试错法”进化论的重大挑战，但施罗德的理论忽视了“环境”的变动性。 “环境”由“物理环境”和“活环境”构成。在纯粹的“物理环境”下，“随机的试错法”的进化过程需耗时久远，但当“活环境”因素介入进化过程时，随机的进化过程就大大加速了。 “活环境”“活”的程度是分级的。蚯蚓的“活环境”没有鱼类的“活环境”“活”；老虎的“活环境”程度比不上黑猩猩的“活环境”“活的程度”， 黑猩猩的“活环境”“活的程度”又比不上人类。人类社会的“活环境”——“活的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又大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活环境” “活的程度”。正是因为人类的起源与“前人类个体”互动的“活环境”是分不开的，这种“活环境”，大大加速了人类作为一种新物种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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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与“目的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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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从牛顿、达尔文到爱因斯坦，科学发展的大趋势是一步步把“目的论”排除出去，而当代分子生物学、基因研究和高速电脑技术的发展，又开始为“目的论”以新的方式进入科学开辟了道路。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科学与“目的论”格格不入。那么，今天可以说，现代科学正在开始与“目的论”融合。
所谓“目的”，是现在尚未实现、而希望、要求实现的一种状态。有了一定“目的”，人在行动前，就要对已经了解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进行设计，“目的”就是人脑在分析研究设计时对输入资讯加工的规格要求。设计过程是一定条件下为实现“目的”的“最优化”过程。人类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建筑设计、机械设计、电路设计、药品设计、人造物种设计，都是寻找“特定时空结构”模式的过程，是使“特定时空结构”模式通过人脑的分析研究﹐形成某种思想观念，并把它描绘在“设计图纸”上的过程。

在过去，物种的形成是通过漫长的自然选择或多代的人工培育，今后，随着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新物种可以靠按照“预定目的”设计、通过“人为”途径形成，也就是说，可以将不同来源的基因（DNA分子），按预先设计的蓝图，在生物体体外构建杂种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改变生物的原有遗传特性，获得新的生物物种。这种途径就像用人工方法合成各种各样的新化合物、新药物、新毒品、新材料一样，不同的是新物种的设计、制造更为复杂。
“设计过程”与自然界中的生物进化过程相比，大大缩短了新物种的形成时间，“设计过程”在人的思维中完成了大自然中真实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修补过程”。对一个生物体来说，“适应环境”就是“目的”，“适应”是生活在一定环境下的物种对生物体如何改进自身的结构、体腔、形态、性状的一次又一次的“修补过程”，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修补”、 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漫长的进化过程以符合“环境的规格要求”。当为了某种“目的”,或使某种物种的生物“活”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即“目的环境”）中，“特定环境”本身成了“规格要求”。 “自然环境”和“目的环境”都是“环境”。 “设计”一种新物种，就是用一次（或二次）设计代替“自然环境”中长年累月的进化。由于生命现象的复杂性和神秘性，过去，人们认为，如此复杂而精巧的“设计”只能由神来完成，今后，人类也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生物物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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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接受“进化论”的基督徒而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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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话，是用科学的语言、为一般人写的。下面这一节的话，是专门为不接受“进化论”的基督徒而写的。不过，非基督徒也可以看看。
基督徒啊，你们是否知道，神是用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认识神。神就是真理、道路、生命。我们认识神、寻找神，是为了神能够在我们迷失方向时指引我们前进。然而，《圣经》需要从“整体”上了解，《圣经》的某一句话，可能翻译错了，它不能等同于《圣经》。而且，神是不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文字穷尽的。 《圣经》的整体所包含的“精神”就是“圣灵”。 《圣经》说“上帝造人”，是指上帝给我们人类以理性、良心、认识神的能力和改造环境的能力，并不是指其他意思。 “进化论”本身，不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项成果，而且也是神赋予人以能力，去认识神的一条途径。 “进化论”与对神的信仰完全不冲突，正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不符合《圣经》的个别字句而与对神的信仰不冲突一样。拿了《圣经》上的片言只语来反对“进化论”，就像过去拿了《圣经》上的片言只语来否定地球绕太阳转一样。
当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是“句句是真理”。 “进化生物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要随着新发现的事实不断修正的。二十世纪以来，DNA的发现、分子生物学、基因研究、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对达尔文150年前的理论作出了许许多多修正，但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下面的文字，又是对一般读者写的，基督徒不妨也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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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永恒的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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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写了一本书《GEB—-一条永恒的金带》（由Basic Books出版社1979年出版，1999年发行新版。）GEB是数学家Gödel、画家Escher和作曲家Bach三人名字的首字母。霍夫斯塔特把他们连在一起，看到了三个很不相同的领域——数学、绘画、音乐中的关系。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尝试把生物学的遗传机制用数学的“形式系统”的语言表示出来，他认为，生物体进行自我复制的遗传机制与“形式系统中的自我相关机制”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
