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樊东宁的「六四特别节目」,我实际上是准备了一个讲稿的,但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我其实没捞上讲几句,稿子里大多意思,并无机会讲出来,只好在节目之后,贴上脸书来。 】
Q1 请教苏晓康先生:您当年在广场上与学生谈话,被中共指控为学运的「幕后黑手」,最后被香港的「黄雀行动」所营救,如今34年过去,怎么看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习近平的极权盛世,是不是戳破了西方认为经济发展就能走向民主的神话?六四对中国与世界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答:第一、中国的「八九」学潮,其实就是一场更早的「阿拉伯之春」,它启动了所谓「苏东波」浪潮,即共产制度圈内苏俄东欧部分解体,并良性渐进至新的民主政体的建构,提供了「和平转型」的成功范例,
但是「八九六四」以失控、镇压告终,在本土恰好启动了权贵专制(市场列宁主义)为特色的另一种新制度的建构,并且出现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政治、精神、社会、环境皆遭严重破坏,代价极为高昂。
第二、八九学运也彻底颠覆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教条。学生请愿静坐绝食,和平理性非暴力,北京甚至出现「小偷罢偷」,全民道德空前纯净,一个民族出现她最神圣的瞬间,却仅仅由于一个人,即邓小平的拒绝,化为乌有;这个政权,连它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总书记,都拒绝镇压学运,但是结果却是一场大屠杀。这些极端的不合理,是一个制度的意外昏厥,还是一个文明的内在本质?
第三、用坦克机枪对付这么温和的学生,与深谋远虑、卧薪尝胆的对付西方,在智力、谋算上完全不对称,这也颠覆了常识;大屠杀之后,中共遵照邓小平「韬光养晦」谋略,大开国门,向西方献上廉价劳力和生态资源两大「厚礼」,这样卧薪尝胆的韬晦,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学潮发生之初?学运明明没有向中共要政权、自由、民主,只是要求对话而已;
第四,逻辑荒谬,例如邓小平用发展经济来挽回屠杀导致的统治合法性缺失,然而这两者是不能交换的,邓小平就是农民观念,只要让中国人吃饱饭,再有点钱,这个政权就不会倒,这么荒谬的「前现代」设计,居然大获成功——中国经济起飞、民间岁月静好、中共手里掌握两个百万亿——究竟是中共的政策好,还是亿万人民勤劳苦干,已经分不清楚,而所谓富裕,则是贫富崩裂,社会公正消失。
第五、邓小平的「开放」,也诱惑西方打开「最惠国待遇」和「世界贸易」两扇大门,而中国从不遵守协议和规定,不仅不给中国「廉价劳力」基本人权,也盗窃西方技术,两厢占便宜,铸成世界第一经济体,却是一个「数码列宁主义」,比毛泽东中国从苏联抄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大大升级一步。
在邓小平设计下,中共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他的韬光养晦之下,欧美不是养祸遗患?
在中共的高科技监控、数码集权之下,民众不是连韭菜都不如?
在经济大幅增长了三十年之久,中产阶级不是更加朝不保夕?
已经「红薯换蒸馍」的农民,蜗居在大都市边缘,不是再也回不了家乡?
扛着上面六个老人的小伙子,房子妻子孩子要得了一样吗?
这都是用「六四」换来的。
Q2 请教苏晓康先生:原本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改变方式。一种是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种是渐进改良,过去也曾经有过告别革命的呼声。六四34年过去,这两股思潮现在是否出现消长或变化? (六四34年之后,中国是否又走到了革命前夜、呼唤辛亥革命的时刻?)
