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又到了,各路大侠纷纷出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原本以为不会热闹的的话题,没想到异常火爆。
问题来了,如果只是我们这些亲历者关心这件事,我们的后人不知道,或者不关心,那是个令人伤感的事情,至少那些人的血是白流了。
据我所知,国内的孩子们不可能了解六四;身在国外的这些海二代们,会流利讲中文的都不太多,你让他们有兴趣关心六四,也不太容易。
刚给我家儿子打完电话,他正准备与他的老师一起参加一场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削减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我想的是,医疗资源本来有限,如果花在非法移民身上的过多,那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公民。
由于通话前正在六四版的“血染的风采”,我们的谈话自然又说起了六四。如何对他们讲六四,是个犯难的事,既不想把六四讲成“血流成河”,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母国及执政党造成一个及其恶劣的印象、产生阴影;也不想把34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说得风平浪静。这一点我认为,即不要粉饰,也不要掩饰,在淡化血腥气的基础上,尽量实话实说。
三十四年前,自己20出头,比现在我儿子还年轻,正在读研。虽然那时的身份是学生,但颇受“重用”。每日白天在医院出门诊,不可能分身。医大的一附院在市中心,远离校本部,除了公卫学院外,无其它相关单位。医学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且多数不关心时事,所以单位附近冷冷清清。每日下班后,都骑车几公里,那里有两所著名的大学:工大和建工学院。两所学校很近,而且远比医学生活跃。
在工大和建工学院门口,每日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又有很多的讲演者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主张。“美国之音”和BBC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时候,收音机也不是每人都有,手机那更是闻所未闻。为了方便同学、路人和参观者,大学宿舍的不少窗户打开,将收音机放在了窗前。这样国外及港台的信息,随时就可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确实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那些天,自己处于一种莫名的情绪亢奋状态,每日奔波于医院和工大之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时的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觉得“美国之音”和BBC句句是真理。特别是,有那么几日主要街道被封锁,自己和朋友走在没有汽车的宽阔大街上觉得非常舒畅,从来没过有的轻松感。
参加过几次大游行,记得从省政府出发,至松花江边,距离很远。队伍长达数公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家情绪及激昂,但又井然有序。非常巧的是,大家当时唱的歌,也是“国际歌”。
事情落幕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负面的情绪中转移出来。一天,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诊室。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他是工大众多讲演者中最出色的一位,讲演时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次再见到他,昨日的风采已烟消云散,显得非常颓废。原来他是来开病假条的,最近实在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想休一段时间。自己人微言轻,别的忙帮不上,这一点还是可以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的自己说不出的伤感,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86年那次学潮,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工作。同伴们每日高谈阔论,恨不得插翅飞到合肥、上海、北京。而一位同伴的父亲当时正好在场,他告诉我们,他非常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不会参与。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对待这类问题,我们持什么观点?虽在国外,但我现在的观点却接近那位同伴的父亲。一是尽量不要参与这类活动;如果实在忍不住,参与也行,千万别带头。原因只有一个,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与政府叫板,目的不但达不到,通常也没有好果子吃。
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更有智慧。
来源:赵大夫话室