霍夫斯塔特关于“‘生物体进行自我复制的遗传机制’与‘形式系统中的自我相关机制’同构”的看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霍夫斯塔特的“同构”，已不是代数系统中的同构，而是一种“广义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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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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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isomorphism）是与数学中与“代数系统”有关的一个概念。在数学中，“代数系统”由“集合”与“代数运算”两者构成，如“所有整数”（这是一“集合”）与“加法”（ 这是一“代数运算”）构成一个代数系统。加、减、乘、除是普通运算。 “代数运算”与普通运算的区别在于，“代数运算”在“集合”上是封闭的，也就是说，“集合”中两个元素经过运算后仍在“集合”中。 “所有整数” （这是一“集合”）与“除法” （ 这是一“代数运算”）就不构成一个“代数系统”，因为“除法”会产生分数，分数跑到“所有整数”这一“集合”外面去了。
一个“代数系统”可以有一个运算，也可以有多个运算。
所谓“代数系统”，就是带有有限个“运算”的“非空集合”。这里，“集合”可以是数的“集合”，也可以是其他元素组成的“集合”。例如，一个特定细胞中的所有蛋白质分子、成都动物园的所有熊猫、太阳系中的所有行星、解决一项危机的所有方案，都是“集合”。 “集合”有有限与无限之分。 “一个城市中的所有人”是“有限集合”，“实数集”是“无限集合”。
同构（isomorphism）是两个“代数系统”中的元素可以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经过运算还保持着一一对应关系的两个“代数系统”之间的关系。
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Douglas R·Hofstadter）在他写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中，引进了“同构”概念。他说：“同构本质上是一种映射，通过这种映射，一个系统的结构可以用另外一个系统表现出来。” （注1）霍夫斯塔特说，在唱片和音乐之间存在着同构，唱片纹沟的深浅可以和音乐曲子中的强弱一一对应起来。霍夫斯塔特的“同构”，已不是代数系统中的同构，而是一种“广义同构”。
霍夫斯塔特关于“‘生物体进行自我复制的遗传机制’与‘形式系统中的自我相关机制’同构”的看法有重要意义。我在《人造物种世纪的来临》一文（纽约《世界周刊》2008年3月2日）中，谈到“每一物种都是一个自恰的”形式系统”，任何一种物种的生物的发育、生长过程，都可以用一个“形式系统”来表述。物种的不同，可以表述为与这一物种相应的“公理”和“运算法则”的不同，而“公理”和“运算法则”储存在DNA中。研究各种物种与各种“形式系统”之间的“广义同构”可以阐明生物进化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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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中的进化与“目的环境”中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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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环境”中，设计（通过思维过程中的“最优化”）出来的物种能比较迅速或非常迅速符合环境的规格要求，也就是说，适合或适应环境。 “自然环境”中的进化是靠无数次一小步、一小步“试错法”完成的，“目的环境”中的进化是靠一次、两次或若干次思维过程中的“最优化”、靠有意识的设计完成的。在设计时，脑对输入资讯进行加工，“目的”成了资讯加工的“规格要求”，使有“目的”的设计（一次、两次或若干次设计）代替了一代又一代的漫长的进化过程，可以说，“目的环境”大大加速了进化。所以，可以说，“自然物种的形成”和“人造物种的制造”两类看起来非常不同的现象，它们之间有着一种“广义同构”关系。从纯粹数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说“上帝造人”（设计、制造预定长相、体质以及部分性格、气质、智力的人和各种生物）与达尔文说“自然选择”，两者所创造或形成的“集合”可以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就像在唱片和音乐之间存在着同构、唱片纹沟的深浅可以和音乐曲子中的强弱一一对应起来一样。从数学上说，在唱片和音乐之间存在着同构，“目的环境”的“设计论”和“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也存在着“广义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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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各有自己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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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科学各有自己的领域。科学没有“禁区”，科学研究自然、社会、人的思维和各种精神现象，包括人生、各种宗教、宗教思想。然而，人生意义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宗教探索人生意义。过去基督教对哥白尼“日心说”的批判、反对，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对“进化论”的批判和反对，也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科学家也不应当去干预宗教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追寻。
我非常高兴看到教廷与“进化论”和解。我认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大事，有四大意义：
（1）为进化生物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2）为基因、干细胞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3）为二十一世纪“人造物种”的研究和制造自然界没有的“新物种”扫除了宗教意识形态的障碍：
（4）大大有助于基督教在全世界包括在科学界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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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迈克尓·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注2）转引自迈克尓·G·泽依：《改变人类命运的科技力量》，牛宇闳译，第242—243页，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2002年
（2009-2-27 写于纽约）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