答:「六四」三十四年了,还要去谈它的伟大意义、成败得失吗?因为当下中国面临的,是一个更加紧迫、爆炸性,甚而尴尬的大问题:革命前景,也就是最近几年民间一直在议论的「辛亥迷思」,说它迷思、尴尬,是因为自从六四屠杀以后,中国一直被「保守主义」思潮所垄断,思想界弥漫的一直是所谓「告别革命」,连大师级人物也不能置身其外,我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从八九年以来批判「激进主义」的余英时教授,在其晚年重新诠释「辛亥革命」的意义,乃是在中文话语中被彻底忽略的一个重大现象,甚至直到今天依然余温不绝的「余英时热」中,也绝少有人提及他这一晚年痛苦和大声疾呼……
2011年秋,余先生与北京《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访谈《回首辛亥革命》,是近来他极精彩的谈话,国内封杀,却被董桥欣赏而刊登于《苹果日报》。我这才找来阅读,果然把所谓「晚清变革」、「辛亥意义」捋得一清二楚。近十几年,『反「反传统」』渐成主流话语,进而对「辛亥推翻皇权」作负面诠释、否定孙中山已成时髦,一个替代的说辞,即「西太后亦做了改革」堂而皇之成立,却是为中共今日「不改革」辩护。哪知「批判激进主义」的大师,率先肯定「辛亥」、否定「晚清变革」、极言「满洲党」不肯改制才诱发革命,进而肯定革命并非「暴力」,甚至「军阀割据」才有多元空间而生出「五四」,比比皆历史洞见,非「大师」不敢言也。
但是中国政局出现的惊变,是这个政权第一次遇到的对手,不是陈胜吴广,也不是海外民运,而是一个流亡富豪郭文贵,美国之音龚小夏的一次访谈在一个小时之际被掐断,后来明镜陈小平对他的专访,在YouTube(油管)上,整个网站遭到中国当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报道称这是youTube的服务器首次被黑客瘫痪。
国内自由化知识分子,皆称郭文贵为「天神天兵天将」,杀伤中共体制前所未有,亦可见民间与体制力量对比之悬殊。
王军涛三十年前就有一句话:「精英要与痞子赛跑」,居然让看到了一个「痞子」,也印证了他三十年前的预测,然而,这回却是痞子让精英五体投地。
再回到「辛亥迷思」上来,我当然不认为爆料可以爆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集权,然而,中国民间不可能期待「陈胜吴广」是肯定的了,但是难道连「孙中山」也无可期待了吗?
Q3 请教苏晓康先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在习近平当局极力抹灭六四记忆、清洗历史、使出文革复辟的洗脑监控手段,六四要如何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与精神存在,继续影响下一代? (继续书写、继续发声)
答:讲一点回忆,2001-7-15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有一个文革讨论会,听众提问之中,一个少年问:那会儿是谁在指挥红卫兵?还有个女大学生模样的侃侃而谈:你们说得那么具体干吗,怎么没有理论高度的分析?等我上去发言,我就说我才发现,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们在谈三十岁以下的人再也不懂的一件事情了,是一桩在年龄上有不可逾越之界限的事件,而且他们不懂,已经无法描绘清楚细节的历史事件是没有理论可以提炼的,我还讲,中国文革至今未能成为人类共同记忆(universal memory),如犹太人的Holocaust,原因很多,但等到这些暴虐细节被彻底遗忘干净之后,文革可能会以另外的解读被重建起来,那是老毛就可以借尸还魂了。
中共不清算文革,也造成了他们的灾难,因为邓小平就是认为柴玲他们,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这是六四大屠杀的一个根本原因,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的后果。所以习近平为了提升他的政权控制力度,就想倒退到文革,想学毛泽东。
八九以来,中共竭力封锁历史、抹杀记忆,使八九六四成为一个空白,所以后来的年轻人不知道天安门曾发生了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邓小平是谁,当然更不知道赵紫阳、柴玲了。我注意到,犹太人拒绝遗忘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讲故事,他们在最有效的空间,比如电影里讲大屠杀、集中营的故事,很容易就把它们变成普世记忆,跨越了“文化屏障”和国际的边界,使得犹太人的经验,变成普世的经验;法国人也是如此,使非法语的读者可以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电影和书籍。
而“中国的经验”,甚至不能在中文领域里传播,不能穿越台湾海峡,台湾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陆发生了什么,繁体中文里没有关于简体字里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两边是隔绝的,就像那个海峡。
(来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