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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

美国杰出的外交家和地缘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将在5月27日迎来他的百岁诞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对打开中国大门、缓和美苏关系、结束越战等作出了卓越的历史性贡献,并因此而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垂名。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处白宫权力中心之际,冷战急剧升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中东在阿以战争之后又一场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危机和挑战也为基辛格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他频繁穿梭于中南海、克里姆林宫等地缘政治中心以及中东、拉美、非洲等遍布世界的热点地区,被认为是参与打造二战以来全球权力格局为数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历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迹。

“如果你要列出对当今我们所认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响力的五、六或七个人,也就是在二战后创建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际秩序的人,我认为你肯定要将他列入其中。”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苏瑞(Jeremi Suri)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权力比不上毛泽东、斯大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但或许他仅次于他们。”

“下星期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日程都已经排满了。”基辛格这句独特的幽默透露出,那是一个基辛格参与运筹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左三)与北越的黎德寿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后挥手示意。(美联社照片,1973年1月23日)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博士(左三)与北越的黎德寿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后挥手示意。(美联社照片,1973年1月23日)

美国在越战后面临严重分裂、公众对国际参与面临强烈幻灭感.基辛格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确保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继续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当时美国实际上有可能完全放弃参与联盟、军事干预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与美国权力:一部政治传记》(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Power: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对美国之音说。施瓦茨也是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大学历史教授。

鉴于基辛格的杰出贡献,他于1977年获得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的平民奖项。 他还在1973年,因实现越南战争的和平解决与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纵观基辛格几十年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其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冲突。

“当我在美国的朋友和同事谈论中国的崛起及其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时,我说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说,“我们无法阻止它,也不应该阻止它。”

对基辛格来说,美中关系已到了关乎人类兴亡存灭这一步,拜登跟习近平见面时再谈分歧已意义不大,而是应该说:“主席先生,现在和平面临的两个最大威胁是我们两个,”他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采访时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有能力毁灭人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2018年11月8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2018年11月8日)

基辛格的《论中国》(On China)被公认为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在这部中国问题专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独特视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基辛格不但是中国执政以来前往中国的第一位官方美国特使,也是访问中国最多的美国政界人士。他50多年来,先后近100次往返在两国之间。

德克萨斯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世纪》一书的作者苏瑞说,基辛格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的国家,当然,中国确实是如此,“但他忽视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所带来的恐怖和暴行。”他对美国之音说,基辛格更加着迷于“帝王、紫禁城和长城等浪漫的历史。”

基辛格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两人握手久久不肯松开一幕大有两人似乎彼此相见恨晚。范德堡大学的施瓦茨说,他们学校拥有一个新闻电视档案馆,其中保留有基辛格1973年11月与毛泽东见面时的画面,“他和毛泽东握手时,两人上上下下舞动了将近25秒。”

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笔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打开美中大门、到结束越战、谈判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等,基辛格参与并主导了一系列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外交行动。他1971年7月1日黎明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飞机飞往北京时甚至连美国国务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苏联交涉核武器条约时美国正式的谈判代表都被蒙在鼓里。

对当年美中密会同样浑然不知的还有台湾。虽然有人指出,台湾自那时以来长达几十年的繁荣发展或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中就台湾问题打下的框架,无论是福是祸,台湾海峡至今基本上维持了大致的和平。然而,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台湾人的命运当年也就在自己的睡梦中、在基辛格和周恩来北京夏夜的讨价还价中被决定了。

1973年11月12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
1973年11月12日,中共主席毛泽东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中南海握手。

当年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时并未考虑征求台湾人的意见,这一点在基辛格1975年与毛泽东的一次会晤记录中也有明确记载。

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会谈实录,在毛泽东对基辛格说“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But you now have the Taiwan of China)时,基辛格说:“但我们将在我们之间解决这个问题。” (But we will settle that between us.)

在那次会见中,在坐的还有时任美国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据美国国务院的英文会谈实录,毛在谈话中曾忽然话锋一转对基辛格说:“他(老布什)可以成美国总统。”(He can be President.)

基辛格附和道:“1980年。”

1980年老布什出马竞选,虽然没如基辛格所料当上总统,但是当了上副总统。时隔14年之后,当年在毛看来有总统象的老布什在1989年如其所料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41任总统。

与基辛格一样,老布什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在中国外交措辞中极具特殊意义,就基辛格而言,他不仅有“破冰”之功,在中国眼里,更有坚持不懈替中国美言之劳。

老布什在中国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对两国关系的处理深受基辛格欣赏。他一面对中国谴责,一面又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携私人信函到北京与邓小平见面解释。

1989年11月10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交谈。
1989年11月10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交谈。

白宫生涯之后,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

以基辛格之尊,在中国通融点什么事或许不难,但就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言他在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陷入过重大丑闻的报道。如果说美中两国间的商业交往当中有什么基辛格身影的话,美国大型农工集团康地谷物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一家外资饲料厂,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会时聘基辛格为董事。康地还曾经是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的最大股东。

像绝大多数政治家一样,基辛格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甚至因对拉美和南非等地一些历史事件的处理而被指责为罪犯。

基辛格被很多人批为亲中,但纵观其公共政治生涯也不难发现他并非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实视而不见。“在亚洲,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

近年来,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等已基本不再被认为是美国的同等对手。这一曾经的世界第二军事大国曾在很多年里被被认为是比中国更大的威胁。

但在基辛格看来,即使是在冷战年代苏联最强大的鼎盛时期它都远远不能跟今天的中国相比,因此,一个合理的中国政策应该是“斗”与“和”的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做好反对中国霸权的准备。但与此同时,也应对共存持开放态度。”基辛格2021年对欧洲最大的数字出版公司之一 AxelSpringerSE(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总裁多普夫纳(Mathias Dopfner)说。

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生于乱世,其成长起来的年代正值德国社会动荡不安、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他在纳粹的魔影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在15岁时移民到美国。

移居美国后,他又曾应征入伍,奔赴二战中的德国战场,后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教授。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一书的作者沃尔特·埃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说,少年时代心灵上的阴影给基辛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对人性的悲观态度。“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是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他在自负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中长大。”埃萨克森在书中写道。

在国际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认为是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中追求现实主义的权力均衡。在他看来,大国外交归根结底是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而非道德准则。“国家是一个脆弱的机构,”他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写道,“政治家没有因道德约束而冒其生存风险的道德权利。”

批评者们指出,在这种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价值观—民主、人权等—没有任何作用。

“他有一种世界若无治理便充满危险的意识。”公共事务和历史学教授苏瑞说, 作为难民以及他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塑造了基辛格的世界观,尤其是他对世界危险和德国、俄罗斯等侵略性大国危险的看法。在另一方面,他深信像他这样的领导人可以影响历史进程,他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思想家。

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席午宴。(2022年12月1日)
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出席午宴。(2022年12月1日)

基辛格常常出语悲观,先天下之忧而忧。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施瓦茨说,“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说,在学术界中,悲观永远比乐观更认为睿智。”他认为,基辛格潜心造就了这样一种悲观者英明的印象。

百岁高龄之上,基辛格仍才思敏捷,常常跻身热门议题的最前沿针砭时弊,月旦世界安危。人工智能或尚处蹒跚起步阶段,但依基辛格之见,ChatGPT之类的自然语言处理程序的强大潜能将改变人类对现实的认知,知识也将被重新定义。

在步入人瑞期颐之年之际,他对世界最为悲观和英明的忠告莫过于对世界末日的暗示。核武器虽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来,那仍在可控范围,对人类来说,数倍于此的灭顶之灾是人工智能等的科技进步。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第一次有能力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段内自我毁灭,”基辛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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